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职业的特殊性使该群体成为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的高危人群，其特殊的工作性质，如军事训练、外训演习、抢险救灾等高危/高压工作随时影响着官兵的心理健康^[1-3]；特殊的工作条件，如高原、炎热、高寒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也容易诱发官兵的负性情绪^[4]；特殊的训练环境，如潜艇、舰艇、装甲车、战斗机等往往伴随着高温、潮湿、噪音、密闭狭小等问题，常导致官兵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高于普通群体^[5]。总体来讲，目前中国军人心理健康水平依旧整体偏低^[6]。

心理弹性作为一种面对逆境和压力情境时能够成功适应的能力^[7]，可较好地帮助官兵在种种压力情形下维护心理健康。心理弹性不仅会影响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8]，还会对个体在军事行动中的表现产生影响^[9]。换句话说，高心理弹性个体在恶劣军事环境中往往有着更稳定的情绪状态和心理健康水平，能够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完成任务。

通常认为心理弹性与应对方式有密切关系。Folkman和Moskowitz^[10]将“应对”定义为处理内外压力环境的思想和行为。如果个体能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压力阶段采取适当的策略，就可以有效地应对压力^[11]。通过扎根理论发现，心理弹性是一个激荡的过程，即个体使用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处理不愉快的情绪和精神斗争的组合^[12]。

心理弹性可能包括应对方式，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二者的不同^[13]。交互压力理论认为，个体面对压力源时首先会进行评估，对压力源的评估差异影响着个体对压力的反应^[14]。研究表明，心理弹性会影响个体对事件的评估，而应对则是在评估压力之后所采用的策略^[15]。因此心理弹性既可能间接通过应对方式选择影响个体情绪状态，也可能直接影响个体情绪状态^[16]。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应对方式在心理弹性和负性情绪之间可能存在中介效应。

本研究通过构建理论中介模型，着重探讨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是否在心理弹性和负性情绪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深入探索心理弹性和应对方式对负性情绪的影响，以期在今后工作训练中为维护官兵心理健康、提高作业效能提供理论依据。

采取整体方便抽样法，以连队为单位，抽取某部358名官兵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344份，有效率为96.09%。受试者全部为男性，年龄为18~45(23.24±4.73)岁。心理测试由专业人员集中组织，在统一指导语下填写问卷并现场回收。

由Yu和Zhang^[17]修订，包括坚韧、自强、乐观3个维度，共25个条目。采用Likert 5点评分法，各维度从“从不”到“几乎总是”依次为0~4分，各维度得分相加即为总分，总分越高表明心理弹性的水平越高。该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7，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由解亚宁^[18]编制，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分量表，共2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从“不采用”到“经常采用”依次为0~3分。积极应对分量表由第1~12个条目组成，得分为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消极应对分量表由第13~20个条目组成，得分为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哪个维度得分越高则表明个体经常采取哪种应对方式。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积极应对分量表和消极应对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0.78。

由文艺等^[19]修订，包括抑郁、焦虑、压力3个分量表，共计21个条目。每个分量表包含7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0分代表“一点不符合”，1分代表“部分符合”，2分代表“大部分符合”，3分代表“非常符合”，用于评估个体最近1周的负性情绪症状，得分越高表明负性情绪症状越严重。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12，抑郁、焦虑、压力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3、0.754和0.796。

采集的数据经双人录入计算机，核查无误后用SPSS 21.0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运用Amos 17.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Bootstrap和PRODCLIN法检验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水准(α)为0.05。

由表 1可见，心理弹性与消极应对、负性情绪呈负相关，与积极应对呈正相关(P均＜0.01)；积极应对与负性情绪呈负相关(P＜0.01)，消极应对和负性情绪呈正相关(P＜0.01)。

表 1 (Tab 1)

表 1 军人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负性情绪的相关分析 变量 得分n＝344, x±s 心理弹性r 积极应对r 消极应对r 心理弹性 66.93±14.35 1 积极应对 2.10±0.43 0.417** 1 消极应对 1.11±0.52 －0.209** －0.084 1 负性情绪 9.43±10.96 －0.463** －0.400** 0.239** **P＜0.01

表 1 军人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负性情绪的相关分析

以心理弹性和应对方式(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作为自变量、负性情绪作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模型1纳入心理弹性可解释负性情绪方差变异的21.2% [F_{(1, 342)}＝93.408，P＜0.01]；模型2纳入心理弹性、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可以解释负性情绪方差变异的28.2% [F_{(3, 340)}＝45.804，P＜0.01]，新纳入应对方式可多解释7%的方差变异。

表 2 (Tab 2)

表 2 军人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对负性情绪的分层回归 模型 变量 β t值 R2 ΔR2 F值 模型1 心理弹性 －0.463 －9.665** 0.215 0.212 93.408** 模型2 心理弹性 －0.327 －6.374** 0.288 0.282 45.804** 积极应对 －0.251 －4.988** 消极应对 0.150 3.198** β:标准化回归系数; R2:决定系数. **P＜0.01

