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元旦。这一天意味着我们已 经进入了数九寒冬。但天气也不是那么 冷，至少当我在室外走动的时候，空气不 是那么冷，也没有记忆中冬天那种嗖嗖的 寒风。这当然有气候学和气象学方面的 原因。其实，在植物园里，我们仍然可以 看到花儿像在春天一样竞开斗艳。在海 南三亚，甚至在比昆明、广州、深圳靠北的 南方城市里，仍然有鲜花在盛开。

不知你想过没有——今天我们无论 在城市还是乡村看到的极大多数花儿，都 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人类劳动和思想的印 子。它们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偶然，当我 们真的在自然界看到奇花异草时，就会无 比高兴。当然，勇敢的人们还能看到天山 上的雪莲花。

回望人类社会，我们身边同样充满了 时代的气息。中国的2014 年元旦是由 “嫦娥”和“玉兔”打开帷幕的。在报春的 大合唱中，谁都可以板着手指头数说出一 串串我们时代的傲人科技成就来。

就是我们自己，不也是时代的产物？ 当我们回顾这几年豪迈的脚印，我们不妨 找点时间想一想：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或 者说，时代给予我们的最深刻烙印是什么？

说来你也许不相信，对于个人而言， 我们身上最深刻的时代烙印是学位制 度。轻易从学位体系中退场的人，失去的 不只是一张学位证书，你放弃的恰恰是我 们时代最最鲜艳的色泽。你环顾四周，在 科技界、教育界……在各个界别，那些领 军人物、骨干、冲锋在前的新生力量，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点：学位。没有学位而又承 担着重要责任的时代精英们，正在一个一 个地由消逝的历史迎走了。

走在历史的主流之中是人生最富价 值的事。人们常说，是雄鹰就应该有自己 的高度。但遗憾的是新中国从成立那一 年起，走过了多年个人没有这种“高度”概 念的岁月。今天的许多人，依然属于那样 的历史，他们的人生，少了一份时代的幸 福，少了一些“花儿”的鲜艳。这只能怪我 们仍处于一个落后的社会。

我在26、27岁之前的岁月，其实也生 活在那样的岁月之中。新的曙光是在 1978年升起的。但是，历史得从1977年 说起。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 放之间，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2 个时 代。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 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 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但 恢复高考的意义远不止此。那一年，邓小 平第3次复出，自告奋勇抓教育和科技工 作。这以后的时间表是这样记录的：8月 1日，邓小平同2位领导谈话，中国科学院 的方毅和教育部的刘西尧。8月4日因邓 小平的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 座谈会，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 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 到。作为这一系列会议的结果，10月12 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 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 复高考。这就是人们口口传诵的“恢复高 考”，当年冬天有570万考生涌向考场。但 是，我并没有参加这次考试，因为我此时已 经在高校：北京工业学院。由于考生的规 模如此之大，历史深深地记住了这一年和 这一事件。但是，不该忘记的是，当时国务 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2个，另一个即《关于 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这是一个 更加值得我们重视的文件。因为这个文 件，我们离新曙光的出现不远了。

翻开历史的一页，有时确也不同寻 常，1977 级大学生虽然参加了新中国历 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但实际上是 1978 年春季走入大学校门的，而研究生 招生，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我参加 了考试，最初班上有几位愿意报名的，但 最后只有我确实报了名。资料显示，1978 年5月5日全国有63501名考生走进了不 同的考场。结果，10708名考生录取为研 究生。北京工业学院这年招收了39名研 究生，在校生有3人录取，我是其中之一。 虽然被录取了，可以说，没有一位录取的考 生会想到毕业时会有硕士、博士的头衔，中 国教育史还没有翻到这一页。这同样轰动 的事件使曙光的升起越来越加快了。

不是没有人想到翻开这一页。1954 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 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 度。1957年草案完成，但碰上了“反右” 运动。1961 年，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聂 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 成，又赶上了“文革”。1979年是这个历 史大事动“真格”的年份。人们回忆到，建 立学位制度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科院院 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 上作了批示。此后《学位条例》经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于1981年1月1日开 始实施。不同寻常的是，当时，作为《学位 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 没有出台。

人们真正没有想到的是，2年后，当 第一批博士诞生时，新中国以国家的名义 举行了授予学位的典礼。1983年5月27 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 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 典礼就在这里召开。而实际上，接受博士 学位的人数会让你吃惊，一共18位。但 他们代表了历史。他们的名字值得我们 记住：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 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 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 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其中，6名 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2 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

翻开这一页历史是十分重要的，新中 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从此有了人才方面 的制度性保证。今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已经或正在获得这样的学位，并献身于所 学专业。有人可能没有想过，为什么辛亥 革命前后，中国要用新教育彻底埋葬科举 制？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有一天，看到 一份资料，这才豁然明朗：现代教育体系 是工业化的基础。想一想吧，封建社会没 有工业，当然科举制就足矣。科举制只是 一味为朝庭培养能帮皇家干活的人。这么 说来，把接受教育看成是“升官”、“发财”和 出人头地的渠道，是两千年来流传的意识， 在新时代就不该有了。中国要有现代化， 就要办现代教育。当中国要走向强国时， 学位制度就必不可少。今天的改革开放， 处处看到人们对高学位人才的渴求，这正 是学位制度的初衷。顺便说说，我得到博 士学位比这18位博士晚。1983年12月， 我通过答辩，从英国回到北京工业学院。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一首十分优 美并且深情的电影歌曲，感动着一代又一 代的中国人。歌中用祖国情、家乡情、爱 情和友情，揭示着生活和社会的真谛。我 今天用花儿来比喻中国的学位制度，就是 为了让我们记住这样一个道理——“花儿 为什么这样红”！（本文资料来自2013年 10月22日《北京日报》文章：“中国博士诞 生记”）

文/冯长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