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地壳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5;
3.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北京 100045;
4. 黑龙江省地震局, 哈尔滨 150090
2. Key Laboratory of Crustal Dynamics, Institute of Crustal Dynamics, 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85, China;
3. China Earthquake Networks Center, Beijing 100045, China;
4. Heilongjiang Province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 Harbin 150090, China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2013年11月23日在吉林省前郭县发生5.8级地震(以下简称前郭MS5.8地震).时隔四年半,2018年5月28日1时50分在前郭东北地区的松原市发生5.7级地震(以下简称松原MS5.7地震).前郭MS5.8地震和松原MS5.7地震震源区均位于松辽盆地中央坳陷区(图 1).松辽盆地地处中国东北地区中部,是中生代以来构造伸展活动形成的断陷盆地.盆地内部北东向或北西向断裂交错分布,断裂的交汇区域是这两次中强地震活动的主要场所.与两次地震活动有关的构造主要包括4条断裂:北东向扶余—肇东断裂、北东向克山—大安断裂、北西向第二松花江断裂、北西向查干泡—道字井断裂(邓起东等,2002;邵博等,2016;万永魁等,2016)(图 1).自2013年前郭震群发生以来,众多学者对该地震序列从不同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张洪艳等(2015)的双差定位结果显示,前郭震群的震源深度多集中在6~14 km范围内,表明孕震层主要集中在中上地壳.吴微微等(2014)通过矩张量反演,给出了前郭震群的震源机制解,并推测该震群的发震构造可能与北西向的隐伏逆冲断裂有关.卢燕红等(2017)采用地震双差层析成像技术,获取了前郭震群上地壳P波和S波速度结构,结果显示前郭震区下方上地壳范围内具有明显的低速结构,地震多发生在速度异常过渡区域.2018年松原MS5.7地震的震中位于北西向第二松花江断裂和北东向扶余—肇东断裂交汇区,距2013年前郭MS5.8地震的震中大约90 km,且前郭地震震中也位于北东向扶余—肇东断裂与北西向查干泡—道字井断裂交汇部位.然而,这两次地震发生机理如何目前并不清楚,可能与震源区地壳波速细结构不清楚有关.
背景噪声成像被认为是获取高质量地壳细结构的有效方法之一(如Weaver and Lobkis, 2004; Shapiro and Campillo, 2004; Shapiro et al., 2005; Sabra et al., 2005a, b).该方法不依赖于地震事件,利用台站记录到的长时间连续波形进行互相关计算提取台站间的经验格林函数,获取较短周期的面波频散信息.在中国东北地区,该方法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实践应用(如Zheng et al., 2011; Li et al., 2012; 潘佳铁等, 2014; Guo et al., 2015, 2016; Shen et al., 2016).相对于传统的地震面波层析成像方法,利用该方法提取的中短周期面波图像可为认识浅部地壳细结构提供更强有力的地震学约束.
本文将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国地震局(CEA,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固定台站、NECESSArray (Northeast China Extended Seismic Array)密集流动台阵以及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在五大连池地区合作布设的WAVESArray(Wudalichi Active Volcano Experiment of Seismology Array)流动台站三种观测资料相结合,使用背景噪声成像方法,获得松原和前郭地震源区5~35 s的Rayleigh波相速度分布,随后采用邻域算法(NA)(Sambridge, 1999a, b),反演了研究区三维S波速度结构.本文主要阐述与这两个地震相关的速度结构结果,其他整个东北地区的成像结果,请参阅Yang等(2019).为更好分析地震分布与速度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双差定位方法(Waldhauser and Ellsworth, 2000)对2013年10月至2018年6月发生在研究区的地震进行了重定位.本文研究结果,对于认识研究区孕震环境提供了重要地震学依据.
1 数据和方法 1.1 背景噪声层析成像本文使用了中国东北地区CEA固定台网、NECESSArray流动台网和五大连池地区WAVESArray流动台网共529个台站的观测资料(图 2),具体包括260个CEA固定台站2016年1月至2017年4月的连续波形记录(郑秀芬等,2009;Zheng et al., 2010)、120个NECESSArray流动台站2009年9月至2011年8月的连续波形记录(Guo et al., 2016)以及149个WAVESArray流动地震台站记录到的连续波形资料.WAVESArray资料中的46个台站和60个台站均由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分两期布设,本研究中分别使用了其2015年9月至2017年10月和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观测到的连续波形资料.另外,43个台站是由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布设,本研究使用了其2015年6月至2016年9月期间观测到的连续波形记录.
