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更 多地体现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上的竞争， 而经济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根植于科技 水平的发展，因而科技发展水平是当代 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战略性前提。 针对科技尤其是高科技的战略规划，大 多数国家都开展了技术预见活动来形成 本国的中长期科技发展部署。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APEC)对技术预见的定义是： 对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未来长期发展 进行的系统探索过程，目的是选定可能 产生最大经济、环境与社会效益的通用 新技术和战略研究领域。技术预见在近 几十年的实践中产生的成果也是显著 的，例如，日本在1994年对之前开展的技 术预见的实现率进行评估，发现有64% 的技术预见已完全或部分实现[1]。

1. 技术预见及其理论基础

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第1 代技术预见，起源于技术预测，主要是政 府组织技术专家进行研讨。第1代的技 术预见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形成 的，当时美国和前苏联作为世界上仅有 的2个超级大国，各自掌控一大批从属国 和相应的资源。这个时候，资源对这2个 超级大国来说是相对无限的，因此，在发 展科技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基本不加控 制地加大投入，尤其是在双方对抗的高 峰期，都希望在科技和军事上领先对 方。美 国 科 学 研 究 与 发 展 办 公 室 （OSRD）前主任万尼尔·布什关于研发活 动的线性模型理论指出，基础研究是应 用研究等的先导，加大研发投入，就一定 会有产出，就会不断对美国的国防、经济 等输出繁荣和财富。因此，第1代的技术 预见主要是基于布什线性模型理论的一 种社会契约论，即科技以其长期在综合 国力发展上累积的信誉与社会订立“契 约”，而社会则依据此“契约”向科技进行 投入，以期待更多的产出。第2代的技术 预见以日本为代表，开始于20世纪70年 代。日本进行的技术预见，主要基于资 源配置稀缺理论。日本由于自身自然资 源匮乏，大部分物资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因而，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日本在各方 面尤其关注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从而最大化地利用资源，使其发挥最大效益。 在科技发展上，日本也是侧重有限的优 先领域，这就使得发源于美国的技术预 见活动在日本进行符合国情的发展，并 不是无限地在所有领域全面投入，例如 日本的贸易出口品中绝大部分是机电类 产品（开展技术预见并实施十几年后的 1987年，日 本 的 机 电 产 品 出 口 占 比 74%）。实际上，在人口不断增长，而不 可再生资源不断减少的状况下，不少国 家也采用日本模式的技术预见，更加关 注有效的、有限的合理科技投入。到了 20世纪90年代，技术发展预见一般认为 进入第3代，依托的理论主要是社会建构 论。社会建构论更加强调技术与社会之 间的交互关系，即不仅仅是技术推动社 会进步，社会也在技术的抉择和发展中 产生作用，参与技术的创新过程或者塑 造过程，而不是之前理论认为的技术与 社会之间的二元分立[2]。

2. 技术预见的关注焦点

从技术预见关注的焦点来看，第1代 技术预见仅仅是政府组织科技专家讨 论，仅仅关注技术的内在推动力，并不关 注技术投入后产生的经济效益，这与当 时的时代背景是吻合的，主要是一种综 合国力的竞争，尤其是在冷战时的国防、 军事科技上的竞争。第2代技术预见关 注的焦点，在考虑技术的先进性的同时， 也考虑市场因素，即关注投入后获得的 经济效益，强调要实现技术与市场的有 效互动，按产业需求、经济需求的结构确 定优先投入领域，在参与讨论者方面，除 了有政府与科技专家外，也引入产业界、 经济界专家。第3代的技术预见关注的 焦点已经不仅仅考虑技术的内在推动力 和经济效益，而是更加关注整个社会的 发展需求，考虑技术发展中的各种因素 及其社会实践之间互相的影响，因此参 与的讨论者中也包含了社会中其他各界 人物，技术预见的目标是为解决一系列 社会发展问题提供政策性建议。

3. 技术预见的新发展与中国的对策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受自 然的反作用。在技术预见的几代发展 中，关注社会的同时，也越来越需要更加 关注人类活动尤其是各种科技与经济发 展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笔者曾经指出， 新一代的技术预见的理论基础中应该有 行动者网络理论[3]，将技术发展中所能面 对的非人的自然环境等作为行动者加入 技术预见的战略规划与实施中。在工业 化发展的过程中，各国都曾经遇到环境 治理的问题；在前3代技术预见的过程 中，对此关注的力度都尚有不足，这给本 土自然环境带来非常大的破坏。例如， 英国污臭的泰晤士河水、1952年被雾霾 笼罩的伦敦等都与经济发展中忽视环境 保护有关。目前，在雾霾由中国北方向 南方扩大的趋势中，人民群众更加关注 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技术预见更加迫 切的需要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介入。在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选择下一代的 技术战略发展时，需要全程关注自然环 境的治理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