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以来，印度与欧亚板块的碰撞驱动了青藏高原向东南方向的扩展和挤出，活化了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先存构造带（哀牢山—红河断裂带等）。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构造变形和地表隆升，不仅影响亚洲季风气候的演变，而且可能与南海的形成与演化存在一定的成因联系。因此，青藏高原东南缘构造变形、地壳加厚与地表隆升的过程与动力机制，一直是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和热点。相关学术观点主要包括以下2种：晚始新世以来侧向挤出与地壳缩短；晚中新世以来中—下地壳管道流。然而，前者难以解释东南缘区域地壳加厚（50—65 km）与微弱地壳缩短（＜20%）之间的矛盾；后者难以解释中—下地壳低速体不连续的空间分布，且中—下地壳大规模（上千千米）流动所需要的地壳粘度（10¹⁶ —10¹⁸ Pa·s）比诸多观测结果低约2个数量级。

本研究对比了青藏高原主要断裂带与川滇块体内部的构造变形历史与变形量，研究发现：位于川滇块体内部的元谋背斜，在早—中新生代经历了一期近EW向地壳缩短变形，其缩短率仅为约9%，元谋背斜核部的3个年龄—高程剖面的磷灰石(U-Th) /He与裂变径迹数据及热历史反演模拟，揭示该期变形发生在距今约40—28 Ma期间。然而，同时期的大型断裂带（红河—哀牢山、鲜水河断裂带等）所经历的地壳加厚、高温变质和剥蚀作用（＞15—10 km），远远高于川滇块体内部（元谋地区等），说明该时期构造缩短量具有明显的空间不均一性。此外，晚中新世的构造变形和剥蚀作用在区域上更加普遍，在断裂带及之间的地区均有发育，且量级近似。

为了解释上述构造与岩石剥露的时空差异，本研究提出一种递进式的构造变形模式：晚始新世—早中新世，强烈的转换挤压变形、地壳缩短加厚和地表抬升主要发生在大型边界断裂带，而远离这些断裂带的区域仅发育了极为有限的地壳缩短作用，见图 1(a)；大型断裂带下部的加厚地壳经过约20—30个百万年的热弱化之后，中下地壳物质发生充分的部分熔融；至晚中新世，这些原位发育的中—下地壳部分熔融物质在地形梯度的驱动下，自率先隆升的大型断裂带向两侧流动，进而导致区域性的地壳加厚和地表均衡抬升，见图 1(b)。

图 1(Fig.1)

图 1 青藏高原东南部地壳变形样式、地表隆升时限及动力机制示意图 (a) 晚始新世—早中新世沿着边界断裂带的转换挤压变形；(b) 晚中新世之后，中—下地壳自率先隆升的大型断裂带向两侧流动 Fig.1 Cartons illustrating geodynamic mechanisms for the growth and uplift of the southeast Qinghai-Tibetan Plate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