对原始的连续波形记录,采用Bensen等(2007)提出的方法进行预处理.处理流程包括:(1)对原始的垂向连续记录重采样至1 Hz,去均值、去倾斜、去仪器响应和5~35 s的带通滤波;(2)采用时间域归一化方法去除地震信号和仪器畸变信号的干扰,频率域归一化方法拓宽频带范围;(3)以天为单位,对预处理后的每个台站对进行互相关运算并叠加,得到双台间的噪声互相关函数.图 3分别展示了固定台NM.AGL与其他固定台以及WAVESArray流动台的互相关波形,并选取了四条穿越研究区域的台站对(图 2)的互相关波形进行了展示.由图 3可知,不论固定台与固定台,还是固定台与流动台的互相关波形,均具有良好的对称性和相干性.从信噪比分析结果来看,四组台站对互相关波形的信噪比均大于15,表明穿越研究区域的互相关波形具有较好的信噪比.
在获取互相关函数的基础上,采用Yao等(2006)提出的基于图像分析技术的时间域方法对相速度频散曲线进行提取.在提取的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对于给定的周期,只选取互相关信噪比大于10的观测结果,其中信噪比定义为信号窗口振幅峰值与噪声窗口振幅均方根的比值(Bensen et al., 2007);第二,选取台间距大于两倍波长的观测数据,以满足远场近似条件;第三,在反演过程中,剔除拟合残差较大的路径数据,以保持整体观测结果的一致性.对5~35 s的Rayleigh波相速度频散曲线, 采用Montagner(1986)发展的区域化反演算法获取不同周期的面波相速度分布图像.图 4展示出反演中使用的射线路径和对应周期的检测板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两个地震震源区的射线路径在中短周期(< 20 s)覆盖较为密集,研究区反演结果可以达到0.8°×0.8°的空间分辨率;对于中长周期来说,反演可以恢复1°×1°尺度的速度异常.
图 5展示了不同周期的面波相速度分布图像.Rayleigh面波相速度对于S波速度比较敏感,一般认为基阶Rayleigh面波相速度对S波速度结构的最大敏感深度约为1/3波长深度处.不同周期的Rayleigh波相速度分布图像反映了不同深度的速度结构特征.其中,周期为8 s的相速度结果基本反映了上地壳8 km深度左右的速度结构,在该深度范围表现为明显的低速异常(图 5a);12和16 s周期的相速度图像主要反映了中地壳12~20 km深度范围的速度变化特征,可以看出两个震源区均表现为较强低波速异常,呈北北东向展布(图 5b和5c);随着周期的增加,松辽盆地中部的低波速异常逐渐减弱,在30 s中长周期的图像上,呈现出相对高波速的结构特征(图 5d—f).
