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 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和河流健康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准确评价环境问题状况并识别优先保护区域已经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于流域生态环境敏感性问题和河流健康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了评价流域生态环境状况, 分析环境敏感性地区分布情况, 确定优先或重点开展环境保护的区域, 进行生态环境敏感性分析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
生态环境敏感性系数概念是指生态环境系统对于人类活动干扰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反应程度, 用以说明所研究区域发生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能性大小及难易程度(欧阳志云等, 2000).其研究一般采用实地考察调研的方式, 同时也可以结合先进的遥感技术和GIS等手段, 获取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资料和数据.
目前有许多学者使用该方法对相关研究区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宋晓龙等(2009)基于GIS下的网格分析, 结合相关调查, 对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生态敏感性评价.陈卓雅等(2015)运用GIS技术采用因子叠加方法, 对河南信阳新县的生态敏感性进行了分析.Barbara等(2017)结合生态质量评估与GIS方法, 提出了生态景观质量评价(IELQ)方法对波兰的Roztocze和Solska森林区域进行了评估, 取得了较为客观的结果.
河流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发展必需的水资源, 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但随着城市的发展, 人们对于河流系统的干扰日益增加, 破坏了河流自身的形态和生态系统, 影响了河流系统的健康.目前国内对于河流的评估主要集中在对河流系统健康的评估.最早的河流健康定义从生态系统角度出发. Schofield等(1996)认为河流健康指与相同类型的未受干扰的河流的相似程度. Meyer等(1997)综合考虑河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提出健康河流应涵盖生态完整性和人类价值. Simpson等(1999)提出河流的健康状态应该等同于受到干扰前的原始状态, 研究主要强调生态系统健康性; 后续的研究表明河流健康概念的定义在囊括自身特征的同时, 还需要考虑其对人类社会的服务功能(李浩宇等, 2013).国内赵彦伟等(2005)对城市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剖析, 提出了基于水量、水质、水生生物、物理结构和河岸带五大指标的模糊层次综合评价程序与模型, 并对宁波市河流进行了实证研究.倪晋仁等(2006)在考虑河流本身生态系统健康之外, 提出河流需要具备输水泄洪功能、航运功能、输沙功能、发电功能、景观娱乐功能等, 并建立了河流健康诊断指标体系.卞锦宇等(2010)针对河流的自然功能、生态环境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 建立了由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构建的河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并在西江流域进行了实例验证.
以上学者的研究都从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或河流健康问题出发, 通过建立评价体系等方法对研究区域进行评价, 并未充分在考虑河流和陆域两者交互区域, 两个系统之间存在的内在相互作用.随着社会发展及认识水平的提升, 人们对于河流健康和陆域生态问题的研究日趋完善.流域作为一个河流与陆域的交互系统, 是一个整体, 它的安全运行既取决于河流本身状态及相关指标的现行情况, 同时也受到陆域人类生产生活和其他一些条件影响.因此, 研究河流陆域交互区域研究的健康风险程度, 对于河流陆域系统的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河流陆域环境交互风险(Interactive risk of river and land area systems)对于河流与陆域交互风险评估的想法来源于目前国内外应用于长距离石油管道运输评价的Kent风险评估方法.在1992年美国海湾出版公司出版的Muhlbauer编著的《管道风险管理手册》对该方法做了系统介绍, 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靳书斌等, 2014).Kent方法是在分析各段管道独立的影响因素后, 对因素评价分数进行求和, 在分析介质即管道自身的危险性和影响系数, 求取泄漏影响系数, 最后将求和项与泄露影响系数相比, 得出相对风险数值(黄奎等, 2014).相对风险程度表征相对应管道的安全程度.目前其仍为油气长输管道领域应用最广的风险评价方法之一.
