大学之所以要承担面向社会和公众的科普责任，首先与 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大学在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地位有关。 英国科学社会学家约翰·齐曼（John Ziman）在2000年出版的 《真科学》一书中，提出了“后学院科学”的概念，认为科学历 经数百年的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和 科学技术的研究方式发生重大革命，原来那种封闭于象牙塔 里追求纯粹知识目标的“学院科学”被“后学院科学”替代，后 学院科学拥有集体化、极限化、效用化、政策化、产业化、官僚 化等重要特征，科学研究课题的规模越来越庞大，越来越需 要更多科学家的集体协作，科学研究也越来越被用来为整个 经济发展创造财富，越来越被国家等经费的提供者操纵，且 不得不与原来不屑的产业相结合^[3]。

作为科学社会学家的齐曼敏锐地感觉到了科学技术领 域发生的巨大变化，但科学技术领域的变化实际上还远不止 于此。进入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全面进入“大科学时 代”，特别是随着新科技革命的爆发，科学技术不仅在微电 子、新材料、信息、生物及航空航天技术等一系列领域实现了 重大突破和快速发展，而且在社会生产、管理与生活各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推动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成为推动 生产技术进步、改造传统产业、促进新兴产业产生的基本动 力，经济社会发展也被导引到“科技驱动”的轨道上来，经济 社会面貌和发展模式在科学技术推动下发生深刻变革^[4]。

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密切，促进了科学技术 知识创造、传播、应用的规模不断扩大，给科学技术的传播普 及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社会能够利用各种传播渠道和手 段，快速高效地传播扩散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科学 家群体的知识创新，服务于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应用，服务于 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了解和理解。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 许多科技发达国家都给予科普以高度的重视，纷纷制定政 策、采取措施、加大投入，支持科普事业的发展，推进科学教 育的改革，加强科普设施的建设，组织科技节、科普周等重大 科普活动，着力于提升公民的科学素养。美国在1985年启动 了旨在提升全体美国人科学素质的“2061计划”，1994年提出 的政策报告《为了国家利益的科学》也将“提高全民科学素 质”列为发展科学事业的五大“国家目标”之一。

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的一些负面后果 也引起了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担忧与疑虑，原来对科学技术满 怀敬意的公众似乎被某些不安的情绪所笼罩，对待科学的态 度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生 物工程（如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信息技术等快速发展的 领域，关于科学技术与生命健康、人类尊严、社会伦理、个人 隐私关系的激烈争论持续不断。于是，英、美科学界掀起了 一场倡导科学共同体、大众传媒、工业部门、学校教育共同促 进公众对科学技术理解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运动的基本 目标是让公众能够在认同科学技术实际功用和社会价值的 同时理解科学的局限性以及风险和不确定性^[5]。

科学技术与社会、与公众关系的变化，迫使原来处于象 牙塔里的“学院科学”向社会和公众开放，通过组织开展各种 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实践活动，向社会和公众传播普及 科学技术，满足公众获取科学技术知识、了解科学技术发展 的需求，帮助公众认识科学的价值和作用、理解科学技术的 局限性和可能的不确定性，推进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和公众 的交流对话，回应公众的担忧或疑虑，以便赢得社会和公众 对科学研究的支持，推进科学技术问题上的公众参与^[6]。科 学技术发展提出的科普要求，当然并非仅仅针对大学（还包 括科研机构等），但由于大学在当代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方 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必须承担科普的重要责任。

如果大学在科普方面放弃了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 能与社会一道面向社会和公众传播、普及、扩散科学技术，将 科学技术知识和成果及时输送给社会和公众，增进公众对科 学技术的理解，促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从而改善科学技术与 公众的关系，影响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整个科学技术事 业发展的基础都可能会受到直接的影响，大学的科技专业招 生和科研资源也会受到某些冲击。大学在当代科学技术体 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大学在面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科 普要求时，不能置身事外。这是源于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而 产生的大学科普动力因素。

