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前两部著作《利维坦和空气泵》和《真理的社会史》一脉相承，哈佛大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夏平（Steven Shapin）认为，今天的科学家和17世纪时期的科学家一样，其德性在科学活动中举足轻重。而那些认为今天的科学发展要更多地依赖科学共同体而非个人的活动、遵从集体主义的程序正义而非个人创造的独特性、倚重公认的客观方法而非个人德性等种种想法，只不过是学院派人文学者不切实际的抽象和拔高罢了。夏平不仅对20世纪以来科学活动的实际生活进行了刻画，而且对当下正在发生着的科学活动进行了现象学、人种志（Ethnography）式的详尽描述。其所以如此，就是要纠正人们对科学家的错误认识，并展现科学活动的原本状态。一句话，夏平要对整个科学事业进行现象学还原。

Steven Shapin. The Scientific Life: A Moral History of A Late Modern Vo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29

在夏平看来，科学家生活方式的变化，既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科学生产的组织形式相关，又与某些学科新的发展契机相联系。然而，由于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对科学的理解，大多还停 留 在“默 顿 范 式”（Mertonian para⁃digm）之内，这就使得人们在看待科学时，总是从“象牙塔之巅”望过去，使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科学的实际发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使得人们总是以学院科学为圭臬，对当下科学研究的现实评头论足。但无论你愿意与否，现实科学生活都真实地存在着。与人们的传统认识相比，现实科学生活的特性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其一，企业同样是科学研究的重镇，企业里的科学研究并不与默顿规范相冲突。通常人们认为，大学里的科学研究是“基础研究”，企业科学研究则是“应用研究”，它只不过是学院科学研究的延续或补充。然而夏平认为，这种说法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两方面的质疑。一方面，人们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划分本身就是武断的。另一方面，现实情况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企业里的科学研究因其成就卓著，而被政府视为推动整个国家利益的重要力量。实际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的绝对值远远高于大学；在企业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远远大于大学里的同行。

其二，科学与技术的区分日渐缩小，技术科学开始出现。随着科学技术之间界限的消融，类似“无缝之网”的科学技术复合体出现了，这就是“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正 如 尼 尔 森（K.Nielsen）在《我们从未是那样的科学家》中所说，夏平借用拉图尔（B. Latour）创造的这个技术科学概念，希望自己在谈到当下科学生活的时候，能够像拉图尔一样避免对科学和技术、自然和文化进行主观、武断的区分。同时，夏平想要说明：科学、技术之间已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其三，走出象牙塔，企业家式的科学家角色的形成。“企业家式的科学家”从科学家当中分化出来，他们不仅仅是公正无私的“真理的代言人”，同时还是“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将神圣的“为科学而科学”和世俗的“赚钱”两项迥然不同的活动完美结合在一起，而成为科学家当中伫立潮头的“新派男女”。

其四，除了知识生产，新式科学家还直接从事成果转化。企业家式的科学家的活动范围已不再局限于实验室和“象牙塔”之内了，他们走向了社会。现在，既然科学成了一种“职业”，既然普通人接受训练就可以成为科学家，既然做一名科学家和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无关，因此，当下的科学家和社会当中任何普通人一样，并不讳言自己对金钱的渴望。他们认为，通过开发自己的研究成果而获得的经济效益，是自己工作的正常延伸和合理回报。

其五，不确定性增强，新式科学家的德性愈发重要。在技术科学研究和技术科学知识转化的整个过程中，最显著的特性便是其“不确定性”。人们无法预知研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出现，无法预知究竟哪些知识产品能够被转化为有形产品，也无法预知哪些商品能够给他们带来预期的回报，一切均处于不确定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够帮助当事人作出判断的，除了自己的感觉之外就是人的德性。夏平用大量篇幅力图证实如下命题：知识的命运取决于知识生产者的德性；在科学活动中取得成功的首要原则是“和有德性的人打交道”。一言以蔽之，尽管发生了诸多变化，然而，科学之“魅”一如既往；科学家的“德性”依然重要。

在《科学家的生活》中，夏平不止一次地声明，他对当下科学生活的描述，既不是出于其有意对这种生活方式加以褒扬，也不是有意对其贬抑。作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史学家，夏平竭力做到对真正的科学生活和活生生的科学家进行人种志式的人类学记录，而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好恶。然而，只需稍稍浏览夏平以往的著作和那些同样对当下科学生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就不难发现，夏平只看到了他愿意看到的方面，而轻描淡写地将那些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Conflicts of in⁃terest）和“义务冲突”（Conflicts of com⁃mitment）等问题一笔带过（详见文剑英，王蒲生：《 科技与社会互动视域下的利益冲突》，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夏平只是选择性地记录了他愿意记录的方面，而对那些背后隐藏的问题视而不见。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家的生活》是有偏见的人种志，毫不为过。同时，因其无视科学哲学研究的基本结论、将市民社会中人们交往的习俗视为科学家的美德等显而易见的错误，夏平《科学家的生活》也受到了阿盖西（J.Agassi）等人毫不留情、一针见血的驳斥。至于其是否实现了开篇时所述的2个目的、其细节性描述和主题之间的关系等疑惑，夏平并不愿意直接回答，他似乎更愿意看到人们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