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源类器官（human organoid）是由人干细胞或前体细胞在体外三维培养环境中自组装形成的功能性微结构，能够高度模拟人体器官的关键形态、细胞组成及生理功能^[1-3]。其在疾病机制解析、个性化药物筛选、毒性评估及再生医学等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成为连接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的重要桥梁^[4-5]。随着类器官技术快速发展，其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如脑类器官在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中的突破^[6]、整合型干细胞胚胎模型对早期人类发育的模拟^[7]，以及类器官-非人动物嵌合体在器官移植领域的探索^[8]。然而，技术革新也伴随着伦理挑战，脑类器官潜在的意识属性争议、人类遗传资源使用的隐私风险、跨物种嵌合体的道德边界等问题亟待解决^[9]。在此背景下，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生命科学伦理分委员会于2025年4月发布了《人源类器官研究伦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旨在通过明确人源类器官研究的基本原则与操作规范，平衡科技创新与伦理约束，保障研究的合法性、科学性与社会可接受性^[10]。本文对该文件的核心内容与学术意义进行系统解读。

1   核心术语的界定与伦理意义

《指引》通过精准定义7项关键术语，为类器官研究构建了技术规范与伦理审查的双重框架。这些术语不仅划定了研究的科学边界，也揭示了技术应用中潜在的伦理风险敏感区。

1.1   干细胞

干细胞是一类能够自我更新、具有分化成一种或多种功能细胞类型的细胞^[11]。干细胞研究始于20世纪中叶。1998年胚胎干细胞的发现开启了再生医学的新纪元^[12]，2006年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的突破则缓解了胚胎来源的伦理争议^[13]。干细胞在类器官构建中扮演“种子细胞”角色，其分化的可控性直接影响类器官功能模拟精度^[14]。胚胎干细胞的来源问题曾引发广泛伦理讨论（如胚胎的“道德地位”），《指引》强调“合法合规获取”，与我国《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2003年）^[15]的要求相呼应。

1.2   人源类器官

人源类器官是由人干细胞或前体细胞等在体外培养自组装形成的3D细胞培养物，其包含多种组织或器官特异性细胞，具有特定器官关键结构和功能特性^[16]。类器官技术起源于2009年肠道类器官的首次成功构建，其核心突破在于三维培养体系，特别是以基质胶为代表的支撑结构^[17]。人源类器官通过模拟器官微环境，解决了传统二维细胞模型无法复现组织复杂性的问题，现已成为疾病建模（如癌症、遗传病）和药物测试的理想模型^[18-19]。《指引》定义中强调“人源”属性，需严格区分非人动物类器官，避免因物种差异导致研究结果的误用，同时确保人类遗传资源合规使用。

1.3   脑类器官

脑类器官是通过人干细胞在体外培养自组装形成的，具有模拟脑或部分脑区结构和功能特性的三维细胞培养物。2013年首个脑类器官模型的建立推动了神经科学研究的革新^[20]。其能模拟皮质分层、神经元放电等特性，为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机制研究提供了平台^[21-22]。近年来，长时程培养的脑类器官甚至展现出类似胎儿脑电活动的特征，引发“类意识”争议^[23]。《指引》特别指出需警惕“意识属性风险”，要求建立电生理监测机制，对神经伦理学核心问题（如“类脑”是否具有道德地位）做出了前瞻性回应。

1.4   人干细胞胚胎模型

人干细胞胚胎模型是利用人全能或多能干细胞在体外构建的，能够在分子、细胞组成及组织结构层面模拟人类胚胎发育过程中关键事件的细胞培养物。2021年，科学家利用人多能干细胞构建了“类囊胚”结构，突破了对早期胚胎发育的体外模拟^[24]。此类模型绕开人类胚胎研究的法律限制（如“14天规则”），但因其高度相似性，可能会模糊“模型”与“真实胚胎”的界限。《指引》强调“培养时间最短化”和“禁止植入子宫”，旨在平衡科学探索与胚胎伦理争议，避免触及人类生殖系基因组编辑的红线。

