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于2019年底暴发，疫情的出现和暴发作为社会突发重大事件会引起个体不同程度的焦虑与不安^[1]。COVID-19疫情期间，鉴于疫情的高暴发和高传染性，各地区均要求民众采取居家隔离的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疫情蔓延，但隔离会进一步加重民众的焦虑^[2]。我国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40%以上^[3]，由于COVID-19疫情暴发于春节，正值大批城市务工人员返乡时期，农村防疫作为本次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除了做好身体防护外，还要重视农村居民的心理防护。因此，了解疫情暴发阶段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对于农村社会稳定和下一阶段防疫工作的有效开展有重要意义。皖西南地区位于安徽、湖北和江西三省交界处，毗邻疫情复杂度仅次于武汉市的黄冈市，本研究对COVID-19疫情期间该地区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并探讨相关影响因素。

以COVID-19疫情期间皖西南地区的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截至2020年2月9日24时，皖西南地区的农村累计确诊病例15例，大多为外出务工返乡人员。本研究于2020年2月1日至5日在安徽省皖西南地区随机抽取20个村，覆盖宿松县、太湖县和望江县等，通过发放网络在线问卷887份进行调查。

收集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和对COVID-19疫情知识的了解程度。其中对COVID-19疫情知识的了解程度问卷借鉴了谢晓非等^[4]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时期的心理恐慌研究，从当前疫情情况、症状、传播途径、预防措施和相关科研进展5个方面量化调查对象对COVID-19疫情知识的了解情况。每方面由1道自评题目组成，被调查者根据每个条目与其自身状态的符合程度进行1分(一点也不符合)~7分(非常符合)评分，总分为5道题目分数之和，总分越高表明被调查者对疫情知识的了解程度越好。基于本研究样本计算，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44。

SCL-90共有90个条目^[5]，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1分(没有症状)~5分(症状严重)。该量表共包含10个因子：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其中"其他"因子主要由反映睡眠及饮食状况的条目组成^[6]。SCL-90的总分为90个症状自评条目得分之和。总均分为总分除以90，因子分为组成某一因子的各条目总分除以该因子包含的条目数。总分或各因子分越高表明被调查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越低、症状越严重^[6]。阳性筛选标准有3个，符合其中任意1个即为阳性：总分≥160分；阳性条目数≥43个；至少1个因子分≥2分^{[5, 7]}。该量表在我国已被广泛用于心理健康状况测查^{[5, 7]}，国内外多项研究均证实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8-10]。基于本研究样本计算，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74。

应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人数和百分数表示。采用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不同人口学信息的农村居民之间心理健康的差异，采用单样本t检验对调查对象的SCL-90得分与中国常模进行比较，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为0.05。

通过网络发放在线调查问卷共887份，回收有效问卷(填写问卷时长≥5 min)766份，有效率为86.4%。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29.63±13.47)岁；男369人(48.2%)、女397人(51.8%)；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113人(14.8%)、初中517人(67.5%)、高中及以上136人(17.8%)；家庭结构完整657人(85.8%)、家庭结构不完整109人(14.2%)。

766名皖西南农村居民中有心理问题者178人(23.2%)，SCL-90总分呈阳性者57人(7.4%)。见表 1，各因子的阳性检出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强迫(116人，15.1%)、人际关系敏感(69人，9.0%)、其他(65人，8.5%)、敌对(62人，8.1%)、恐怖(50人，6.5%)、偏执(43人，5.6%)、抑郁(40人，5.2%)、焦虑(37人，4.8%)、精神病性(32人，4.2%)、躯体化(20人，2.6%)。

见表 1，皖西南农村居民的SCL-90各因子分均低于中国常模，除恐怖因子外，其余各因子分与中国常模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

表 1 (Tab 1)