河流在一定程度上与长线输油管道有一定相似之处.河流的定义为沿着地表或者地下长条状槽性洼地流动的水流, 河流在流动的过程中会经过带有不同特点的陆域, 如农村、城市、草原等等.河流为这些地区提供了不同的功能服务, 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自然资源状况和人类生产活动不同, 也对河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河流和陆域的关系密不可分.如图 1所示, 在河流与陆域组成的系统中, 作为外界能量的输入(太阳与环保投资)、社会需求及社会活动共同决定着河流在某一时刻的状态; 河流需要提供输水功能、航运功能等满足人类生活和社会生产活动的需求.两者主要通过经济强度进行关联, 河流是陆域创造生产价值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而陆域中的人类社会活动、土地利用结构和林地湿地生态系统也对河流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通过充分考虑到两者间的相互作用, 对两者交互区域进行风险分析, 确定两者交互区域的风险程度, 可为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上述构想, 提出河流陆域交互敏感性评估的思路如下.如图 2所示, 对于交互区域的风险评估主要包括两个系统对交互区域的影响.从河流环境系统出发, 选取指标主要集中在河流自身生态安全问题, 重点考虑其状态指标与相关生态指标; 对于陆域系统评估, 主要考虑人类的活动影响, 包括生产生活情况、目前相关状态指标情况和恢复潜力情况.通过分别对这两个系统中选取的相关指标进行评估计算, 将计算结果代入风险评估矩阵, 得出最终评估结果.
根据近年来对于河流环境系统的评估, 主要选取水文、水质、生物、河岸带状况及河流形态等5项指标来表征河流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吴阿娜等, 2005).水文方面包括生态流量保证率和河流流速等指标, 因其大小直接关系到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可利用水资源的多少, 同时关系到水体与周边动植物的生长状况及河流河道的景观情况; 在水质方面, 结合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对于河流水体环境的影响, 选择TP(总磷)、TN(总氮)、COD(化学需氧量)、DO(溶解氧)、浊度和Chla(叶绿素a)作为相关指标; 生物指标主要包括对于水体中的鱼类多样性、Shannon-Wiener指数和水生植物群落结构, Shannon-Wiener指数可以表现水体中的生物丰度; 在河岸带状况方面, 河滨带作为典型的水陆交错带具有特殊而多样的生态功能, 对于河流环境系统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考察植被类型、宽度、连续性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岳隽等, 2005); 在河流形态方面, 由于流域社会建设, 对河流进行的截弯取直、筑建堤坝、硬质渠化等改造措施都会导致河流形态发生改变, 进而影响到生物群落多样性、河床稳定性及河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董哲仁等, 2003), 因此, 考察其目前所保留的自然程度十分重要.
3.2.2 陆域环境系统指标陆域环境系统指标的选取从其对河流环境系统的影响出发, 主要考虑其对水量大小、水质健康程度及水生态系统稳定性等影响, 确定具体的陆域环境系统指标包括3个方面:压力指标、现有状态指标和恢复潜力指标.在压力指标方面, 主要考虑由于陆域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为河流环境系统带来的影响, 直接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密度、城市化率、人均用水量、地下水情况, 考虑由于城市发展中工农业对于水质的影响, 包括工业污水排放量、农业用地比例及化肥使用情况, 同时还要考量万元GDP能耗, 其间接反映了陆域对于河流环境系统的压力(邓晓军等, 2014); 在现有状态指标方面, 主要考量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其综合考虑了生物丰度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水网密度指数、土地退化指数和环境质量指数, 能够对陆域内部生态环境中现状态优劣环境进行定量描述和评价(赵世民等, 2013); 在恢复潜力指标方面, 考虑到各种能够影响环境系统遭受破坏后恢复能力的因素, 如环保投资比重(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等.
3.2.3 指标分级标准及赋分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 参考一些学者的已有研究, 结合国家出台的相关标准, 同时邀请专家对于各项指标进行打分, 确定将河流环境系统指标和陆域环境系统指标的分级标准设置为5个等级, 分别为优(8, 9)、良(6, 7)、中(4, 5)、差(2, 3)和较差(0, 1).每个等级的标准及分数详见表 1.
两个环境系统评价指标均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权重的确定.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由美国运筹学家Saaty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 通过将与最终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为目标层、准则层、方案层等层次, 从而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邓雪等, 2012).在此过程中采取专家咨询法, 对各项评价指标进行权重分配.对两个环境系统权重分配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 结果分别为CR1=0.003, CR2=0.008, 两者≤0.1, 满足一致性比例的要求(朱建军等, 2007), 因此最终确定的权重如表 1和表 2所示.
通过对河流环境系统与陆域环境系统中的各个指标进行打分, 将打分结果分别乘以各项权重, 计算得到河流环境系统和陆域环境系统的评价得分.