1.5   整合型干细胞胚胎模型

整合型干细胞胚胎模型是一种人干细胞胚胎模型，包含胚胎及胚外组织结构，能够在分子、细胞组成及组织结构层面较为全面地模拟人类胚胎发育过程中的关键事件。通过长期体外培养，该模型具有展现完整胚胎发育能力的特性。2023年，整合型干细胞胚胎模型（含胚胎及胚外组织）首次在体外模拟了胚胎着床过程^[25]。整合型干细胞胚胎模型的潜在发育完整性可能挑战现有伦理框架。例如，是否需对其赋予类似胚胎的保护权利。《指引》要求“预先评估风险”并“明确终止条件”，直接回应国际学界对“合成胚胎”伦理风险的担忧，如《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干细胞研究和临床转化指南》（2021年）^[26]中的相关建议。

1.6   人-非人动物嵌合体

人-非人动物嵌合体是将人源细胞（包括干细胞及其衍生物、原代细胞、胚胎细胞等）导入到非人动物胚胎或体内，使其嵌合到另一物种中并在某个特定阶段一起共存而形成的个体。嵌合体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27]，近年因干细胞技术的进步得到迅速发展。2022年有研究者利用人源细胞在猪胚胎中生成功能性胰岛^[28]，为异种器官移植提供了可能。但人源细胞在非人动物脑或生殖系统中的嵌合可能引发物种身份争议^[29]。《指引》明确需遵守《人-非人动物嵌合体研究伦理指引》（2024年）^[30]，强调“审慎选择移植细胞量”，旨在防范“人性化动物”的伦理危机，同时兼顾实验动物福利。

1.7   人体生物材料

人体生物材料是通过合法、合规、合理方式从人体获取的新鲜或保藏的生物样本。如人体的体细胞及干细胞、生殖细胞及其前体细胞、受精卵、胚胎、流产胎儿组织、肿瘤组织，外周血、骨髓、脂肪、皮肤、分娩的胎盘、羊膜、脐带和脐带血等^[31]。随着生物银行的普及，人体生物材料的使用规模激增，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问题。例如，肿瘤类器官的构建依赖患者活检组织，但样本的采集、存储和共享涉及患者隐私与知情权问题^[32]。《指引》在定义中强调“合法合规获取”，呼应《赫尔辛基宣言》（2024年）^[33]对捐献者权益的保护，确保研究不逾越个人自主与公共利益的边界。

2   基本原则与实践导向

《指引》提出的五大基本原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基于伦理学经典理论与技术治理现实需求构建的协同体系。这些原则既体现对传统伦理框架（如《赫尔辛基宣言》）的承继，又针对类器官技术的特殊性进行了创新性拓展。

2.1   有益原则

类器官研究应致力于推动生命科学和医学等领域的科学进步，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及人类健康福祉。研究应通过提升对疾病的理解、改进治疗方法及推动个体化医疗等方式造福人类。类器官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转化潜力。例如，2019年肠道类器官被用于研究克罗恩病^[34]，2020年患者来源的肿瘤类器官被用于辅助个性化药物筛选^[35]，2021年肺类器官模型被用于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研发^[36]。这些案例凸显了类器官在医学进步中的直接贡献。有益原则强调研究需“增进人类健康福祉”，避免技术滥用或纯商业导向的研究。

2.2   控制风险原则

类器官研究应通过科学设计、规范操作及必要监管，尽可能减小或避免对人体生物材料捐献者、相关人群、实验动物及周围环境造成伤害或威胁。类器官研究涉及多重风险。例如，早期脑类器官实验因未限制培养时间，导致神经网络复杂度接近胎儿水平，引发“类意识”伦理争议^[37]。此外，人-非人动物嵌合体研究中，若人类细胞侵入非人宿主生殖系统，可能产生跨物种遗传风险。《指引》要求通过“科学设计”和“规范操作”降低风险，如建立脑类器官电生理监测标准、限制嵌合体细胞移植比例等，确保研究不威胁人类尊严或生态安全。