在获得相速度分布的基础上,本文对研究区域进行了0.5°×0.5°的网格划分,采用邻域算法(NA)(Sambridge, 1999a, b),反演每个节点下方的一维S波速度结构(Yao et al., 2008).在模型参数化的过程中,将地壳中设置为5 km为一个层厚,上地幔设置为10 km为一个层厚,每一层的速度值采用了Shen等(2016)三维速度模型作为本研究区域相应节点上S波的参考值,具体模型深度层参数的设置及其速度变化范围如表 1所示.Moho面的深度由Tao等(2014)的接收函数结果进行插值得到.地壳中的P波速度可由Tao等(2014)地壳平均纵横波速度比值获得,密度则通过经验公式来获得(Brocher, 2005).在上地幔顶部,我们采用另一经验公式来计算P波速度和密度相对于S波速度的变化(Masters et al., 2000; Yao et al., 2008):
反演过程中,第一步通过应用维诺单元的分割方法,在模型空间中不断搜索可被接受的模型,每次迭代生成新模型的总数NS设置为100,在生成的模型中选取50个(Nr=50)拟合最好的模型,如此反复迭代直至收敛.然后,将生成的模型进行贝叶斯统计分析,得到后验平均模型及其标准差以及每一层S波速度的1-D和2-D边际后验概率密度函数.其中,一维边际后验概率密度函数可通过与高斯函数分布的偏离程度来判断反演结果的可靠性,该图像的宽度可表征模型的不确定性;而二维边际后验概率密度函数的分布可衡量不同模型参数之间的折衷.该图像分布越接近圆形,表明两个模型参数之间的折衷性越小(Yao et al., 2008;袁艺等,2016).图 6展示了前郭MS5.8和松原MS5.7两个地震震中节点位置处反演的频散曲线拟合情况以及反演的一维S波初始模型、后验平均模型及其标准偏差的对比,可以看出这两个节点处由后验模型计算得到的理论频散曲线与观测频散曲线的拟合程度(0.4544和0.5387),相对于初始模型(2.7334和1.904)得到了有意义改进.从搜索得到的后验平均模型可以看到,两个地震震中节点下方5~10 km的深度范围表现为相对高波速异常,而在10~20 km深度呈现相对低的波速结构.通过后验平均模型的标准偏差可以看到地壳深度范围内各层S波速度的标准差均小于0.2 km·s-1.
图 7和图 8分别展示了松原MS5.7震群节点位置下方地壳内不同层S波速度的一维和二维边际后验概率密度分布.由图 7可以看出,地壳中每一层S波速度的一维边际后验概率密度函数近似呈现为高斯分布,而后验平均模型的值(黑色实线)与一维边际后验概率密度函数的峰值(最可能的模型)较为接近.由图 8可知,研究区域下方地壳内不同层S波速度之间的二维边际后验概率密度函数分布等值线近似为圆形,表明不同参数在反演过程中具有较小折衷特性.根据图 4检测板实验结果,地壳中层厚为5 km可获得研究区波速异常特征的较好还原,因此认为地壳纵向分辨率为5 km.
为较好地研究速度结构和地震活动的相关性,则需获取较可靠的震源参数信息.然而,由于受所用速度模型和地震定位方法等因素所致,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提供的观测报告中的震源参数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因此用观测报告中的震源参数分析其与速度模型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定制约(如张广伟等,2011;张广伟和雷建设,2013;梁姗姗等, 2017, 2018;王健等, 2016, 2018).为此,本研究需采用双差重定位方法(Waldhauser and Ellsworth, 2000)重新确定前郭震群和松原震群震源参数.双差定位方法主要利用两个相近地震事件到达同一台站的走时残差之差进行重新定位,从而能够有效地降低由于速度结构的不确定性对定位结果的影响.前人利用这种方法,已对2013年前郭震群开展了研究,且获得了相关定位结果.譬如,张洪艳等(2015)利用该方法对2013年10—12月发生在吉林前郭震群进行了重定位,获得了336次地震的重定位结果.盛书中等(2017)对2013年10月—2014年7月的观测数据进行了双差重定位,结果显示2013年前郭震群呈NW-SE向条带状分布,深度主要集中在7~11 km.李君和王勤彩(2018)使用该方法对前郭震群的发震机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定位后的震群空间展布形态和震源深度范围与盛书中等(2017)基本一致.本研究开展了2013年10月至2018年6月期间发生在研究区内的406次地震的双差定位工作,所用地震的初始位置和到时资料均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观测报告提供.在重定位过程中,共使用了9163条P波和7892条S波到时资料.为了确保重定位结果的可靠性,保留地震台站记录数大于5的地震事件,并根据P波和S波的时距曲线,选择震中距在300 km范围内的到时资料和事件对最大距离为5 km的搜索半径,最终共有288次地震配对并参与重新定位.速度模型参考了温岩等(2007)和张洪艳等(2015)的一维P波模型(图 9).P波权重1.0,S波权重0.5,利用共轭梯度法求取阻尼最小二乘解,最终得到了252次地震事件的重定位结果.走时均方根残差由重定位前的0.39 s变为重定位后的0.13 s.图 10为前郭MS5.8和松原MS5.7震群双差定位前后震中平面分布图,可以看到重定位后的地震分布更为集中,其中前郭震群呈现出沿NW-SE向断裂分布,而松原震群呈现出沿NE-SW向断裂分布的趋势.图 11a—c展示了前郭MS5.8和松原MS5.7震群不同纵剖面的重定位后的震源深度分布,可以看出松原震群重定位后的震源深度主要分布在6~13 km,而前郭震群除个别微震或小震的震源深度较浅外,大部分地震特别是MS4.0以上的中强震主要分布在5~14 km的深度范围.
