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自己的工作单位负责组织学术 报告会。每次组织讲座，总是精心挑选 报告人，有时还会与拟邀请的报告人共 同商讨演讲题目，甚至对报告人的PPT 提意见。因此，我确信自己安排的学术 报告质量不会差。每次报告会上发放的 调查问卷结果也表明：听众对报告满 意。但遗憾的是，每次报告会之前，我都 要为听众人数可能太少而担心。直到听 众人数达到了我心目中预设的“临界规 模”（并非总能达到），我才长舒一口气。

不禁回忆起自己听讲座的往事。学 生时代，我属于听讲座的“疯狂”一族。 大学期间的一个暑假，我碰到一位中学 同学，他当时就读于南京大学。他绘声 绘色地叙述了他在本校听的讲座，报告 是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一位华人学 者作的。当时，我对这位同学羡慕极了， 因为我就读的工科院校很少有人文知识 讲座。没想到多年后，机缘巧合，我竟与 这位报告人成为好朋友。

我当时所在的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 究所曾与当时的北京化工学院（现在的 北京化工大学）共用一个校园很多年。 从我读研究生开始到1987年初，我一直 学习、工作、生活在北京化工大学校园 内。因此，有机会听这里的讲座。有一 个晚上，北京化工学院学生会邀请著名 指挥家卞祖善来校普及交响乐知识，我 闻讯赶去时，大教室早已坐得满满当当， 没有座位，我就站在教室最后，身体贴着 墙听完了精彩的报告，那时的心情真是 畅快无比。

读研究生期间，有一部分课程（如西 方经济学）上课地点是在玉泉路的中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而我们单位的位置在 和平街北口，二者之间路程颇远，但我们 却能做到从不缺课。上课期间，有时候 能看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讲座通 知，于是，我和同学会专程赶到玉泉路听 讲座。我们曾经骑自行车穿梭于两个校 区之间，实在太累，后来改乘公交车，还 是需要较长时间。想起自己曾经求知若 渴的心情，我经常感慨：求学岁月，为了 听精彩的讲座我们愿意两地跋涉，现在 把高水平的报告人请到家门口，居然没 有多少人响应，真是可惜。

后来，我们单位搬到了现在的位置 ——复兴路15号。20世纪80年代有一 阵子，我国科学学研究的先驱者赵红州 老师（已故）和蒋国华老师每周日在玉渊 潭公园内的望海楼宾馆举办学术沙龙， 我常常参与。听两位老师高谈阔论，是 无比美好的享受。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研究所成立 后，一开始其临时办公地点在我们单位 附近。该所经常组织讲座，我也去听 过。有一次，一位外国人（科学哲学家） 作报告，当时配有一位翻译。那位翻译 与我素不相识，偶然间他发现我懂英语， 在报告休息时对我说：“ 我要去美国大使 馆办签证，时间紧急，剩下的报告你帮我 做口译吧，拜托了！”我无法拒绝这个诚 恳的请求，就答应了，在政策所做了一次 口译。

那些年，到底听了多少讲座，我已经 记不清了。但是我听讲座必做记录，便 于长时间消化、思考。报告人的精彩思 想，大部分都转化成了被我吸收的营养， 永远积淀在我的精神和血液里。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武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