2.3   尊重自主原则

在类器官研究中，应充分尊重和保障人体生物材料捐献者的自主决定权，包括捐献者自主决定是否捐献、是否参加研究、参加哪些研究以及是否退出研究等。人体生物材料的来源涉及敏感伦理问题。例如，“海拉细胞”（HeLa细胞）伦理争议（未告知患者家属细胞被用于商业研究）暴露了知情同意的缺失。在类器官研究中，患者肿瘤组织构建的类器官若被用于药物专利开发，需明确征得捐献者同意。尊重自主原则呼应了《赫尔辛基宣言》（2024年）^[33]，要求捐献者“自主决定研究范围”，避免“宽泛同意”陷阱。

2.4   科学必要原则

类器官研究应具备明确的科学目标、充分的科学依据以及实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以确保研究具有实质性的科学价值和伦理正当性。《指引》要求研究需“具备实质性科学价值”，防止资源浪费或伦理风险无意义扩大。例如，禁止为延长胚胎模型培养时间而进行缺乏明确目标的实验，避免触碰“14天规则”红线^[38]。

2.5   公平公正原则

类器官研究的成果应尽可能广泛惠及各类人群，合理分配研究可能带来的利益、风险和负担，避免因研究结果而对特定群体产生污名化、歧视或其他不公平待遇。类器官技术的应用可能加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例如，基于发达地区患者样本构建的肿瘤类器官库，可能无法使落后地区患者受益；脑类器官研究若过度关注罕见病，可能忽视常见病需求。公平公正原则强调“成果普惠性”，要求研究设计考虑多元群体需求。

3   一般要求：从合规性到可持续性

《指引》的“一般要求”从研究全流程构建全链条治理框架，不仅强调合规性底线，也强调通过制度设计与技术工具创新推动伦理治理的可持续性。

3.1   科学价值

类器官研究应从科学、社会等方面进行全面价值考量。研究应有助于扩展科学知识，并具有潜在的公共利益贡献，符合科学和社会进步需求。如肺类器官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机制的研究^[39]科学价值明确，加速了抗病毒药物开发。此项要求强调“全面价值考量”，旨在避免资源浪费，确保研究聚焦于扩展科学知识或解决实际问题。例如，肿瘤类器官研究需优先针对临床耐药性等未满足的医疗需求^[40]。

3.2   合法合规

开展类器官相关研究应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以及科技伦理规范。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人体生物材料与实验动物的获取与处置、实验设施环境、研究人员资质、操作方法和研究结果发布等不得存在违法违规的情形，并遵循科技伦理的基本原则与要求。开展类器官相关临床研究时，还应当严格遵守我国临床研究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有关规范性文件和技术准则、伦理规范的要求。《指引》明确类器官研究需遵守《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2023年）^[41]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研究全链条（从样本获取到成果发布）符合法律框架。例如，人干细胞胚胎模型禁止植入子宫的规定，直接回应国际“14天规则”争议^[42]。

3.3   伦理审查

开展类器官研究的机构应当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伦理审查委员会委员应具备类器官研究相关的伦理审查能力。必要时，伦理审查委员会可以邀请类器官研究领域的专家顾问就研究中的特定问题提供专业咨询意见，以确保伦理审查的全面性与质量。委员会应对相关研究实施持续的跟踪审查与监督。脑类器官和整合型干细胞胚胎模型的复杂性对伦理审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3-44]。《指引》要求伦理审查委员会“增补专业委员”或“邀请顾问专家”，确保审查能力匹配技术风险。例如，涉及嵌合体的研究需同时具备干细胞学、动物伦理及法律专家参与审查。

3.4   知情同意

开展类器官相关研究应尊重和保障人体生物材料捐献者的知情权和参加研究的自主决定权，严格执行知情同意程序，保护捐献者的隐私及其他权益；应确认拟开展的类器官研究不超出人体生物材料捐献者的同意范围，如有超出需再次征得捐献者同意。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知情同意缺失是生物医学研究的长期痛点^[45]。《指引》强调“同意范围限制”，禁止“一揽子同意”。例如，捐献者仅同意基础研究时，其生物材料不得用于商业转化，避免侵犯自主权。

3.5   人员设施

从事类器官研究的科研人员应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并接受相应的专门技能、相关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及安全要求培训；研究机构应具有适当的科研条件及实验设施，以确保研究的规范性与安全性。类器官技术对操作精度要求极高。《指引》要求研究人员“接受专业培训”，设施需“确保规范性与安全性”。例如，脑类器官培养需配备电生理记录设备，以实时监测神经网络活动，防止意外风险。

