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作为文化差异的重要维度，近年来成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热点^[1]。在同一文化下亦可基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考察个体人格的文化取向。一般来说，具有个人主义特质的个体重视竞争、快乐主义和独立，而具有集体主义特质的个体则重视传统、社会性和相互依赖。个体人格的文化取向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取向未必一致。Triandis^[2]提出“人-环境配适（person-environment fit）”的概念，认为当人格与文化强调的价值相匹配时会增进主观幸福感，反之则减弱。Caldwell-Herris和Aycicegi^[3]提出“人格与文化冲突（personality-culture clash）”的假设，以解释不同文化环境下个体人格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总之，文化取向为健康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国家，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的不断加快，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社会问题。老年人自身的文化取向是否会影响其健康状况和生存质量？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在一般意义上，施铁如^[4]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强调社会集体价值取向而压抑个体性的取向，可能会导致个体人格上的依赖性、求通性及自我的畏缩，从而导致个体独立性差、适应力低，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造成消极影响。

在老年群体中，军队离退休干部有其特殊性，他们绝大部分在解放前就入伍参加工作，有几十年的军队工作经历，所处文化的集体主义倾向更为强烈。按照Triandis^[2]提出的“人-环境配适”、Caldwell-Herris和Aycicegi^[3]提出的“人格与文化冲突”理论，似乎集体主义者在我国文化下更能适应，对健康也更有益。本研究探究了特定集体主义文化下的军队离退休干部群体，考察个人的文化取向（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在预测其健康状况和生存质量中的作用，为提高他们的晚年生活质量提供新的视角。

调查对象为军队离退休干部，在上海、苏州等地军队干休所共发放问卷112份。问卷发放到各个军队干休所，自愿填写，部分离退休干部因年龄和身体原因由研究人员读题、询问其选择后帮助填写。军队离退休干部年龄普遍偏大，填写问卷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漏填现象，因此去除漏填问卷41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71份，有效率为63.39%。71名军队离退休干部中男53人、女18人，年龄75~91（84.66±3.08）岁。从文化程度来看，高中及以下9人、大专17人、本科42人、研究生3人，本科及以上占63.38%；从婚姻状况来看，在婚57人、离婚1人、丧偶13人；从子女数目来看，1人无子女，6人有1个子女，35人有2个子女，29人有3个及以上子女。

采用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uropean quality of life 5-dimensions，EQ-5D）^[5]评估调查对象的健康状况。该量表分为EQ-5D健康描述系统和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VAS）2个部分。EQ-5D健康描述系统从5个维度评估健康状况：行动能力、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日常活动能力、疼痛或不舒服、焦虑或抑郁。EQ-VAS采用一个长20 cm的垂直视觉刻度尺进行评分，顶端为100分，代表“心目中最好的健康状况”，底端为0分，代表“心目中最差的健康状况”。EQ-5D中文版已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6-7]，英文版和中文版在测量结果上的等效性也已得到初步证明^[8-9]。

采用Singelis等^[10]编制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量表评估调查对象的文化取向。此问卷为5点量表，共4个维度，分别为垂直个人主义、水平个人主义、垂直集体主义、水平集体主义，每个维度各有4个项目。该量表在我国的研究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11]。

采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scale of happiness，MUNSH）进行主观幸福感测量。该量表建立在情感平衡理论（正性情感与负性情感的平衡）基础上，正性情感增加一个人的幸福感，负性情感降低一个人的幸福感，总的幸福度是二者之间平衡的结果。MUNSH由24个条目组成，其中5个条目反映正性情感、5个条目反映负性情感、7个条目反映正性体验、7个条目反映负性体验，总幸福度=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正性体验-负性体验。该量表译成中文并经校正后，于1985年首次引进并应用于中国老年人精神卫生的研究，对中国老年人精神卫生状况的测定有较高的效度^[12]。该量表在中国老年人幸福感研究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3]。

采用自编问卷收集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出生年月、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研究生）、婚姻状况（未婚、在婚、离婚、丧偶）、子女数目（无子女、有1个子女、有2个子女、有3个及以上子女）、居住情况（独自居住、与老伴一起居住、与老伴及子女共同居住、仅与子女一起居住、其他）。

应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年龄与各主要研究变量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其他均为Spearman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等统计学分析方法。检验水准（α）为0.05。

71名军队离退休干部自评健康状况得分为（69.34±15.58）分，主观幸福感得分为（37.89±9.08）分，个人主义得分为（30.86±3.59）分，集体主义得分为（34.28±4.56）分。男性和女性之间自评健康状况（P=0.34）、主观幸福感（P=0.18）、个人主义（P=0.77）和集体主义（P=0.4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将军队离退休干部（n=71）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取向得分与大学生群体（n=403）^[14]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军队离退休干部的得分均低于大学生群体[个人主义：（30.86±3.59）分vs（32.89±5.58）分，t=-4.81，P＜0.01；集体主义：（34.28±4.56）分vs（38.70±5.65）分，t=-7.95，P＜0.01）]。

