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
肠道传染病(intestinal infectious disease,IID)是由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多种病原生物引起的常见传染病,包括痢疾、伤寒和副伤寒、病毒性肝炎及霍乱等[1]。肠道传染病是全球性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在亚、非及拉地区尤为严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资料显示, 全球5岁以下儿童每年死于肠道传染病者约500万人左右,发病约(7.5~10)亿人次, 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未完全解决, 例如美国、日本等国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 :H7肠炎的严重流行即可说明这一事实[2]。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肠道传染病迄今依然是急性传染病中影响群众生活生产最普遍的一类疾病。为了解当地农村地区肠道传染病的影响因素,于2016—2018年选取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为研究现场,以问卷调查形式获取相应信息,丹东市农村环境卫生调查中居民生活方式进行调查并结合实际情况, 提出相应对策,为人群健康干预提供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按照整群抽样原则,纳入对象按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和人口等因素进行选点。在东港市范围内,按照东西南北中点位,每年在相应点位随机选取5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4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选择5户家庭为本次调查对象。2016—2018年,共调查300户家庭。
1.2 调查内容包括病媒生物密度处置情况、户厕与粪便无害化处理情况、垃圾丢弃和污水排放情况、家庭饮用水类型及饮水习惯、饭前便后是否洗手、厕室及厨房是否有蝇蛆以及近两周家庭成员新发肠道传染病人次数。
1.3 调查方法于2016—2018年,在每年7—11月,通过问卷访谈及现场观察等方法进行。
1.4 质量控制正式调查前进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情况完善调查问卷,调查人员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人员组成,调查前经统一培训。调查结束后开展现场督导检查、复核问卷,对录入数据逐级审核。数据处理、筛选后进行比对和逻辑校对,确保资料准确性,以便进行统计学分析。
1.5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和筛选,所有符合调查要求的数据通过《全国农村环境卫生监测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录入,数据经过三级审核后,应用SPSS 22.0软件进行分析。农村肠道传染病发病的影响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回归系数、P值、OR值和95% CI,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调查点基本情况调查点共涉及15个乡镇,60个行政村,41 720户。调查点三年间除四害28户,占比0.07%(28/41 720),其中灭鼠10户、灭蝇6户、灭蚊6户及灭蟑螂6户。调查点大部分住户具有独立厕所,共有卫生厕所(厕屋有墙、有顶,清洁、无蝇蛆、无臭,贮粪池不渗、不漏、密闭有盖,适时清出粪便并进行无害化处理)33 802座。达不到卫生厕所要求的即为非卫生厕所,非卫生厕所7 627座,卫生厕所覆盖率81.02%(33 802/41 720),调查点生活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是填埋,约占65.00%(39/60)。86.67%(52/60)的垃圾收集方式是以定点堆放为主,51.66%(31/60)的调查点随意排放生活污水(表 1)。
指标 | 分类 | 数量 |
厕所类型/户 | 卫生厕所 | 33 802 |
非卫生厕所 | 7 627 | |
无厕所 | 291 | |
除四害/户 | 灭鼠 | 10 |
灭蝇 | 6 | |
灭蚊 | 6 | |
灭蟑螂 | 6 | |
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村 | 填埋 | 39 |
焚烧 | 6 | |
统一回收 | 6 | |
其他 | 9 | |
生活垃圾收集方式/村 | 定点堆放 | 52 |
统一收集 | 8 | |
随意排放 | 31 | |
生活污水排放情况/村 | 明沟 | 21 |
暗沟 | 8 |
2.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300户,0.72%(300/41 720),男性204例,女性96例,男女比例为2.1 :1。年龄以≥60岁年龄组最多,124例(41.33%),其余各年龄组病例数依次为(45~59)岁年龄组120例(40%),(30~44)岁年龄组52例(17.33%),(15~29)岁年龄组4例(1.33%)。①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以农业为主,共145例(48.33%),其次是外出劳工和其他,分别占比30.00%(90例)和16.33%(49例)。以工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最少,占比1.3%(4例)。调查对象中丢弃垃圾于垃圾箱/池(249例,83.00%)为主,其次为丢弃于房子的固定点(49例,16.33%),0.67%(2例)的调查对象随意丢弃垃圾(表 2)。
指标 | 分类 | 数量/例 |
性别 | 男 | 204 |
女 | 96 | |
年龄/岁 | 15~29 | 4 |
30~44 | 52 | |
45~59 | 120 | |
>60 | 124 | |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 农业 | 145 |
外出务工 | 90 | |
工业 | 4 | |
畜牧 | 12 | |
其他 | 49 | |
垃圾丢弃点 | 垃圾箱/池 | 249 |