3.6   资源管理

应对类器官相关研究过程中获取的人类遗传资源；生物资源及其他相关资源实施妥善保存与严格管理；对于剩余的生物材料、形成的衍生资源及研究成果，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伦理准则，进行系统化管理，并妥善开展存储、共享与处置工作。管理过程中应注重资源的可追溯性与安全性，确保其科学使用，促进研究开展，并符合伦理合规性要求。人类遗传资源管理不善可能导致数据泄露或滥用。《指引》强调“可追溯性”与“合规处置”。例如，类器官衍生资源（如基因编辑细胞系）需标注来源信息，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46]进行跨境共享审批。

3.7   数据要求

在类器官研究中，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和共享应严格遵守我国相关法律和伦理规范，保障数据的合理、安全及合规使用，保护数据捐献者隐私。研究结束后，应根据相关规定和捐献者的意愿，对数据进行严格管理与妥善处置。数据共享前需进行去标识化处理，通过伦理审查并确保用途符合捐献者意愿。例如，单细胞测序技术解析脑类器官细胞图谱涉及数亿万字节的数据，若未匿名化处理可能暴露捐献者遗传特征^[47]。《指引》要求“保障数据安全”，呼应《个人信息保护法》及《数据安全法》。

3.8   国际合作

类器官研究的国际合作应遵循国际通行的伦理准则，并遵守合作各方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法律法规。跨境类器官合作研究日益频繁，但伦理标准差异可能引发冲突。《指引》强调“遵循国际伦理准则”，推动合作双方在敏感领域（如胚胎模型）预先制定统一伦理框架，避免技术滥用或法律纠纷。

4   特殊要求

针对类器官研究中的高风险领域，《指引》通过量化指标设定与技术边界管控，将抽象伦理争议转化为可操作的科研标准，体现了对“技术奇点”的前瞻性治理逻辑。

4.1   脑类器官研究

从事脑类器官研究时，特别需要关注其在长时程培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复杂神经网络和自发性电活动，重视其潜在的意识属性发展风险。应开展全面的伦理风险评估，并制定相应的风险防控方案，建立标准化检测机制，持续监测脑类器官的电生理活动水平及复杂度。脑类器官技术自2013年突破以来，已能模拟皮质分层、神经元放电等复杂特征^[48]。长时程培养的脑类器官可产生自发性同步电活动，其复杂度接近孕中期胎儿脑电波，引发学界对“类意识”或“感知能力”的伦理争议^[49-50]。《指引》要求建立电生理监测机制，例如通过多电极阵列实时记录神经活动，量化网络复杂度（如熵值、突触密度），避免意外形成高阶功能。可参考《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干细胞研究和临床转化指南》（2021年）^[26]设定培养时间上限，并禁止引入感觉输入装置（如光遗传刺激），防止人为诱导意识属性。

4.2   类器官-嵌合体研究

在进行类器官移植至非人动物的研究时，应科学、合理、审慎地选择移植的人类细胞数量，严格评估并高度重视其潜在伦理风险^[51]。此类研究应严格遵守《人-非人动物嵌合体研究伦理指引》^[30]等相关规范，尊重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嵌合体研究在器官再生领域潜力巨大^[28]。但若人源细胞侵入非人宿主脑或生殖腺，可能模糊物种界限，引发“人性化动物”的道德恐慌^[52]。《指引》要求“审慎选择移植细胞数量”（如限制人神经干细胞在动物胚胎中的占比，避免形成人类特异性脑区），同时需遵守《人-非人动物嵌合体研究伦理指引》^[30]和实验动物福利标准（如《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指南》^[53]），禁止在灵长类动物中开展高比例人脑嵌合实验。