表 2 军人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对负性情绪的分层回归

根据理论假设和上述结果，用Amos 17.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1所示。模型拟合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拟合指标分别为χ²＝35.744，df＝17，χ²/df＝2.103，拟合优度指数(goodness of fit index，GFI)＝0.975，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AGFI)＝0.948，近似误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0.057，均达到测量学标准，数据拟合良好。

图 1 应对方式在军人心理弹性和负性情绪间的中介作用 图中路径系数均为标准化路径系数. e1~e9:误差变异项1~9

用Bootstrap法检验心理弹性对负性情绪的主效应及应对方式在军人心理弹性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 3)显示，心理弹性对负性情绪的直接效应显著[|Z|＝5.178＞1.96，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不包括0]；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心理弹性与负性情绪间的总体中介效应显著(|Z|＝4.375＞1.96，95% CI不包括0)。说明应对方式在军人心理弹性和负性情绪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7.03%(－0.140/－0.518)。

表 3 (Tab 3)

表 3 应对方式在军人心理弹性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作用 效应类型 标准化估计值 效应量(%) 系数相乘法 自助抽样法a (95% CI) 标准误 Z 值 偏差校正 百分位数 中介效应 －0.140 27.03 0.032 －4.375 (－0.207, －0.081) (－0.204, －0.079) 直接效应 －0.378 72.97 0.073 －5.178 (－0.510, －0.230) (－0.513, －0.234) 总效应 －0.518 100.00 0.057 －9.088 (－0.619, －0.395) (－0.621, －0.397) a: Bootstrap抽样次数为2 000次. CI:置信区间

表 3 应对方式在军人心理弹性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作用

进一步通过MacKinnon的PRODCLIN法检验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特定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心理弹性→积极应对→负性情绪”路径的95% CI为－0.086~－0.025，“心理弹性→消极应对→负性情绪”路径的95% CI为－0.039~－0.005，都不包含0，可以认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心理弹性和负性情绪间均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各自的中介效应占总中介效应的75.43% [0.44×(－0.24)/(－0.14)]、24.00% [(－0.24)×0.14/(－0.14)]，前者在中介效应中占比大于后者。

本研究相关分析发现，心理弹性与负性情绪呈负相关，即高心理弹性军人的负性情绪低于低心理弹性军人，与既往研究结论^[20]一致，心理弹性有助于个体应对生活压力^[21]、缓解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16]，维护心理健康。本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对负性情绪的回归效应显著，是负性情绪的负性预测因素。结构方程模型亦显示心理弹性对负性情绪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这意味着提高军人的心理弹性可以有效改善负性情绪。加拿大军队一项纵向试点研究发现，心理弹性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22]，这为心理训练的可行性提供了现实依据。外军已将心理弹性训练作为一项预防性计划而非医疗项目广泛应用于部队，如美军的全维士兵健康计划(comprehensive soldier fitness，CSF)^[23]、加拿大军队的心理准备之路(road to mental readiness，R2MR)^[24]、英军的创伤风险管理(traumatic risk management，TRiM)^[25]等。国内研究也证实，通过心理弹性训练可以有效提升军人应对逆境和压力的能力、降低应激水平^[26]。因此，开展心理弹性训练项目可以作为提高官兵心理健康的方法之一。

本研究重点考察了军人心理弹性、应对方式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军人的负性情绪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与既往研究结果^[27]一致。积极应对方式指的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应对方式，包括计划、工具应对、寻求支持等，通常能够减轻情绪上的不适；消极应对方式指的是以情绪调节为目的的应对方式，包括认知行为回避、情感宣泄、谈论情绪和反复思考问题，通常不会改善甚至恶化情绪不适^[28]。多重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心理弹性不仅直接影响官兵的负性情绪，而且还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官兵的负性情绪，高心理弹性军人倾向于以积极应对方式(即问题解决方式)处理逆境和压力，逐步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感受；而低心理弹性军人则倾向于消极应对方式，即情绪调节方式，往往会产生负面影响。

有趣的是，在结构方程模型的中介效应中，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2条中介路径并不完全等价。“心理弹性→积极应对→负性情绪”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总体中介效应的75.43%，而“心理弹性→消极应对→负性情绪”路径的中介效应仅占24.00%，即心理弹性更多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影响负性情绪。这也启示我们在设计适合部队的心理训练时可着重加强积极应对方式的培养，如问题解决、社会支持等，这与积极心理学训练方式不谋而合，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弹性计划(Penn resilience program，PRP)重在引导认知行为及提高问题解决的能力^[29]。该训练项目在军校医学生中的应用也取得较好效果，能够提高低心理弹性组学员的心理弹性和正性情绪^[26]。

综上所述，心理弹性不仅直接影响官兵的负性情绪，还通过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影响官兵的负性情绪，其中积极应对方式的影响更大。在日常工作训练中应重点关注低心理弹性军人的负性情绪，以做好心理健康预防工作，设计符合基层实际的心理弹性训练，同时加强积极应对方式的训练，以提升部队整体的心理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