房子固定点 | 49 | |
随意丢弃 | 2 |
2.3 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以调查对象最近两周是否出现肠道传染病作为因变量,以影响因素(性别、饮水类型、饮水习惯、饭前便后是否洗手、厕室内是否有蝇蛆、厨房内是否有苍蝇)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模型系数及拟合优度,饮水习惯设置哑变量,具体分级及赋值见表 3。
研究因素 | 赋值方法 |
性别 | 男性=1,女性=2 |
饮水类型 | 井水=1,集中式供水=0 |
饮水习惯 | 生水=0,开水=1,瓶/桶装水=2 |
饭前便后是否洗手 | 不洗=0,洗=1 |
厕室内是否有蝇蛆 | 有=1,无=0 |
厨房内是否有苍蝇 | 有=1,无=0 |
最近两周是否发生肠道传染病 | 是=1,否=0 |
2.3.1 性别因素
300例调查对象中,男性204例,其中发生肠道传染病26例(12.75%),178例未发生肠道传染病;女性96例中,19例发生肠道传染病(19.79%),77例未发生肠道传染病。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发生肠道传染病的比例高于男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10,P>0.05),提示性别不是肠道传染病发生的影响因素。
2.3.2 饮水类型因素所有调查对象中,饮用井水者93例,其中出现肠道传染病26例(27.96%)。饮水类型为集中式供水者207例,19例发生肠道传染病(9.18%)。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饮用井水者发生肠道传染病的比例高于饮用集中式供水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6,P<0.01),提示饮用井水可能是肠道传染病的影响因素。
2.3.3 饮水习惯因素72例调查对象饮水习惯以食生水为主,其中发生肠道传染病15人(20.83%),饮水类型喝开水者为210例,26人发生肠道传染病(2.38%),饮水类型喝瓶/桶装水者为18例,4人发生肠道传染病(22.2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调查对象饮用瓶/桶装水发生肠道传染病的比例高于饮用生水和开水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639,P>0.05),提示饮水习惯不是肠道传染病发生的影响因素。
2.3.4 洗手因素所有调查对象中,饭前便后不洗手为105例,其中发生肠道传染病15人(14.29%),饭前便后洗手为195例,30人发生肠道传染病(15.38%)。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饭前便后洗手者发生肠道传染病的比例高于饭前便后不洗手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614,P>0.05),提示饭前便后洗手与否不是肠道传染病发生的影响因素。
2.3.5 厕室蝇蛆因素调查对象中,厕室内有蝇蛆为228例,其中新患肠道传染病36例(15.79%),厕室内无蝇蛆为72例,9人发生肠道传染病(12.5%),63例未发生肠道传染病。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厕室内有蝇蛆者发生肠道传染病的比例高于厕室内无蝇蛆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1,P>0.05),提示调查对象厕室内蝇蛆不是肠道传染病发生的影响因素。
2.3.6 厨房苍蝇因素所有调查对象中,120例调查对象厨房中发现苍蝇,23.33%(28/120)发生肠道传染病。180例厨房中苍蝇数为0,其中发生肠道传染病17例(9.4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厨房中有苍蝇者发生肠道传染病的比例高于厨房无苍蝇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88,P<0.01),提示厨房无苍蝇可能是肠道传染病发生的保护因素(表 4)。
研究因素 | 标准误 | χ2值 | P值 | OR值 | 95%CI | |
下限 | 上限 | |||||
性别 | 0.43 | 0.01 | 0.92 | 0.96 | 0.41 | 2.23 |
饮水类型 | 0.36 | 15.64 | < 0.01 | 4.16 | 2.05 | 8.43 |
饮水习惯(生水) | - | 2.78 | 0.25 | - | - | - |
饮水习惯(开水) | 0.71 | 0.07 | 0.79 | 0.83 | 0.20 | 3.33 |
饮水习惯(瓶/桶装水) | 0.66 | 1.29 | 0.26 | 0.47 | 0.13 | 1.72 |
洗手 | 0.38 | 0.92 | 0.34 | 1.44 | 0.68 | 3.05 |
厕室蝇蛆 | 0.43 | 0.12 | 0.72 | 1.16 | 0.50 | 2.71 |
厨房苍蝇 | 0.36 | 10.88 | 0.001 | 3.23 | 1.61 | 6.49 |
注:“-”为无数据 |
2.4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饮水类型、厨房苍蝇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调查对象是否发生肠道传染病为因变量,结果显示,近两周患肠道病组中饮水类型为井水的概率是未发病组的4.205倍。厨房有苍蝇是肠道传染病的危险因素(OR值=3.25,P=0.001;表 5)。
研究因素 | 标准误 | χ2值 | P值 | OR值 | 95%CI | |
下限 | 上限 | |||||
饮水类型 | 0.345 | 17.3 | < 0.01 | 4.21 | 2.14 | 8.27 |
厨房苍蝇 | 0.349 | 11.4 | 0.001 | 3.25 | 1.64 | 6.43 |
2.5 2016—2018年三年间肠道传染病占比的比较