为了验证不同速度模型对重定位结果的影响,我们采用包括本研究使用模型在内的5种不同的速度模型(图 9)(温岩等,2007;吴微微等,2014;张洪艳等,2015;Laske et al., 2013)对比前郭和松原震群的定位结果(图 11).通过图 11的对比可以看到,虽然单个地震事件的重定位深度会有所变化,但震群的整体优势深度分布均较为一致.表 2列出了前郭震群中5次MS5.0以上的地震分别采用上述5种模型(图 9)的重定位结果.由表 2可知,尽管2013年10月31日5.3级地震与2013年11月23日5.8级地震采用不同的速度模型其定位结果的震源深度差异可达2.9 km和1.9 km,但大部分差异性集中在0.4~1.0 km左右,由此我们认为本研究的重定位结果对模型的依赖性较小.将这5种不同速度模型的定位结果与前人前郭震群的重定位结果(张洪艳等,2015;盛书中等,2017)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我们的结果与盛书中等(2017)的重定位结果较为一致,但与张洪艳等(2015)研究结果中的前郭震群部分地震在震源深度方面存在约3~4 km差异,这可能与张洪艳等(2015)所用反演参数和观测资料不同有关.此外,我们还考虑了震源深度处速度明显跳变(即间断面)的深度变化对重定位结果的影响情况(表 3),可以看出间断面深度变化会对震源深度产生一定影响,但震源深度均在较小(0.8 km或更小0.2~0.3 km)范围内变化,因此我们认为本研究的重定位结果具有比较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通过将不同深度节点的S波速度进行插值,最终可以获得研究区地壳三维S波速度结构.图 12展示了研究区域下方5~30 km不同深度的S波速度成像结果,可以看出两个地震震中下方5~7.5 km深度范围内存在明显的大面积低波速结构(图 12a和12b),结合松辽坳陷区上覆约8 km厚度沉积层的推测(Wang et al., 2016),因此认为该区8 km以浅部分低波速异常主要是由地表沉积层影响所致.随着深度的增加,在10 km深度,尽管震源区以北和以南地区均存在弱低波速异常,但在震源区却呈现出相对高波速结构(图 12c).在12.5~17.5 km深度上,波速基本呈现出近北北东向低波速异常(图 12d—f),但在15 km深度的低波速异常明显增强(图 12e).在20和30 km深度上,尽管也呈现出北北东向低波速异常,但已明显减弱(图 12g, 12h).
为更清晰地了解前郭地震和松原地震与速度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展示穿过这两个地震的四条纵剖面(图 13),并用S波速度值(图 13a, 13c, 13e, 13g)和波速异常值(图 13b, 13d, 13f, 13h)两种方式来表达.其中,A-A′是穿过松原地震震源区自西向东的纵剖面,B-B′剖面是沿着第二松花江断裂走向、垂直于扶余—肇东断裂、穿过松原地震震源区自西北向东南的纵剖面,C-C′剖面是沿着扶余—肇东断裂、垂直于查干泡—道字井断裂和第二松花江断裂、自西南向北东方向分别穿过前郭地震震源区和松原地震震源区,D-D′剖面是沿着查干泡—道字井断裂、垂直于扶余—肇东断裂、自东北向西南穿过前郭地震震源区的纵剖面.由图 13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剖面有着共同的明显的波速结构特征,即在8 km以浅和13~20 km的深度上分别存在明显的低波速异常, 而两者之间的8~13 km深度范围内却存在相对高波速异常区,前郭地震和松原地震恰好位于此高波速异常区.