4.3   人干细胞胚胎模型研究

人干细胞胚胎模型在体外的培养时间应以实现科学目标所需的最短时间为原则。例如，研究心脏原基形成仅需培养7 d，避免延长至敏感阶段。在研究过程中，应谨慎关注胚胎模型的发育动态，详细观察并记录关键生物学事件，特别是在中枢神经系统等敏感领域的发育情况。对于整合型干细胞胚胎模型研究，应对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保持警觉，预先评估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防控方案；同时应明确培养的终止条件。禁止将人干细胞胚胎模型植入人类或非人动物宿主的子宫内。“类囊胚”模型可模拟着床过程^[54]，为研究人干细胞胚胎植入提供了可替代方案。《指引》要求以“实现科学目标的最短时间”为原则，并明确禁止将模型植入人类或非人动物子宫，直接回应“合成胚胎是否具有发育权”的伦理争议，防止技术滑向生殖克隆或人类胚胎商业化。

4.4   伦理审查特殊要求

对于涉及脑类器官和整合型干细胞胚胎模型的研究，若已设立伦理审查委员会，应在现有委员会的基础上，增补具备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和伦理审查能力的委员，或邀请具有该领域资深经验的顾问专家提供专业咨询意见，以对该类研究进行伦理审查和持续监督。涉及《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41]所规定的需要专家复核的科技活动，研究机构应根据相关规定，向所在地方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申请组织开展专家复核。脑类器官和胚胎模型的复杂性超出传统伦理审查范畴^[55]。《指引》要求增补相关领域委员或引入顾问，确保审查深度匹配技术风险。整合型胚胎模型审查需涵盖发育生物学、法律及伦理多学科视角。对高风险研究（如超过60 d的脑类器官培养）启动跨机构专家复核，并参考《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41]进行“清单制”管理，防范系统性伦理疏漏。

4.5   人员设施特殊要求

对于涉及人干细胞胚胎模型的研究，研究人员应具备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包括对干细胞研究的深入理解与专业能力，以及在动物系统中进行胚胎培养的丰富经验等。研究机构应具备相应的科研条件和实验设施，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与安全性。人干细胞胚胎模型的操作要求极高技术精度。研究人员需具备干细胞定向分化、类器官三维培养等核心技术能力，例如，通过《人干细胞研究伦理审查技术规范》^[56]认证。实验室需配备特定设备（如时间推移成像系统、低氧培养箱），并建立标准操作程序。脑类器官培养需定期校准电生理记录仪，确保数据可靠性。

5   科普和宣传

从事类器官研究的科研人员应当积极开展面向公众的科普工作，帮助公众科学、客观、理性地认识和理解类器官研究。类器官技术的复杂性（如脑类器官的神经网络模拟、胚胎模型的发育机制）易引发公众误解或伦理恐慌。《指引》要求科研人员主动解释技术本质，阐明类器官技术原理。通过科普消除“技术妖魔化”，增强公众对研究的信任与支持。例如，利用动画或模型展示类器官在药物测试中替代动物实验的伦理优势，促进社会对技术价值的理性认知。

发布特别重大、突破性、备受关注的类器官相关研究成果前，应对研究方法的可靠性、数据的准确性、结果的可复制性以及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度进行严格全面的审核。类器官相关研究成果宣传应当客观、实事求是，避免夸大研究成果的意义和影响。类器官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常被过度炒作，引发患者不切实际的期待，甚至干扰临床试验招募。《指引》要求对“突破性成果”进行多重审核，包括数据可重复性（如第三方实验室验证）、结论适用范围（如仅限体外模型）及潜在局限性（如无法模拟免疫微环境）等。避免夸大研究意义，如将“脑类器官初步模拟癫痫放电”表述为“治愈癫痫的曙光”，防止误导公众或资本无序涌入。

6   小结

《指引》作为我国生命科学伦理治理的重要里程碑，系统构建了类器官研究的伦理框架，为技术创新与人类尊严的平衡提供了科学、严谨的规范路径。《指引》以“有益、风险控制、尊重自主、科学必要、公平公正”为基本原则，围绕类器官研究的全流程，从样本获取、技术操作到成果发布，提出兼顾普适性与特殊性的伦理要求，既回应了脑类器官“意识属性”、人-非人动物嵌合体“物种边界”等前沿争议，也强化了知情同意、数据安全和公众科普等基础保障。通过融合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指引》不仅为科研人员划定了清晰的伦理红线，更以负责任的态度推动类器官技术服务于人类健康福祉，为全球生命科学伦理治理贡献了兼具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的中国方案，彰显了我国在科技伦理领域的引领性与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