调查对象中,2016年发生肠道传染病13例13.0%(13/100),2017年发生肠道传染病20例20.0%(20/100),2018年发生肠道传染病12例12.0%(12/100),经R×C列联表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肠道传染病包括细菌性肠道传染病、病毒性肠道传染病及原虫引起的肠道传染病。经查阅文献,我国研究农村肠道传染病影响因素的文章较少。肠道传染病很常见,每年影响英国约25%的人口,估计每年对经济、个人和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成本为15亿英镑[3]。肠道传染病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故该病可谓社会性疾病,农村经济越落后越易发此病,肠道传染病重者合并寄生虫病感染,增加农村居民医疗负担,常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本研究选取丹东市东港市15个乡镇60个行政村3年的样本量,男女比例为2.1 :1,经Logistic回归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肠道传染病发生与饮水类型及厨房苍蝇有关。说明在农村地区,仍然有很大一部分农户饮用井水,井水微生物指标极易超标,更易受到农药渗透、地下水污染、生活及工业污水排放、寄生虫等污染。苍蝇是肠道传染病重要的传播媒介,农村常见的家蝇、大头金蝇、丝光绿蝇、丽蝇及麻蝇属于杂食性蝇类,即广泛摄食人的食品、畜禽分泌物与排泄物、厨房下脚料及垃圾中有机物等。它们对于糖、醋、氨味和腥味具有极强的趋向性,故极易带来饮食污染。另一个方面,农村厨房的环境卫生状况差,食物缺少较好的储存条件(如冷藏柜),食物容易腐败变质,导致苍蝇滋生,加之厨房垃圾丢弃不及时等都会吸引苍蝇大量繁殖。本文研究其他影响因素如食生水、厕室内蝇蛆、饭前便后洗手情况与近两周肠道传染病的发生无关,可能原因是被调查者存在羞涩心理,不愿回答明知是错误的行为方式,影响了调查结果。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发展中国家,80%的疾病是由于不卫生的水与恶劣的环境卫生条件造成的[4]。印悦等[5]研究者得出饮用井水影响新发肠道传染病的发病率,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张亚娟等[6]的研究显示及时洗刷餐具是肠道传染病发生的保护因素,及时洗刷餐具可以减少厨房苍蝇的滋生,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蒙进怀等[7]的研究结果显示居民肠道传染病发病率与生活饮用水水质有关,加强农村居民饮用水集中供应管理, 可以减少水性疾病发生,与钟格梅的[8]研究一致。农村改水改厕可降低肠道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建议政府应加大改水改厕资金的投入。以上研究表明采取集中式供水,加强厨房卫生状况(减少苍蝇密度)能减少农村家庭肠道传染病的发病。
本次调查表明饮水和厨房卫生对农村肠道传染病的发生有影响。集中式供水有专门的消毒、过滤及洗刷设备,减少水质微生物数量,进而减少肠道传染病的发生,卫生安全的饮水对居民肠道传染病的发生起到保护作用。建议农户应做好厨房卫生,菜板生熟分开,及时清理厨余垃圾,消除苍蝇滋生环境,同时加强农村卫生知识宣传力度,强化饮用水卫生安全管理。
[1] |
付志智, 吕炜, 徐悟哲, 等. 2004-2013年广西法定报告甲乙类肠道传染病流行特征分析[J]. 应用预防医学, 2014, 20(6): 332-336. (In English: Fu ZZ, Lü W, Xu WZ, et al. Analysis of the charateristcs of the category A and B intestinal infectious diseases in Guangxi between 2004 and 2013[J]. J Appl Prev Med, 2014, 20(6): 332-336. DOI:10.3969/j.issn.1673-758X.2014.06.004) |
[2] |
魏承毓. 我国肠道传染病的基本状况与防治对策[J]. 中国临床医生, 2001, 29(6): 6-8. DOI:10.3969/j.issn.1008-1089.2001.06.004 |
[3] |
Adams NL, Rose TC, Hawker J, et al.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infectious intestinal disease in the community:a longitudinal study (IID2 study)[J]. Eur J Public Health, 2018, 28(1): 134-138. |
[4] |
陶勇. 中国农村饮用水与环境卫生现状调查[J]. 环境与健康杂志, 2009, 26(1): 1-2. |
[5] |
印悦, 蒋先雁. 四川省2016年农村家庭卫生与发病情况调查[J]. 中国农村卫生, 2017(13): 40-42. DOI:10.3969/j.issn.1674-361X.2017.13.025 |
[6] |
张亚娟, 郭玉明, 陶辉, 等.某市郊区农村居民卫生习惯与肠道传染病关系的探讨[C]//2011年全国环境卫生学术年会论文集.深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中华预防医学会环境卫生分会, 2011. http://cpfd.cnki.com.cn/Article/CPFDTOTAL-ZHYF2011010010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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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蒙进怀, 秦景新, 周磊. 柳州市居民生活饮用水水质和水性疾病调查研究[J]. 中国卫生工程学, 2007, 6(6): 352-354. (In English: Meng JH, Qin JX, Zhou L. The investigation of drinking water quality and water-borne diseases in Liuzhou city[J]. Chin J Public Health Eng, 2007, 6(6): 352-354. DOI:10.3969/j.issn.1671-4199.2007.06.013) |
[8] |
钟格梅. 我国农村改水改厕及其对控制肠道传染病效益评价进展[J]. 环境与健康杂志, 2007, 24(11): 927-929. (In English: Zhong GM. Benefit of water supply and latrine improvement in control of intestinal infectious diseases in rural areas of China[J]. J Environ Health, 2007, 24(11): 927-929. DOI:10.3969/j.issn.1001-5914.2007.11.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