3.5 建立风险评估表对河流环境系统和陆域环境系统建立交互风险评估表, 如表 3所示, 评估表分为低、中、高3个风险等级.低风险代表该区域目前处于安全的状态, 但未来仍然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中风险代表现在已出现一定的风险, 但尚在可接受范围内, 需要在对两个系统中的一个或者两个采取一些预防行动; 高风险表示目前交互区域已经出现不能接受的危险情况, 需要立即对两个系统采取强有力的改善手段.将两个系统的计算结果带入到表中进行风险评估得出评价结果.
昆明位于云贵高原中部, 作为云南省会, 其拥有独特的政治与经济优势.然而, 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 昆明的工农业用水量与居民生活用水量激增, 污水排放量不断上升, 清洁水源日益减少, 水资源的供需矛盾突出.因此, 对区域内水环境进行正确评价并确定优先工作重点, 合理开展水资源利用保护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昆明地区河流共计61条,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研究选取自盘龙区至滇池入湖口之前的盘龙江河段及自五华区至滇池入湖口之前的运粮河河段, 及其两者的流经陆域环境作为评估对象.
4.2 研究过程将研究区域的实测数据、实地调查资料和专家评分结果代入评价体系, 按照权重进行累加, 从而计算出河流环境系统与陆域环境系统的得分情况(表 4~7), 将两者得分情况带入风险评估表中进行风险评估.
通过计算, 盘龙江河段河流环境系统得分为4.940, 老运粮河段河流环境系统得分为2.090, 两者的陆域环境系统得分分别为7.294和6.620.对照风险评估表进行分析, 目前盘龙江河流流域的风险处于较低水平, 老运粮河段流域的风险处于中等水平.老运粮河段的河流环境系统得分与陆域环境系统得分均低于盘龙江河段.
比较两者的河流环境系统情况, 老运粮河段的水质与河滨带等评价结果均差于盘龙江河段.这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老运粮河河段地区经济更为发达, 工业与居民生活污染排放严重, COD、TP和TN等污染物含量较高.同时经过调查, 老运粮河段部分为地下暗河, 存在雨污混流等情况, 实行施工改造较为困难, 河体受到经济社会的影响更大; 二是云南省已建成的牛栏江调水工程, 将水质较好的水通过盘龙江输送至昆明主城, 盘龙江的水质得到部分改善.
对于两个河段的陆域系统来说, 两者的差异较小, 差距主要体现在生态环境和污水处理率等方面.运粮河河段流经大量居民区, 由于附近居民环保意识较为薄弱, 河体中漂浮固体污染物较多, 且河段两侧经常出现偷排暗排的污水口, 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流入河流系统.
总体来看, 研究表明这两条河段与陆域交互区域风险程度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两条河流在流经主城区之后, 由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市区内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开发利用, 河道两岸的湿地系统遭到破坏, 路面硬化严重, 同时存在水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的情况, 居民环保意识较为薄弱, 乱丢乱排现象严重, 人为干扰对于河流的影响较大, 造成河流水体自然环境系统受到一定的破坏.
5 结论(Conclusions)本研究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 提出了河流与陆域环境系统交互敏感性进行评价.分别从河流环境系统和陆域环境系统角度分别选取评估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了风险矩阵进行区域风险分析, 并运用该套方法, 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江市内河段与运粮河河段与其对应的陆域系统的交互区域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计算得出河段本身环境系统与陆域环境系统得分, 并在风险矩阵中进行评估.结果表明目前盘龙江河段交互区域的风险处于较低水平, 老运粮河段交互区域的风险处于中等水平.结合评价体系, 两者交互环境系统中引起风险较大情况发生的因素均为河流环境系统.因此, 昆明市对于这两条河流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河流自身的处理与改造, 尤其是需要思考如何应对或改造老运粮河存在部分地下暗渠而带来的污染.
我国幅员辽阔, 而且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自然环境也不尽相同, 因此很难运用一套固定的指标体系对全国河流陆域交互区域的风险进行评价.本文作为一个探索, 将系统论的思想结合到河流陆域交互区域风险评估当中, 将河流与陆域交互区域风险评估视作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与河流水体之间寻求一种相对平衡的一个过程, 评估结果有利于人们认识到地区与水环境之间的关系, 为今后地区的水资源保护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方向与参考.