表 1 皖西南农村居民SCL-90各因子分、总分及与中国常模[11]的比较 因子 本研究N＝766 中国常模N＝1 388, x±s t值 P值 得分, x±s 阳性, n (%) 阳性分值, 范围 躯体化 1.14±0.31 20 (2.6) 2.00~3.75 1.37±0.48 -20.520 ＜0.01 强迫 1.44±0.49 116 (15.1) 2.00~4.10 1.62±0.58 -9.882 ＜0.01 人际关系敏感 1.30±0.47 69 (9.0) 2.00~4.33 1.65±0.61 -20.334 ＜0.01 抑郁 1.23±0.43 40 (5.2) 2.00~4.54 1.50±0.59 -17.256 ＜0.01 焦虑 1.20±0.37 37 (4.8) 2.00~3.80 1.39±0.43 -14.217 ＜0.01 敌对 1.27±0.49 62 (8.1) 2.00~4.50 1.46±0.55 -10.806 ＜0.01 恐怖 1.21±0.42 50 (6.5) 2.00~3.86 1.23±0.41 -1.290 0.197 偏执 1.21±0.42 43 (5.6) 2.00~4.33 1.43±0.57 -14.422 ＜0.01 精神病性 1.20±0.36 32 (4.2) 2.00~4.40 1.29±0.42 -6.907 ＜0.01 其他 1.28±0.44 65 (8.5) 2.00~3.86 总分 112.24±32.56 57 (7.4) 160.00~340.00 SCL-90：90项症状自评量表.

表 1 皖西南农村居民SCL-90各因子分、总分及与中国常模[11]的比较

女性居民的恐怖因子分高于男性(t＝4.025，P＜0.05)，两组间其余因子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果表明在COVID-19疫情期间，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容易产生由疫情相关信息或事件引发的恐怖心理。见表 2。

表 2 (Tab 2)

表 2 皖西南农村居民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组之间SCL-90各因子分比较  x±s 因子 不同性别 不同年龄 男性n＝369 女性n＝397 t值 P值 青年n＝476 中老年n＝290 t值 P值 躯体化 1.13±0.30 1.15±0.31 1.170 0.280 1.12±0.30 1.17±0.32 -1.913 0.056 强迫 1.42±0.48 1.46±0.50 1.160 0.282 1.45±0.51 1.43±0.47 0.398 0.690 人际关系敏感 1.31±0.47 1.30±0.47 0.159 0.690 1.33±0.52 1.26±0.37 1.997 0.046 抑郁 1.21±0.37 1.26±0.48 2.262 0.133 1.25±0.48 1.21±0.33 1.151 0.250 焦虑 1.19±0.38 1.21±0.36 0.391 0.532 1.22±0.41 1.17±0.30 1.578 0.115 敌对 1.25±0.49 1.29±0.50 1.005 0.316 1.29±0.54 1.24±0.41 1.266 0.206 恐怖 1.18±0.39 1.24±0.44 4.025 0.045 1.23±0.44 1.17±0.37 2.056 0.040 偏执 1.23±0.42 1.20±0.42 0.719 0.397 1.23±0.45 1.19±0.35 1.247 0.213 精神病性 1.21±0.38 1.20±0.34 0.151 0.698 1.21±0.38 1.18±0.32 1.211 0.226 其他 1.28±0.45 1.28±0.44 0.001 0.982 1.28±0.46 1.28±0.42 0.095 0.924 青年：≤40岁；中老年：＞40岁. SCL-90：90项症状自评量表.

表 2 皖西南农村居民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组之间SCL-90各因子分比较

按年龄将调查对象分为青年组(≤40岁)和中老年组(＞40岁)。中老年组居民的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分和恐怖因子分均低于青年组(t＝1.997、2.056，P均＜0.05)，两组间其余各因子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果表明在COVID-19疫情期间，青年居民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更多的不自信和敏感恐怖心理。见表 2。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居民心理健康水平无明显差异，SCL-90各因子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 3。

表 3 (Tab 3)

表 3 皖西南农村居民不同受教育程度组之间SCL-90各因子分比较  x±s 因子 小学及以下n＝113 初中n＝517 高中及以上n＝136 F值 P值 躯体化 1.18±0.32 1.14±0.30 1.13±0.31 1.194 0.304 强迫 1.49±0.50 1.45±0.50 1.39±0.45 1.498 0.224 人际关系敏感 1.31±0.41 1.32±0.49 1.26±0.45 0.766 0.465 抑郁 1.24±0.37 1.24±0.44 1.19±0.41 0.741 0.477 焦虑 1.20±0.29 1.21±0.39 1.16±0.37 1.065 0.345 敌对 1.31±0.46 1.28±0.52 1.19±0.43 2.172 0.115 恐怖 1.23±0.42 1.22±0.43 1.15±0.35 1.992 0.137 偏执 1.22±0.38 1.22±0.42 1.20±0.45 0.079 0.924 精神病性 1.20±0.33 1.21±0.35 1.18±0.43 0.248 0.781 其他 1.29±0.42 1.30±0.45 1.21±0.43 2.022 0.133 SCL-90：90项症状自评量表.