大学与科普需要结缘不仅仅基于上述原因，同时也与大 学的职能扩展有关。19世纪初，德国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 堡以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办学理念创建柏林洪堡大学，使柏 林洪堡大学成为现代大学的开端。教学和研究的结合与互 动促进了大学的转型与发展，特别是促进了一大批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的产生。自此之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成为大学 的两大基本使命，教学和科研成为大学的两项基本任务。进 入20世纪，社会服务作为大学“第三职能”的问题成为社会热 议的话题。1904年，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范·海斯 （Charles R. van Hise）提 出 了 著 名 的“威 斯 康 星 理 念” （Wisconsin idea），系统阐述了大学服务于社会的目标和理 念。“威斯康星理念”受到世人称赞，也得到广泛传播，不仅促 进了美国大学的全面发展，也为美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做出了 贡献。

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的理念实际上在19世纪的美国就 已经出现，美国当时的“赠地学院”（即州立大学系统的前身） 就是基于服务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推广的目标而大量创办 的。到20世纪下半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是大学 三大基本职能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传 统大学把大学视为追求学术与学问的世外桃源，强调学术的 自由与自治，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大学职能扩张是以打破大 学的传统封闭状态、面向社会开放、加入“科技—社会”互动 进程、增强社会服务功能为特征的，无论是在教育教学和人 才培养方面，还是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大学开始变 得更加关注社会的需要与产业的需求，为社会服务、为经济 服务也逐渐成为大学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大学为社会服务当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利用大 学拥有的科学技术资源为地区经济产业服务、向公众传播普 及科学技术应该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面向社会和公众传 播科学技术（科普）因而也被许多人认为是大学教学科研之 外的“第三任务”。例如在瑞典，1977年的“大学法”就明确提 出了所谓“第三任务法案”，要求大学除了教育和研究这两大 传统义务外，要向公众传播科学研究信息，其基本理由是对 于民主社会来说，让公众意识到科学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是 极为必要的^[7]；在法国，1984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令”为高等 学校规定了4项任务：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科学研究、传播 文化和科技信息、国际合作。法国将传播文化和科技信息列 为第三任务的基本理由是，20世纪以来的科学研究快速增 长，科学技术已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人类生活和共同意识之 中，传播文化和科学技术信息对国家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高等学校需要参加科普工作，利用一切渠道和社会交流^[8]。

在大学三大职能或三大任务的框架下，大学实际上具有 了双重角色，不仅在科学知识生产上起主导作用，而且也是 将科学知识传播给公众的核心力量^[7]。因此，20世纪80年代 之后，欧洲许多国家都强调大学在科学与社会互动中以及公 众理解科学中的作用，大学不仅被期望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 发动机，而且成为知识型社会中的知识传播者。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除了教学与科研这两项传统使命之外，服务科学 与社会的互动、面向公众传播科学技术，作为大学第三项任 务被提到大学的议事日程。积极参与社会的科普工作，积极 组织开展各种科普活动，增进公众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服 务大学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服务职能，是大学基于自身职 能扩展而发展科普工作的一种内在动力因素。

除外部、内在两大动力因素外，大学科普还涉及一些特 殊的动力因素。例如，在西方科技发达国家，利用科普树立 大学形象、获得社会认可、吸引优秀生源、赢得更多资源就是 大学科普的一类特殊动力因素。20世纪以来的大学科研具 有了“大科学”的特征、大学教育也具有了“大教育”的特征， 教学科研较以前都需要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的人力、设施、 设备等资源投入，这给大学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资源压力。但 与此同时，西方许多国家也出现了年轻人选择科学技术专业 和职业的愿意和兴趣不断下降的问题，理工科专业难以吸引 更多优秀生源，科研岗位难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年轻人不 愿选择理工科专业，直接影响到了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注册人 数，让理工科专业面临巨大的财政问题；而科研队伍难以吸 引和找到优秀青年人才，直接影响到大学的研究活动。

正是在这样的特殊压力之下，许多大学（无论公立还是 私立）都开始积极尝试通过组织开展各种面向公众和中小学 生的科普活动，向社会展示大学的科学研究，改善公众对科 学课程的印象，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技术的热情，这已经成 为西方许多大学积极参与科普的直接动因之一。欧盟2000 年启动的针对各成员国公众理解科学活动开展情况的调查 得出的结论^[7]认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积极参与公众理解科学 活动有两个重要原因：