由图 12和图 13可知,松辽盆地内部自地表至8 km深度范围内呈现出明显的S波低速异常结构特征.这种结构特征与前人在该区域的面波成像结果(如Li et al., 2012; Guo et al., 2015, 2016; Kang et al., 2016; Shen et al., 2016; Liu et al., 2017)较为一致.根据地质学和人工地震测深研究结果,认为松辽盆地自白垩纪以来经历了广泛的同生断裂和沉积下陷历史,其中央坳陷区沉积厚度达8 km(如印长海等,2013; Wang et al., 2016).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区上地壳的低波速异常主要受沉积层的影响所致.
本研究的成像结果中,最显著的一个结构特征是在松辽盆地中北部下方的中地壳约13~20 km深度范围内存在一条明显的低波速异常条带,且呈北北东方向展布(图 12d—g和图 13c),这一结果得到了其他地球物理资料的印证和支持.Liu等(2017)使用背景噪声伴随成像方法,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地壳结构进行了成像反演,结果显示出松辽盆地下方中地壳深度存在明显的低波速异常.该区域的广角地震测深结果表明,松辽盆地位于岩石层上隆区,盆地内部下方16~24 km深度处存在一个低波速异常层(杨宝俊等,1996; Wang et al., 2016).其他人工地震反射剖面也揭示出在松辽盆地下方约15~20 km深度范围发育拆离带,并且存在地幔热底劈体(杨光等,2001).在电性结构方面,松辽盆地在15~25 km深度处电阻率仅约3~8 Ωm(杨宝俊等,1996),高导层的位置与上述拆离带发育的区域较为一致.重力资料研究结果显示,盆地下方约12~18 km深度存在着低密度层(卫平生等,2008).这些结果说明,中地壳低波速高导层结构可能反映了流体作用的存在.
中地壳的流体作用可能与松辽盆地下方地幔深部动力学过程有关.接收函数的结果表明,松辽盆地下方存在明显的岩石圈减薄(Guo et al., 2014),人工地震剖面也揭示出松辽盆地内部地幔上隆导致了地壳减薄(Wang et al., 2016).最新的大地电磁测深结果显示松辽盆地岩石圈厚度仅45 km,壳幔存在双层高导异常,分别指示了岩浆的底侵和软流圈上涌(韩江涛等, 2018).地热学研究结果表明,松辽盆地有较高的地温场,特别是盆地中央地温梯度较高,平均约为4.0 ℃/hm(薛林福等,2018).Wang和Li(2018)通过地壳热模拟结果显示松辽盆地中北部下方存在明显热异常,暗示了松辽盆地下方可能存在岩石圈拆沉和地幔热物质上涌.另外,在研究区域的油气勘探过程中产出了高纯度CO2,表明具有无机成因幔源特征,并推断幔源CO2气藏的形成与来自地幔的基性岩浆作用及断裂活动有关(王海清和许文良,2003;李贶等,2015;Liu et al., 2018; 薛林福等,2018).迟元林等(2002)发现源于中下地壳的热流底辟网络,认为是深部地幔物质向地壳侵入的产物.此外,地球化学资料给出了该区镁和钠等元素交代的证据(张景廉等,2003).这些研究结果,均揭示出松辽盆地存在强烈的壳幔流体作用,为松辽盆地下方的地幔流体入侵提供了重要证据.我们据此推测,松辽盆地下方可能存在岩石圈拆沉和地幔热物质上涌,上涌的地幔热物质可能为中地壳的低波速高导性质的物质储集提供了重要来源.随着地幔上隆和地幔流体的入侵,在中地壳形成低速层,低速层反映的流体沿断裂系统等薄弱带上侵,可能对地震的发生起着重要作用(张景廉和于均民,2004;卫平生等,2008;印长海等,2013;张洪艳等,2015).