表 3 皖西南农村居民不同受教育程度组之间SCL-90各因子分比较

除恐怖因子分外，家庭结构完整的居民其余SCL-90因子分均低于家庭结构不完整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结果表明在COVID-19疫情期间，家庭结构完整的居民主观心理健康状况更为良好，强迫行为较少，人际关系更和谐，在情绪上乐观且稳定；家庭结构不完整的居民容易产生抑郁、焦虑、自卑等消极情绪，易受到较多躯体化症状困扰，睡眠和饮食状况较差。见表 4。

表 4 (Tab 4)

表 4 皖西南农村居民不同家庭结构与不同COVID-19疫情知识了解程度组之间SCL-90各因子分比较 因子 家庭结构 对COVID-19疫情知识了解程度 完整n＝657 不完整n＝109 t值 P值 低n＝385 高n＝381 t值 P值 躯体化 1.12±0.25 1.27±0.51 23.893 ＜0.01 1.17±0.35 1.11±0.25 8.029 0.005 强迫 1.42±0.46 1.61±0.63 14.030 ＜0.01 1.50±0.50 1.39±0.48 9.951 0.002 人际关系敏感 1.29±0.43 1.42±0.66 8.308 0.004 1.35±049 1.26±0.44 8.451 0.004 抑郁 1.21±0.40 1.38±0.56 14.853 ＜0.01 1.26±0.41 1.21±0.44 2.904 0.089 焦虑 1.18±0.34 1.31±0.51 11.457 0.001 1.23±0.40 1.17±0.34 4.123 0.043 敌对 1.25±0.46 1.38±0.65 7.131 0.008 1.31±0.50 1.22±0.48 6.786 0.009 恐怖 1.20±0.41 1.25±0.46 1.080 0.299 1.23±0.44 1.19±0.39 2.400 0.122 偏执 1.20±0.37 1.30±0.61 5.573 0.018 1.25±0.44 1.18±0.39 4.959 0.026 精神病性 1.19±0.35 1.27±0.43 5.041 0.025 1.24±0.39 1.16±0.33 7.703 0.006 其他 1.26±0.41 1.43±0.57 13.924 ＜0.01 1.34±0.48 1.22±0.39 13.313 ＜0.01 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SCL-90：90项症状自评量表.

表 4 皖西南农村居民不同家庭结构与不同COVID-19疫情知识了解程度组之间SCL-90各因子分比较

按对COVID-19疫情知识了解程度总分的中位值将调查对象分为高、低两组。对COVID-19疫情知识了解程度高的居民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敌对、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因子分均低于对COVID-19疫情知识了解程度低的居民(P＜0.05或P＜0.01)，抑郁和恐怖因子分在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果表明在COVID-19疫情期间，对疫情相关信息较为了解的农村居民显示出较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而对疫情相关知识了解不足的农村居民可能更容易产生身体不适感，较易被消极情绪所困扰，有较多饮食和睡眠问题。见表 4。

以是否筛查阳性为因变量(否＝0，是＝1)，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和对COVID-19疫情知识的了解程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 5)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完整与否和对COVID-19疫情知识的了解程度是皖西南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或P＜0.01)。

表 5 (Tab 5)

表 5 皖西南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B 标准误 Wald df OR (95% CI) P值 性别 0.095 0.179 0.280 1 1.099 (0.774, 1.562) 0.597 年龄 -0.023 0.007 12.872 1 0.977 (0.965, 0.989) ＜0.01 受教育程度 -0.367 0.170 4.682 1 0.693 (0.497, 0.966) 0.030 家庭结构 0.660 0.234 7.952 1 1.934 (1.223, 3.059) 0.005 对COVID-19疫情知识的了解程度 -0.053 0.018 8.504 1 0.948 (0.914, 0.983) 0.004 常量 0.803 0.731 1.206 1 2.232 0.272 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B：回归系数；df：自由度；OR：比值比；CI：置信区间.