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数目、居住情况与自评健康状况、主观幸福感、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表 1）。因此，在后续分析中将不考虑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数目和居住情况的影响。

表 1 (Tab 1)

表 1 人口学变量与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r 变量 自评健康状况 主观幸福感 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 年龄 -0.17 0.03 -0.12 -0.11 文化程度 -0.05 -0.05 0.11 0.03 婚姻状况 -0.11 -0.08 -0.02 0.16 子女数目 -0.04 0.01 -0.12 0.03 居住情况 0.20 -0.02 0.10 0.04

表 1 人口学变量与主要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主观幸福感、个人主义与自评健康状况之间呈正相关（r=0.44，P＜0.01；r=0.29，P＜0.05）；集体主义与自评健康状况、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r=0.19，P＞0.05；r=0.12，P＞0.05）；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呈正相关（r=0.67，P＜0.01），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r=0.03，P＞0.05）。

以自评健康状况作为因变量，第1层输入主观幸福感，第2层输入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后2个模型均有统计学意义（R²=0.19、0.28，P均＜0.01），模型解释率提高（ΔR²=0.08，F=3.41，P＜0.05）。控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后，个人主义能够预测健康状况（β=0.34，P＜0.05），集体主义则无法预测健康状况（β=-0.09，P=0.55）。见表 2。

表 2 (Tab 2)

表 2 自评健康的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分层 B SE β R2 ΔR2 第1层       0.19**     主观幸福感 0.76 0.19 0.44**     第2层       0.28** 0.08*   主观幸福感 0.77 0.19 0.46**       个人主义 1.46 0.61 0.34*       集体主义 -0.29 0.48 -0.09     B：回归系数；SE：标准误差；β：标准化回归系数.*P＜0.05，**P＜0.01

表 2 自评健康的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Hofstede^[15]认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是同一个文化维度的两端，应被看作是相互对立的文化。而Triandis和Gelfand^[16]则认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相互独立的文化维度，同一个体可同时具备这2种文化取向。本研究中，军队离退休干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得分之间呈正相关（r=0.67，P＜0.01），说明这2种文化取向并不是同一文化维度对立的两端，而是相互独立的维度。李花芳和张红静^[17]对青年群体的研究也发现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存在正相关，进一步支持了Triandis和Gelfand的理论。这些结果可能说明一个人在拥有相互合作、为集体利益牺牲的集体主义意识前提下，也可以追求个人的成就、权利、尊严等，即集体主义中强调相互合作与个人主义中的自立自强并不完全矛盾。

本研究在关于军队离退休干部自评健康影响因素的探讨中，与既往研究^[18]一致的是，主观幸福感是干部健康状况的重要预测变量（β=0.44，P＜0.01），提示主观幸福感与健康、寿命存在因果关系。控制了主观幸福感变量之后，同样集体主义文化下，个体不同的文化取向对健康状况的影响不同。首先，从本研究中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得分来看，军队离退休干部的个人主义取向和集体主义取向得分均低于大学生（P均＜0.01），这反映军队离退休干部在文化取向的选择中可能不像年轻人那么极端。进一步分析发现，军队离退休干部个人主义取向得分越高健康状况和生存质量越好，而集体主义取向则无法预测健康状况。这与李祚山^[19]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研究结果不同。Scott等^[20]对澳大利亚大学276名大一学生进行研究发现，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具有强烈个人主义文化倾向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社会和心理不适应。与此相反，在43个国家的关于生存质量的跨文化研究中发现，个人主义与生存质量之间呈正相关^[21]。这些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论较一致。

几十年在军队这样一个强烈的集体主义文化的熏陶下，个人主义取向得分高的离退休干部健康状况更好，人格与文化冲突对健康的消极影响在本研究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不同。Markus和itayama^[22]在长期研究心理学和人类学对自我概念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自我构念的概念，用以概括东西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差异对自我体系形成的影响；与个人主义相对应的是独立型自我构念，与集体主义相对应的是互依型自我构念。Poon和Fung^[23]对中国香港老年人样本的研究发现，自我构念在身体活动能力和主观幸福感间起着调节作用。杨烨和王登峰^[24]也发现个体越独立其自尊水平越高，即具有独立自我特性的个体表现出更多正向自我评价的特点。个人主义文化取向高的干部往往会表现出更积极的自我评价，这对于提升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和身心健康有着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