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30日（当地时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被WHO定义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1]。自2007年颁布《国际卫生条例》以来，WHO宣布过6次PHEIC，涉及甲型H1N1流感、埃博拉出血热、寨卡病毒病等疫情。更早的2002－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疫情的暴发在全球范围内造成8 000余人感染^[2]。这些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具有高传染性和病死率的传染病不仅严重威胁人类的身体健康，更给患者、医护人员和大众造成不良的心理影响。本文回顾了既往研究，根据研究集中的时间划分传染病大暴发期（暴发后3个月内）、暴发后初期（3个月至1年）和长期（1年以上）3个不同时期，梳理在这些阶段SARS、埃博拉出血热等暴发对医护人员、患者和大众造成的心理影响，以及不良心理反应的危险性和保护性因素，为COVID-19疫情暴发后的心理研究和疏导工作提供参考。

传染病大暴发期（3个月内）是人群心理问题的集中暴发期，各类人群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良心理反应。

Tang等^[3]对325例SARS患者的精神症状进行了回顾性研究，发现20.2%的患者有焦虑症状，6.4%的患者有抑郁症状，7.5%的患者有恐惧症状，1.2%的患者表现出自杀倾向。在各种心理问题中，抑郁、焦虑情绪得到的关注较多，但由于关注了不同的病程，各研究报道的发病率差异较大，如刘力松等^[4]的研究显示66.8%的SARS入院治疗患者存在抑郁状态；而高宏生等^[5]发现，出院时SARS康复者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的阳性率分别为65.7%和37.4%。另外，吴荔荔等^[6]的调查显示，COVID-19患者和疑似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应激症状，且症状越强烈睡眠质量越差，部分个体甚至会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并伴有严重的睡眠问题。

研究显示，参与SARS患者救治的医护人员表现出更高的抑郁水平和更多的失眠问题；不过，随着疫情发展抗击SARS医护人员的睡眠质量和情绪有所改善，表现出适应性^[7]。疫情期间医护人员还表现出创伤反应、人际冲突等不良的心理反应和体能下降、易疲劳等不舒适的生理体验，身心两方面同时存在的不适感不利于医护人员疫情期间的长期奋战及疫情后的恢复^[8]。COVID-19疫情期间，援鄂医护人员的90项症状清单（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量表总分及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国内平均水平，表现出不良的心理反应^[9]，与针对SARS的研究结果^[10]相似；一线医务人员的抑郁、焦虑水平也高于医院的非临床工作者^[11]。另一项COVID-19疫情相关研究也表明医护人员心理压力总体较大，但较SARS、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时期有所降低，可能是较高的医院及社会支持减轻了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12]。

由于传染病的高感染风险，每个人都是潜在被感染者，大众会感到害怕和担忧，从而引发一系列心理问题。如黄悦勤等^[13]对SARS流行期间北京市高校学生的调查发现，大学生焦虑症状检出率为9.5%，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9.6%。近期一项研究关注了COVID-19大暴发期大众的应激反应，4.6%的人出现PTSD症状^[14]。COVID-19对大众的影响还表现出性别、年龄和易感性的差异，在COVID-19高发地区女性PTSD症状比男性更多^[15]；由于COVID-19患者中老年人的病死率较高，增加了中老年患者的心理压力^[16]；高感染风险（生活在COVID-19高发地区）可能导致更多的PTSD症状和睡眠问题^[17]。

传染病暴发后初期（3个月至1年）的研究多以康复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大众及医护人员的报道较少，但有报道强调即使疫情过去，大众的心理健康仍然要予以重视。如SARS暴发8个月后针对东亚民众的研究发现，心理疾病的检出率高达26.2%，研究者重点强调民众收入减少对心理健康的影响^[18]。