Barbara S S. 2017. Application of surrogate measures of ecological quality assessment: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ndicator of Ecological Landscape Quality(IELQ)[J]. Ecological Indicators, 73: 224–234.
DOI:10.1016/j.ecolind.2016.09.019
|
卞锦宇, 耿雷华, 方瑞, 等. 2010. 河流健康评价体系研究[J].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2010(9): 39–42.
|
陈卓雅, 郭泺, 薛达元, 等. 2015. 基于GIS的新县生态敏感性分析[J]. 生态科学, 2015, 34(1): 97–102.
|
邓晓军, 许有鹏, 翟禄新, 等. 2014. 城市河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应用[J]. 生态学报, 2014, 34(4): 993–1001.
|
邓雪, 李家铭, 曾浩健, 等. 2012. 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方法分析及其应用研究[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12, 42(7): 93–100.
|
董哲仁, 等. 2003. 河流形态多样性与生物群落多样性[J]. 水利学报, 2003(11): 1–6.
DOI:10.3321/j.issn:0559-9350.2003.11.001 |
耿雷华, 刘恒, 钟华平, 等. 2006. 健康河流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J]. 水利学报, 2006, 37(3): 253–258.
|
黄奎, 李薇, 付正辉, 等. 2014. 基于Kent法修正后的库鄯线输油管道风险评价[J]. 工业安全与环保, 2014, 40(12): 54–57.
DOI:10.3969/j.issn.1001-425X.2014.12.017 |
靳书斌, 侯磊, 杨玉峰, 等. 2014. 基于Kent法的PE燃气管道风险评价指标体系[J]. 煤气与热力, 2014, 34(3): 34–39.
|
李浩宇, 颜宏亮, 孟令超, 等. 2013. 河流-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进展[J]. 水利科技与经济, 2013, 19(9): 1–4.
|
Meyer J L. 1997. Stream health:incorporating the human dimension to advance stream ecology[J]. The North American Benthological Society, 16(2): 439–447.
DOI:10.2307/1468029
|
马铁民. 2008. 辽河流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初探[J]. 东北水利水电, 2008, 26(12): 1–3.
DOI:10.3969/j.issn.1002-0624.2008.12.001 |
倪晋仁, 刘元元. 2006. 河流健康诊断与生态修复[J]. 中国水利, 2006(13): 4–10.
DOI:10.3969/j.issn.1000-1123.2006.13.003 |
欧阳志云, 王效科, 苗鸿, 等. 2000. 中国生态环境敏感性及其区域差异规律研究[J]. 生态学报, 2000, 20(1): 9–12.
|
宋晓龙, 李晓文, 白军红, 等. 2009.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敏感性评价[J]. 生态学报, 2009, 29(9): 4836–4846.
|
Schofield N J, Davies P E. 1996. Measuring the health of our rivers[J]. Water, 5-6(23): 39–43.
|
Simpson J, Norris R, Barmuta L, et al. 1999. AusRivAS-National River Health Program[R]. User Manual Website version
|
孙博, 马涛, 李伟. 2015. 辽宁省典型河流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人民黄河, 2015, 37(9): 81–84.
|
王一惠. 2009. 基于中国的城市化与环境发展关系实证分析[J]. 统计与咨询, 2009(3): 6–7.
|
吴阿娜, 杨凯, 车越, 等. 2005. 河流健康状况的表征及其评价[J]. 水科学进展, 2005, 16(4): 602–608.
|
徐菲, 王永刚, 张楠, 等. 2017. 北京市白河和潮河流域生态健康评价[J]. 生态学报, 2017, 37(3): 1–11.
|
岳隽, 王仰麟. 2005. 国内外河岸带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05, 24(5): 33–40.
DOI:10.11820/dlkxjz.2005.05.004 |
赵世民, 王道玮, 王江涛. 2013. 昆明市生态环境状况评价及政策[J]. 环境科学导刊, 2013, 32(2): 102–105.
|
赵彦伟, 杨志峰. 2005. 城市河流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初探[J]. 水科学进展, 2005, 16(3): 349–355.
|
朱建军, 王孟光, 刘士新. 2007. AHP判断矩阵一致性改进的若干问题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7(1): 1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