表 5 皖西南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本研究对COVID-19疫情期间皖西南地区的农村居民进行了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现阶段农村居民的SCL-90得分较中国常模^[11]低，但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没有针对中国农村居民的SCL-90常模，因此存在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本身就优于中国常模的可能性。罗楚亮^[12]研究城乡主观幸福感差异发现，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更高。梁明辉和张黎^[13]研究发现村干部的SCL-90得分低于中国常模。此外，中国人SCL-90常模建立于1986年^[11]，距今已有35年，其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常模却未做过修订。任杰^[8]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后指出常模的时效性较差，应予以修订。因此1986年建立的SCL-90中国常模是否依然适用于当今社会存在较大争议^[14]，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研究。

本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从整体上看现阶段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但23.2%(178/766)的农村居民检出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以"强迫"最为明显。因此，COVID-19疫情期间心理健康防护工作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疫情信息传播滞后^[15]可能是农村社会心理结构相对稳定的原因之一，但农村的相对闭塞也使谣言更容易产生和传播，存在动摇社会心理稳定的可能性。农村空间的不密集、易隔离等特征致使疫情传播没有城市容易，但较小的心理压力可能会导致农村居民防范性较差，外加农村居民邻里关系较亲密，聚集性传播(串门、聚会)的风险较高，因此在维护农村居民心理健康的同时要增强社会防范意识。

杨雪花等^[16]对3 637名大学生进行调研，发现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发生率为13.14%，高于非贫困大学生(9.40%)。王佳等^[17]基于三峡库区贫困人口的研究结果显示，贫困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常模。本研究是基于皖西南地区刚脱贫的农村居民的调研，其与常模相比心理健康状况较好。这从另一个角度提示贫困与心理健康有关^[18]，但脱贫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具体关系仍需进一步深入探索。

本研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人口学因素后，对COVID-19疫情知识的了解程度能预测心理问题。张秀军等^[19]对医学生进行的调研结果表明，掌握禽流感疫情防治知识可以降低心理焦虑。多项研究表明，患者及其家属对相关疾病知识了解越多，产生的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就越少^[20-21]。对疫情知识的了解能够帮助人们正确地看待现状，理性分析，减少负面情绪^[22]，因此在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加强相关知识的推广和普及有助于缓解民众的负性情绪。

本研究还发现，COVID-19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受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结构完整与否的影响，即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结构完整者疫情期间出现心理问题的可能性越小。研究表明年龄增长、阅历丰富使心理弹性水平增加，心理健康水平更好^[22]。本研究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心理健康具有保护作用，与梁小利等^[23]的研究结果相符, 学历提高，心理弹性呈上升趋势，心理抗压程度增强^[24]，从而对心理健康形成保护作用。完整的家庭结构对心理健康有保护作用，这也与文献报道结论^[25]一致。家庭作为重要的社会支持来源之一，在应对疫情防控压力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5]，家庭结构不完整会导致诸如情绪不稳定、容易冲动、孤僻、易产生焦虑和冷漠等消极情绪、不易适应环境等心理问题^[26]。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与不足。第一，样本的有偏性。总体上看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可能会对问卷词语存在理解上的歧义，从而影响测量的效度。此外，本研究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展开，而农村的网络应用水平较低，可能导致样本偏差。第二，本研究采用问卷的形式让被调查者进行自我报告，可能存在自我报告偏差，影响研究的信效度。第三，本研究未将非COVID-19疫情期间的数据作为对照，无法完全界定疫情带来的影响。第四，本研究仅探索了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皖西南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但疫情除了影响心理健康外，还对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如外出务工时间延迟、乡村旅游业遭到重创、农副产品消费需求下降等均对居民的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造成较大冲击等，这也可能成为影响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

总体上看，COVID-19疫情期间皖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状态良好。这充分肯定了各级单位在防疫工作中的成果，但在接下来的常态化防疫工作中仍不可掉以轻心。本研究结果提示应重点关注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结构不完整的农村居民，并加强COVID-19疫情相关知识的普及，增加农村居民对疫情相关信息的了解，帮助其正确认识现状并维护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