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纵横捭阖·
文明与支撑文明的环境
人类的文化经历了由自然文化、民族文化向科学文化的演进，而人类的文明也经历由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演进过程。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和美丽中国的伟大历史任务中，探讨文明和支撑文明的环境的关系，是当前科学界的重要科研课题。 人作为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既具有生物生态属性又具有社会生态属性。人类对环境的生物生态适应的趋异性，造就了世界上不同的人种和不同的体质形态；人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则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而文明则是某一地域文化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的全过程，或者把它理解为文化的地理、时间、空间的三维进程。由于环境的多样化，人类的文化也是多样化的，它们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在对地球环境的生态适应过程中，人类创造了文化来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展文化以促进文化的进化来适应变化的环境。随着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尖锐化，为了使环境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化的方向发展，人类必须调整自己的文化来修复由于旧文化的不适应而造成的环境退化，创造新的文化来与环境协同共进，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文化，也是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先进文化。 有的历史学家把地理比作历史的左眼和右眼、文明的太阳和月亮，把地理称为“是历史的哺育之地和教养之家”。以地理因素为主的自然环境在人类早期文明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自然环境的优越、水源的便利和有利耕作的肥土，特别是形成古文明时期地球环境中干旱的威胁，使自然环境优越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中国，都成为了人类古文明的摇篮。这些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作为文明在“儿童时代”的成长基地，作为社会自组织过程产生的自然背景，是历史的必然。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逐步减少，文明一经形成，人类就开始把自己生存的摇篮编织得更大，甚至可以从摇篮中走下来，依靠人类的智力，攀登文明进步的高峰。但是，不管人类文明如何进行，不管是古文明的摇篮，还是现代文明的居地，都依赖于人类生存的环境。 在探讨人类古代文明与环境关系的过程中，有人曾用这样的话来勾画一些古文明的消亡：“ 文明人跨越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这是一句较夸张的话，但用它来形容某些古文明的消亡，却是再生动不过的了。人类创造的农业文明曾经使地球上出现了一个个辉煌灿烂的古文明，如古巴比伦文明、地中海的米诺斯文明、腓尼基文明、玛雅文明、撒哈拉文明等，后来，那里原本充满绿色底蕴的土地变成了黄色的沙漠，人类也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文化——农业方式的牺牲品。辉煌文明已不复存在，是文明屈服于自然的威严，还是人类与自然的步调不一致？  关于文明消亡的真正原因，中外学者，众说纷纭。许多历史学家把古文明消亡的原因归咎于战争和统治者的荒淫，而古代的战争往往是以争夺土地和土地上丰厚的自然资源为目的，它不可能把一个辉煌的文明全部销毁。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很少有人注意到与文明相依存的生态环境。 探讨文明与支撑文明环境的关系，可以看到，某一地区的社会文化与环境组成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通过文化对环境产生生态适应，并达到一种动态平衡，而文明则是人类在保持与环境平衡的前提下不断进步的一种状态。当支撑某一文明的环境发生变迁，人类可以通过文化的进步和更新，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来适应新的环境，这样，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明得到延续和发展。反之，当原有的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并且缺乏进步和更新时，就会造成生态破坏，产生生态危机；当变化了的环境已经支撑不了这一地区文明的时候，文明便衰亡了。只要支撑文明的自然资源还存在，文明就只是统治者或统治民族的更替、朝代的变迁而已。因此，真正使一个古代辉煌的文明彻底消亡的原因，是支撑这个文明的自然资源的彻底破坏。当然，战争和其他方面诸多的因素，可以加速支撑文明的自然资源的耗尽。 人类创造的农业文明使地球上出现了一个个辉煌灿烂的古文明，但由于古代人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认识环境与其支撑的文明之间的关系，因此随着人类早期农业对土地的不合理利用，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态学的原因，使环境遭受的破坏超过了他们居住环境的再生能力的限度，古代的文明最终走向消亡。人类的历史证明，古文明的衰亡往往发生在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较简单，文化比较单一，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特别是环境结构简单、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不丰富、地域较小的文明地区。 人类历史是最好的镜子。回顾历史，展望将来，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今天，我们应清楚地认识文明与支撑文明的环境的关系，让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历史不再重演，绝不走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老路，发展循环经济，使文明和支撑文明的环境高度和谐，让有限的资源永续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注：本文参考文献主要来自本人专著《生态学的归宿——人类生态学》（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文明的生态学透视——绿色文化》（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人类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文/周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