即使康复，传染病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影响仍然存在。胡厚源等^[19]研究发现，康复SARS患者的抑郁和焦虑水平高于对照组（非SARS患者），提示抑郁、焦虑问题仍然是SARS患者面临的主要心理问题。13%的埃博拉出血热患者在治愈后表现出抑郁和焦虑症状^[20]。传染病暴发后3个月至1年也是患者PTSD的高发期，由于调查时间和诊断标准的差异，不同研究报道的3个月PTSD发病率有所不同（5%^[21]、30.7%^[22]）。除以上报道的心理问题，康复后的传染病患者回到日常生活环境后容易受到污名化（stigma）的影响。James等^[23]研究发现，83.2%的埃博拉出血热患者康复回到社区后受到内化污名（internalized stigma）影响，93%的患者受到实际污名（enacted stigma）影响，言语虐待和感染恐惧是他们受到最多的实际污名表现。

目前缺乏传染病疫情对大众心理长期（1年以上）影响的相关报道。有研究主要围绕医护人员和患者两类人群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传染病患者在康复后1年或更长时间后、医护人员在参与抗击疫情1年及更长时间后都仍然会出现心理问题，传染病疫情对心理的长期影响值得关注。研究显示，埃博拉出血热患者在康复29个月后24%有抑郁情绪^[24]。SARS患者在疫情暴发期的压力反应较高，并且在康复1年后这种现象仍然存在，说明患病经历对心理健康造成了长期影响^[25]。另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即使在康复30个月后仍然有部分康复SARS患者符合精神障碍的鉴定标准^[26]。但也有研究发现SARS患者的心理问题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恢复，在康复1年后他们的心理问题基本恢复^[27]。

对医护人员的研究普遍提示抗击传染病对其造成了长期影响。如Wu等^[28]在2008年对经历过SARS疫情的医师进行研究发现，在SARS疫情结束3年后有6%的医护人员存在PTSD症状，19%的医护人员有酒精依赖相关症状。国内外研究均发现，SARS暴发1~2年后接触SARS患者的医护人员倦怠、心理压力和PTSD水平均较高^[29-30]。不过也有研究提示，在探究抗击传染病对医护人员的长期影响时应排除近期影响的应激因素，后者可能与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相关性更加密切^[31]。对传染病造成医患人员长期心理影响的研究需借助更精确的设计及严格控制无关变量，以得到更确切的研究结果。

薛云珍等^[32]发现，影响患者入院时整体心理健康水平的主要因素为自觉病情严重程度和自尊水平，其中后者是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而前者是心理健康的危险性因素。孙燕^[22]研究发现，消极应对方式是SARS患者发生PTSD的危险性因素。肖蓉等^[33]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是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

一项对甲型H1N1流感暴发后医护人员心理问题的调查显示，医护人员PTSD的严重程度与被感染风险有关^[34]。除了感染风险，隔离也与心理问题相关^[35]。研究发现，既往情绪问题、低年龄和负面情绪都是医护人员出现心理问题的危险性因素^[7]。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研究者都发现既往心理疾病史对疫情下医护人员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提示尽量减少有心理疾病史的医护人员参与传染病患者的救治工作。研究同样提示社会支持是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得到较多家庭、单位和社会支持的医护人员心理抗压能力更强^[36]。

对大众的研究提示了其他一些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如Wang等^[37]在COVID-19暴发初期对中国受访者进行调查发现，女性、学生身份与特定的身体状况是心理压力、抑郁、焦虑的相关因素。另有研究关注了影响大众心理健康的可控性因素，不了解预防措施、认为学校防治措施不明显、对政府缺乏信心等是心理健康的危险性因素^[13]。消极应对方式可以预测SARS造成的焦虑情绪，而主观社会支持则是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38]。此外，风险认知的调节可以帮助大众缓解焦虑、抑郁症状，减少疑病心理、恐慌心理、强迫心理、盲从心理等应激情况下诱发的心理状态^[39]。这些研究结果提示，通过加强防疫宣传和防疫措施使大众对传染病风险建立积极、正确的认识，对保护大众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

由于调查对象、时间及诊断标准的差异，不同研究所报道的各类心理问题的发病率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由于缺乏多中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研究者难以从中找出最真实、可靠的数据。因此，面对COVID-19的心理影响，确定统一标准和开展多中心、大规模的调查获得全面、真实的数据非常必要。此外，为了解疫情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这种大规模调查应该是追踪调查，以获得疫情短期、中期和长期影响的数据。

