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的历史及大气污染与健康问题的变迁
郭新彪     
北大公共卫生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配合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国家加快进行了城市规划的制订、执行和调查工作。在新建和扩建城市的功能分区和工业企业选址上,亟需提出相应的卫生学要求,为工业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的同时,减少对居民区的大气污染。1950年,我国翻译和介绍了前苏联的《苏联工厂设计卫生标准》,并以此为基础于1956年制订了《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101-56)。该标准是我国第一部涉及大气环境质量的国家标准,规定了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最高容许浓度19项。经试用、修改后于1962年正式颁布《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J 1~62),对当时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和城市预防性卫生监督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之后,我国陆续在一些地区开展了针对工厂周围大气污染对居民健康影响的调查。例如:1963年对我国东北某铝厂的调查发现,与对照区相比,在工厂周围居住儿童的尿氟含量、氟斑牙率以及鼻咽部炎症患病率显著升高[1]

进入20世纪70年代,我国政府对工业生产所致的大气污染更加重视。原卫生部于1971年发出《关于开展工业“三废”对水源、大气污染的调查的通知》。国务院于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上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份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提出“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造福人民”的24字环境保护方针。同年,我国颁布了第一个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工业“三废”排放标准》,对一些大气污染物规定了排放限值。这个时期,全国各地针对大气污染对居民健康影响的调查进一步深入,关注点从局地的点污染向区域性的面污染扩展。北京、上海、南京和平顶山市的调查发现,城市污染区儿童的上呼吸道疾病患病率显著增加。北京、沈阳、抚顺和辽阳市的调查显示,与对照区或污染轻的季节相比,在污染区或污染重的季节,儿童的肺功能显著降低[1]。这个时期,大气污染所致的烟雾事件在一些地方出现,其急性健康危害也引起了重视。1978年1月,兰州市区大气中二氧化硫的日平均浓度为(0.43~1.72) mg/m3,飘尘为(1.1~3.5) mg/m3。之后对市区10家医院住院病人中因呼吸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统计表明,与上一年同期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一倍,死亡者多为10岁以下的儿童以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2]

1979年,我国对《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进行了修订,将居住区大气中有害物质最高容许浓度项目增加到了34项。这个标准是当时制定我国环境保护规划,落实工业“三废”治理项目和指导“三同时”设计的依据,同时也是各级环保部门评价环境质量和检查环境工程设施效果的依据。同一年,我国参加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主持的全球环境监测系统,在北京、上海、沈阳、西安和广州等5个城市设立环境卫生监测站。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统一要求,这些城市开始进行大气中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两项指标的监测。

根据原卫生部《1978—1985年全国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的安排,1980—1981年由原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负责,全国有关省市卫生防疫站、医学院校和科研机构等60多个单位参加的大气污染与人体健康关系的调查在全国26个城市开展,涉及人口5 000万。这次调查获得了以下主要结果:①我国当时的大气污染类型以煤烟型为主;②所调查城市的大气飘尘的超标率为93%,苯并[a]芘超标86%,二氧化硫超标29%;③市区大气污染的程度较严重,居民的肺癌死亡率高,大气污染程度与肺癌死亡率的分布一致[3]

1980年,原卫生部颁发了《全国环境卫生监测站暂行工作条例》,在全国19个省、市防疫站环境卫生科或职业病防治院(所)的基础上,建立起环境卫生监测站,专门从事环境监测工作,为大气质量监测基础条件和技术队伍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我国首次发布《大气环境质量标准》(GB 3095-82)。该标准对总悬浮颗粒物、飘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光化学氧化剂(臭氧)制订了浓度限值,且每个污染物的标准均分为三级。

1987年,我国颁布了主要针对工业和燃煤污染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大气质量标准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87年和1989年,我国又分别修订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中大气中铅和飘尘的卫生标准。铅的日平均最高容许浓度修订为0.0015 mg/m3,飘尘改为可吸人颗粒物(PM10),大气中的日平均最高容许浓度修订为0.15 mg/m3