3.2 地震与地壳速度结构的关联性刘俊清等(2017)利用吉林、辽宁、黑龙江和内蒙古四个省份地震台网记录到的地震资料开展了2013年前郭MS5.8震群双差定位和MS5.0以上地震的全矩张量解反演研究,结果显示无论震源深度还是矩心深度均较浅(约4~6 km),且双力偶成分仅有21%~71%远小于构造地震,因此推测前郭震群可能与油田开采活动有关.李贶等(2015)和刘哲等(2017)研究结果难以排除因油气开采导致浅部应力调整而引发较深处相联通断裂发生地震的可能性.然而,薛林福等(2018)根据大地电磁测深、地热梯度、He同位素和CO2碳同位素综合分析,认为松原前郭地震的发生与地幔深部岩浆活动有关.为清楚了解前郭地震机理,本研究分析松原地震序列与速度结构之间的关系.表 4和表 5分别列出了前郭地震和松原地震序列4.0级以上地震的重定位结果,可以看出MS4.0以上的地震震源深度主要分布在8~13 km范围内,表明松原地震和前郭地震两个震源区的孕震层主要集中在中上地壳.本研究将MS4.0以上地震的重定位结果投影到S波速度结构的纵剖面上,其中重定位后两个地震序列4级以上的地震主要集中于8~13 km深度范围相对高波速异常区,有少数地震分布在相对高波速带与上、中地壳低波速层的交汇部位(图 13),表明MS4.0以上的中强震发生在S波高波速或高低波速过渡区域.根据卢燕红等(2017)的成像结果显示,前郭震群发生在P波低速、S波低-高波速交汇和低波速比区域,该结果与本文的成像结果较为一致.
已有的地震与速度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强以上地震的发生与壳内低速层的存在具有明显相关性(Zhao et al., 2002).Lei等(2008)研究发现1976年唐山7.8级地震震源位于高波速区,其下方地壳存在明显的低波速异常.Lei和Zhao(2009)对汶川8.0级震区的P波和S波成像结果表明,地震发生在龙门山断裂带高波速异常边缘,震源下方同样存在低波速和高泊松比异常特征.1995年日本神户地震震源区也有类似的深部结构特征(Zhao et al., 1996).对比松原和前郭震群的震源深度分布及其下方波速结构(图 12和图 13),我们推测松辽盆地中北部下方可能发生岩石圈的拆沉导致上地幔热物质上涌,形成特殊的局域构造环境,导致地幔流体入侵并在中地壳形成低波速层,低速层上方的相对高速区域更易于积累能量并形成孕震区,低波速异常所携带的流体作用可能会降低断层面有效正应力(Lei and Zhao, 2009),从而导致了两个震源区中强度地震的发生.这种热物质上涌,可能与太平洋板块西向深俯冲至我国东北特别是松辽盆地下方地幔转换带内形成“大地幔楔”结构(如Zhao, 2004; Lei and Zhao, 2005, 2006; Huang and Zhao, 2006; Zhao et al., 2009; Lei et al., 2013; Wei et al., 2012, 2015; Chen et al., 2017; 雷建设等,2018)有关.这样的“大地幔楔”结构中,存在有地幔转换带内滞留板块脱水导致的热湿物质上涌和地幔角流等动力学过程.
4 结论本文应用背景噪声层析成像技术,对我国东北地区三个台网密集台站的连续波形记录波形资料进行了成像,获得了松原和前郭地震源区下方的高分辨率地壳速度结构,结合这两个地震震群的双差定位结果,研究了地震与速度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研究区域下方8 km以浅的深度范围表现为明显的低速异常,认为该低速异常主要受地表沉积层影响所致.重定位后两个地震序列中,多数MS4.0以上的中强度地震分布在8~13 km深度的高波速异常区,其下方存在明显低波速异常,表明松辽盆地相对高波速异常区易于积累能量孕育地震,而低波速异常所携带的流体作用可降低断层面有效正应力从而触发地震.这些低波速异常的形成,可能与松辽盆地下方的岩石圈拆沉导致的地幔热湿物质上涌和地幔流体的入侵有关,这与太平洋板块西向深俯冲至地幔转换带形成的“大地幔楔”结构与动力学过程密切相关.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姚华建教授提供背景噪声层析成像的程序包,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国家数字测震台网数据备份中心”提供的固定台站的连续波形数据(郑秀芬等,2009;Zheng et al., 2010),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震台阵实验室(doi:10.12129/IGGSL.Data.Observation, http://www.seislab.cn/),IRIS网站提供NECESSArray的连续波形资料,参与五大连池WAVESArray宽频带野外流动地震观测台站的台址勘选、仪器布设、巡台和数据回收的同志,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提供地震观测报告.本文图件使用GMT软件(Wessel and Smith,1995)绘制,三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对此文的修改大有裨益,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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