现有对大众和医护人员心理反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染病疫情暴发时和长期的影响，忽略了疫情刚结束时大众和医护人员的心理反应。但研究提示参与传染病救治工作对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刚结束传染病救治工作后医护人员的心理反应，如对正常工作生活的适应情况、传染病造成的应激反应（如失眠、PTSD症状）和积极心理品质的增长等。疫情刚结束时，大众生活的诸多方面仍然会受到影响，可以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考察这一阶段的心理特点。

目前研究者主要关注了埃博拉出血热患者康复后受到的污名化及污名化对其心理健康和生活造成的影响。因为传染病的“人传人”特征，传染病患者就是病原，在此次抗击COVID-19疫情期间，一旦有患者被确诊，其所生活的区域、接触的人都会被医学隔离。这可能造成受影响者对患者的指责、歧视，影响患者回归正常生活。因此在此次COVID-19疫情后，各种形式针对COVID-19患者的污名化表现、患者受到污名化影响的时间和程度等问题值得关注。

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随机性、紧迫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与之相关的信息也具有不全面、不及时、不准确等特点；而且由于传染病疫情影响大众都自我隔离在家，导致信息传播渠道受到限制^[40]。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信息成为大众的一条重要信息渠道，但其来源复杂、真实性存疑，并且这些信息往往沿着个人、群体的社交圈进行传播，导致如若存在一些虚假的网络谣言将引发较大影响范围的恐慌和焦虑，甚至产生不满情绪与信任危机^[41]。网络还具有相对匿名性的特点，大众处于应激状态下情绪和行为也易受感染和暗示，这些都为个体去个性化行为提供了条件^[42]。传染病疫情期间，一些心存不端的网络人士恶意煽动大众负面情绪，影响网络舆论，对污名化的部分群体人员的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同时也打击了部分抗击疫情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如不服从社区工作人员管理，恶意侮辱、损害工作人员人身权益。此时可以发挥社会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功能，对网络环境进行正面引导和改善，开展持续、大规模宣传教育活动使大众对疫情认知的控制力变强、掌握科学的预防知识，增强大众抗击疫情的信心并在行动中体现出来，如非理性的抢购物资行为逐渐变少、对自身的健康状况和出游历程也不再避讳和隐瞒等^{[39, 43]}。

很多人认为“心理＝心理问题”、研究传染病疫情导致的心理反应就是研究疫情造成的心理问题，已有的大多数研究即是从这个角度设计的。实际上，随着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发展，对积极心理品质的研究已经得到广泛关注。既往研究发现，与创伤性的负性生活事件和情境进行抗争可以使个体体验到正性心理变化，如对生活的重新认识、亲密关系的改善等。这样的变化可见于重症疾病患者^[44]。此次的COVID-19疫情对患者、医护人员和大众来说都构成了一项重大应激事件，这一经历之后他们的创伤性成长也可能有所提升。另外一些值得关注的积极心理品质包括心理弹性、幸福感等。

对不同人群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提示可以通过改善这些因素降低疾病造成心理问题的风险。如可以通过提升自尊水平、减少消极应对方式提高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通过遴选无心理疾病史的医护人员参加抗击疫情工作、尽量减小医护人员感染风险等措施提高医护人员心理健康水平；通过加强防疫知识普及、宣传政府的积极措施引导大众加强战胜疫情信息，保护大众心理健康。总的来看，社会支持是在疫情风险下最重要的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可保护各类人员在疫情下的心理健康，应重视社会支持的作用^[45]。社会支持包括客观支持、主观体验到的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提升社会支持水平不仅仅是提供各类人员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客观支持，更要让受支持者在主观上感受到这些支持的价值，从而真正发挥社会支持的作用。通过建立非面对面形式的社交方式促进社会公众互动，可满足大众的社交、教育和娱乐等需求，为社会支持提供必要渠道^[40]。心理卫生部门及从业者也可以通过正确引导大众进行风险认知调节，帮助其改善认知模式，形成良好的心理适应。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战胜疫情的宣传力度，为抗击疫情人员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实际的奖励表彰，让他们充分感受到社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