1）年轻一代对科学和技术研究兴趣的下降直接影响到 大学各项研究活动的开展，大学必须通过增加公众理解科学 活动，重新唤起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激发他们的热情。例如 在比利时，许多大学为吸引更多生源进入各个科学系科、获 得更多公共资源、增加大学研究基金，积极组织开展或参与 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甚至许多大学专门设立科学传播机构负 责面向社会和公众的科学传播工作，将科学传播作为招徕生 源的重要手段^[9]。

2）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众要求研究人员对公共经费 使用情况做出解释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要求接受公共基金 的研究人员解释他们做了什么、做这些为什么重要。在公众 看来，如果大学只是从事研究工作，而不将他们的研究成果 公布于世，也不解释这些研究成果对社会的普遍性影响，是 令人无法接受的。面对压力，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和科学团 体也呼吁研究人员积极参与科学传播、增进公众理解科学、 推进科学社会对话。例如，仅英国国会和政府相关机构自 2000年就先后发布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公众》、《开放的 渠道：科学技术中的公众对话》等多个强调推进科学对话的政策报告。

来自社会、公众、大学财政的压力成为西方许多大学积 极参与科普工作的特殊动力因素。而在中国当前体制下，满 足政策要求可以被看作是影响大学科普的一个特殊动力因 素。例如，中国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等 学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功能；2002年颁布的《科普法》 明确提出了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普责任；2006年颁布的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对高等院校科普提出了明确 要求；科学技术部等7部委出台的《关于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 会开放开展科普活动的若干意见》就大学向社会开放开展科 普活动问题做出具体规定；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高校开展科学普 及工作、提高公众科学素质。这些法规和政策要求尽管符合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大学职能扩展提出的基本要求，但在中 国相当多的大学还没有将科普视为大学基本任务的情况下， 可将这些要求视为促进大学科普的一种特殊动力因素。

大学是专门提供高等教育并进行科学研究的专业化组 织，是培养高层次和专业化人才的重要基地，是科学技术知 识和资源最集中和最丰富的机构之一，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已 成为国家推进科学技术发展、进行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原始 创新的主力军之一。相比于其他社会组织，大学拥有体系化 的科学技术学科和专业资源、数量巨大的项目和成果资源、 极其丰富的科学技术各领域知识资源。丰富的知识蕴藏在 大学师生的头脑中，蕴藏在研究项目、科研成果中，蕴藏在教 材、著作及研究论文中，不仅有丰富的科学技术基础知识，也 有丰富的科学研究前沿知识。

例如，2012年度，中国科研人员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 16.47万篇，其中高等院校达到13.68万篇，占全部论文的 83.06%；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收录的52.77 万篇国内科技论文中，高等院校作者的论文达到33.79万篇， 占全部论文的64.0% ^[10]。根据教育部相关统计，在国家自然 科学奖、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 目）中，高等学校获奖比例2011年度分别达到63.9%、70.7%、 74.3%，2012年度分别达到58.5%、71.4%、70.4%，2013年度分 别达到66.7%、69.1%、69.3%，2012年度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项目、2013年度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项目均出 自高等学校^{[11, 12, 13]}。拥有如此丰富的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前沿 知识、研究信息，大学完全可以在科学普及方面扮演关键性 角色。

大学同样拥有丰富的科研及服务设施资源。第一类设 施是各种科学技术研究设施，如各类科研实验室、研究中心 以及大型科学仪器、装备等，其中包括许多国家级科学实验 室和科学研究基地。这类设施服务于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 前沿工程技术研究，是大学科研的前沿阵地和基础设施，但 其中相当部分可以成为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的科普设施，成 为公众获取科学技术知识及感受、体验、理解科学研究的场 所。第二类设施是服务科研和教学的辅助性设施，如各种工 程中心、技术中心、观测场所、图书资料中心、成果展览室、学 生创新基地、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基地及科技类博物 馆、标本馆、陈列馆、植物园等。这类设施同样可以通过开放 成为公众接触科学、获取知识的场所。

在中国，得益于国家和地方的长期投资建设，大学的教 学和科研资源日渐丰富，教学和科研条件日渐改善，不仅可 以满足本校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需要，也可以成为面向社会 和公众开放并进行科普的场所和基地。开放这些设施有助 于提高大学设施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助于扩展大学的服务功 能，提升大学的影响力。特别是大学的科技类博物馆、标本 馆、陈列馆、植物园、野外观测场所等场馆场所，应该在满足 学校教学科研需要的同时，有组织地对社会开放。近年来， 大学教学科研设施开放的问题已引起政府部门和高等学校 的重视，2006年科学技术部等部门专门出台《关于科研机构 和大学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活动的若干意见》，要求科研机 构和大学面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活动，许多大学也主动通过 校园开放日等活动面向社会开放大学的教学科研设施。