尽管污染特征仍然是以燃煤型为主,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大气污染的区域性问题日渐突出。与此同时,我国在大气污染与健康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引起国际上的关注,与国外机构和学者的合作交流日益活跃,一些采用先进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前瞻性和前沿性研究在我国开展,提升了我国大气污染研究的国际影响。例如: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在北京开展了大气污染对医院门急诊短期影响的研究[4];在北京开展了空气污染与出生结局的出生队列研究[5];在广州、武汉、兰州和重庆四城市开展的空气污染与儿童健康研究中,测定了PM2.5、PM2.5-10和PM10及其元素组分的污染水平[6]

时隔14年,我国于1996年对《大气环境质量标准》进行了第一次修订。修订后的标准改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96)。在原有6种污染物限值的基础上,增加了二氧化氮、铅、苯并[a]芘、氟化物的浓度限值,并将飘尘改为可吸入颗粒物, 光化学氧化剂改为臭氧。2000年,我国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96)进行了修订,取消氮氧化物指标,同时对二氧化氮和臭氧的浓度限值进行了修改。2002年,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十三条规定,我国修订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修订后分为两个标准: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和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原标准中涉及的环境卫生标准部分不再进行规定。

我国大气污染的区域性复合污染特征在进入21世纪后初步显现,城市机动车污染控制进入了议事日程。特别是,2008年和2010年先后举办的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对空气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国家和地方实施了一系列的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极大地改善了会议期间的空气质量,也推动了一大批大气污染健康影响方面的科学研究,为我国大气质量改善以及相关标准的修订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7-8]。我国也从这个时期开始,成为国际上大气污染控制及其健康影响研究的“主战场”和中心之一。

2012年,为推进我国大气质量的改善,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我国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再次修订。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调整了环境空气功能区分类,将三类区并入二类区;增设了细颗粒物(PM2.5)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调整了PM10、二氧化氮、铅和苯并[a]芘等的浓度限值;调整了数据统计的有效性规定。为使大气质量标准更加反映我国的实际情况,满足我国大气污染控制的需求,生态环境部于2018年又发布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修改单,调整了标准中不同污染物的监测状态。

近年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大气污染控制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发布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提出了全面实施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管理,促进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进一步说明空气质量标准的重要性。2018年,全国生态保护大会召开,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生态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路线图、任务书、时间表,将蓝天保卫战排在了攻坚战的首位。2019年6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从国家层面指导未来十余年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意见中特别指出,要实施健康环境促进行动,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控制环境污染相关疾病。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生态环保部以及国际研究资助机构等的巨资资助下,国内外的环境暴露科学、环境流行病学、临床医学家以及毒理学家密切合作,采用世界最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正在我国全国范围开展着涉及不同研究设计、不同效应终点以及不同追踪或观察时间的调查和研究,为阐明大气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提供进一步的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我国大气质量标准的制修订与时俱进,及时地应对了当时的大气污染与健康问题,起到了有效保护公众健康的作用。我国的大气污染与健康研究,也以验证性或前瞻性的方式,在标准的制修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今后,我国大气质量标准的修订不但要满足我国自身的需求,还应立足于区域或全球环境的高度,依据充分的科学依据,为修订国际空气质量基准和标准提供中国方案,提升我国在全球环境健康标准制定上的话语权和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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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X, Li BL, Huang HY. Air pollution and unscheduled hospital outpatient and emergency room visits[J]. Environ Health Perspect, 1995, 103(3): 286-289. DOI:10.1289/ehp.9510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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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X, Ding H, Ryan L,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air pollution and low birth weight:a community based study[J]. Environ Health Perspect, 1997, 105(5): 514-520. DOI:10.1289/ehp.9710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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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复盛, R. S. Chapman等著.空气污染对呼吸健康影响研究[M].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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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新彪, 杨旭主编.空气污染与健康[M].湖北: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DOI: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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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新彪
我国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的历史及大气污染与健康问题的变迁
环境卫生学杂志, 2019, 9(4): 30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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