大学同时也是科学技术专门人才最为集中的社会组织， 拥有数量巨大的科学技术人才队伍，特别是拥有大批掌握科 学技术知识、熟悉科学技术发展、教学科研经验丰富的教师 队伍。据教育部《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2 年度，中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442所（含独立学院303所）， 其中本科院校1145所，高职（专科）院校1297所，研究生培养 单位达534个；高校专任教师为144.03万人，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总值达到2935.37亿元^[14]。中国大学数量巨大、学科齐全、资源丰富，教师队伍庞大、规模巨大、拥有丰富的科技知识和教学经验，完全可以成为科普领域的一支大军。

大学拥有的另一类人力资源是在读学生。据教育部 《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度，全国招收 研究生58.97万人，其中博士生招生6.84万人、硕士生招生 52.13万人；在读博士生28.38万人，硕士生143.60万人；本专 科共招生688.83万人，在校生2391.32万人，本科全日制在校 生平均规模为13999人^[14]。在校学生虽然在知识丰富程度和 水平上无法与教师相比，但拥有更大的数量规模，特别是高 年级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已经历了相对系统的专业 学习，拥有了运用专业知识解决问题的一定能力，完全可以 利用所学专长服务于科普，成为大学科普的一支重要力量。

丰富的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研究资源、设施资源构成了 一个相对完整的资源体系，使大学在科普方面可以做到“自 给自足”，独立开展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科普活动。事实 上，大学不仅拥有丰富且自成体系的“硬”资源，而且还拥有 丰富的科普“软”资源。例如，大学教师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科 研经验、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获取新 知识的热情、大学校园内浓厚的科技氛围和学术氛围等，这 些资源要素在组织开展科普活动、增进公众理解科学的过程 中，同样能起到重要的科普作用，发挥独特的科普价值。

当代科普已经远不是人们原来理解的那样普及一些基 础的科学知识，中国《科学素质纲要》对科学素质的界定就包 括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 神、具备运用科技处理实际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等多 方面内容。澳大利亚学者T.W.伯恩斯等对“科学传播”的当 代定义也强调，科学传播要“使用适当的方法、媒介、活动和 对话来引发个人对科学的这样一种或多种反应：意识、愉悦、 兴趣、意见、理解”^[15]。当代科普需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激 发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意识、愉悦、兴趣，增加公众对科学技术 的认识和理解，全面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

大学拥有的科普软资源可以对提升科普效果、提升公众 科学素质产生多方面的价值和作用。例如，大学教师拥有的 教学经验被运用于科普活动，有助于提升科普活动的效果； 大学教师的创新意识、探索精神、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热情， 有助于感染参与科普活动的公众，激发公众的兴趣和热情 等。大学拥有各类科学技术专业、课程、设施，拥有各种科学 技术研究项目、创新活动，科技氛围浓厚，只要走进大学，科 技便无处不在，公众在这样的环境中能直接感受到科学技术 的丰富内容；大学还有良好的学术氛围，师生思想活跃，有各 种讲座沙龙活动，这样的氛围也有利于激发公众对科技问题 的思考，提升公众参与科学对话的意愿。

1）参与科技活动周（日/节）。包括两种基本形式，一是 作为参与者参与政府部门和科技团体等机构举办的科技周 （日/节）活动；二是作为举办者独立举办或与其他机构合作举 办这类科普活动。在欧美等国家，大学一直是国家或地方举 办各类科技节、科学周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许多大学也独自 或联合其他机构共同举办这类科技节、科学周活动。在参与 或组织这类科普活动的过程中，大学会组织面向公众的科普 讲座、科学实验、设施开放活动，举办面向中小学生的科技活 动项目等。欧盟OPUS项目报告就介绍了欧洲许多大学开展 的这类科技节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部举办的“科技活动 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举办的“全国科普日”及政府部门、地 方政府、科技团体举办的各种群众性科普活动中，大学也是 重要的参与者，但中国目前鲜有大学独立或联合举办这类科 普活动的案例。

2）参与社会的科普服务。有作为参与者和作为举办者 两种基本形式。例如，大学组织教师和学生深入企业、社区、 农村地区进行科技宣传、技术推广、科学普及。近年来，中国 许多大学组织师生到社区、企业、农村举办科普报告会，开展 科技咨询，进行科普宣传；也有不少大学利用暑假组织教师 和学生参与政府部门组织的科技下乡活动，组织研究生及大 学生科技实践团队深入企业农村开展科技服务。利用暑期 组织青年教师、大学生、博士生组成科技服务实践团，近些年 来已经成为中国许多大学一种经常性、有特色的科普工作 形式。

3）教学科研设施开放。科研教学设施开放是大学科普 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大学科普工作的重要手段。开放的设施 包括科研实验室、实验基地、研究中心等科研基地及科技类 博物馆、图书馆、科技成果展示场所等服务设施等。大学开 放教学科研设施，可以为社会和公众（特别是中小学生）提供 接触、体验、学习、探索科学的场所和机会，公众可以通过参 观利用这些场所设施，获得科技知识和信息，感受科研的过 程和特点，增加对科学的了解和认识，增长自己的见识和兴 趣。教学科研设施开放已成为科技发达国家许多大学科普 工作重要组成部分，依托这些设施举办的许多科技活动受到 中小学生和公众的欢迎。中国近年来也有不少大学利用校 园开放日活动开放部分教学科研设施供公众参观。

4）组织各类常规科普活动。利用大学拥有的科技资源和科普优势，组织开展各种常规的科普活动，是大学科普的 另一种重要手段。例如，在校内或校外举办面向公众的科普 报告或讲座；与中小学校结成“对子”，组织师生到中小学校 辅导中小学生开展课外科技活动，参与中小学课外科技兴趣 小组活动；学校师生在课余时间到科普设施（如科技馆等）进 行志愿服务，到社区为居民提供科普服务等。国外许多大学 都非常重视通过组织开展这类科普活动（特别是面向中小学 的科技教育活动），推动学校的科普工作。张增一等^[16]就系统 分析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展的这类科普活动（公众科技传 播项目）。

从开展科普活动的地域特征看，“请进来”和“走出去”可 以说是大学科普的两种主要形式^[17]。“请进来”主要指大学在 校园内或周边地区直接利用大学资源或场所面向社会公众 开展科普活动。例如，利用学校所属的科研设施（如科研实 验室等）、服务设施（图书馆等）、科普基地（如展览场馆等）等 场所资源，面向社会公众或中小学生组织开展各种科普活 动；利用教学科研队伍和成果资源，开展科技竞赛和科学探 究活动，吸引中小学生走进大学课堂或科研实验室等。在这 种“请进来”的科普方式之下，大学可以组织开展各种形式和 特点的科普活动项目。

“走出去”主要指大学组织师生走出校园，到科普场馆、 中小学校、居民社区、公司企业、基层农村等开展科普活动。 例如，选派领导、教师、学生参加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开展的 各种主题科普活动；动员师生到科普场馆或社会科普机构作 科普志愿者，到中小学去指导青少年科技活动，到社区举办 科普讲座或科普咨询；组织师生（特别是研究生）组成科技文 化服务队、科技服务实践团，到工矿企业、基层农村、边远地 区开展科技服务、科技咨询活动等。大学拥有数量巨大的师 生队伍，也有寒暑假这种可以利用的弹性时间，组织师生走 出校门到企业、学校、农村开展科普服务，既可以让师生利用 所长奉献社会，也有助于师生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增长才干。

在与媒体组织、科普机构合作的科普方式中，大学与媒 体组织、科普机构是合作关系，例如大学相关部门、学院或师 生与大众媒体组织、出版机构、网络平台、科普机构合作撰写 出版反映科技发展、解释科学知识的科普文章或科普读物， 制作反映科技、自然内容的影视作品，利用网络平台开设科 普内容的博客、微博，或者接受媒体或科普机构委托，设计、 研发科普作品、科普产品、科普展品等。在这种科普方式中， 处于科普前台的可能是媒体组织、科普机构或师生，大学是 隐藏在幕后的参与者，但大学拥有的丰富科技内容资源被转 化成了传播普及的内容，因而也是大学科普的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