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上，将军人心理健康作为重要的军队战斗力评价标准，开展军人心理健康的评估与训练、制定综合性军人健康计划已成为一种趋势^[1]。现代化战争中，要想出色完成任务，不仅需要扎实的军事技能及无畏的精神，良好的心理素质也必不可少^[2]。但由于职业特点和工作环境特殊，部队官兵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比普通人更多的压力与挑战，如面对陌生的环境、对抗恶劣的气候、目击死亡、睡眠剥夺等因素都对军人的心理健康有一定的影响，导致军人心理健康总体水平偏低^[3-6]。

焦虑敏感性（anxiety sensitivity，AS）是个体对焦虑后果的担心和恐惧，由于个体认为焦虑会对其生理、心理、社会评价等方面造成消极影响，便对这些焦虑产生的不良影响感到害怕^[7]。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特质，AS已被证明对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物质滥用等多种心理疾病具有预测作用^[8]。潘煜等^[9]对国外军队研究的总结发现，AS与军人PTSD、酒精依赖等密切相关，并且是军人自杀的危险因素。刘玉华等^[10]研究显示，AS可以很好地预测飞行员的心理健康水平。但AS影响军人心理健康的心理机制的研究尚不多见，寻找AS和心理健康关系的中介因素对改善高AS军人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心理弹性（resilience，RS）又称复原力，指当受到外界应激时，个体心理与行为上能够适应的能力^[11]。军事情境下，个体经受重大身体与心理创伤后，能重新回归健康水平与恢复战斗力的能力尤为关键。研究显示，高RS个体倾向于积极进行自我调整，使自己更有自信，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12]。许莹等^[13]发现情绪不稳定的高原军人RS相对差些，而左昕等^[14]发现水面舰艇军人的心理健康与RS呈负相关。在日常训练中加入RS训练可提高军人心理素质和战斗力水平^{[4, 15]}。

为了阐明军人AS和RS之间的关系及RS在焦虑敏感和心理健康之间所起的作用，本研究聚焦中国军人AS、RS和心理健康的关系，以期为改善高AS军人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对豫皖交界处某部军人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40份，有效率为92.3%。研究对象均为男性，平均年龄（22.51±3.36）岁，服役年限（3.89±3.14）年。其中干部、士官、士兵分别有19、105、116人；兵龄1~2年者115人，3~6年者89人，6年以上者36人；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分别有79人和161人；初中及以下、高中及中专、大学及以上学历者分别有43、139、58人；入伍前户籍在农村、县镇、中小城市、大城市者分别是164、32、28、11人，另有5人户籍信息未填。

收集内容包括被试性别、年龄、服役年限、职别、是否独生子女、入伍前户籍和文化水平等。

采用Taylor等^[16]2007年修订的ASI-3测量个体焦虑敏感程度，共有18项与关注和焦虑感受相关的题目，如“当我不能集中注意力在工作上时，我担心我可能会发疯”等，包括躯体关注、社会关注、认知关注3个维度。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从0分（几乎没有）至4分（经常），总分为0~72分。该量表信度和效度受到广泛认可，本研究样本得到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采用Yu和Zhang^[17]在2007年修订的Conner-Davidson心理弹性量表（CD-RISC）测量RS水平，共有25个条目，分坚韧、力量、乐观3个维度。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0表示从不，1表示很少，2表示有时，3表示经常，4表示几乎总是。得分越高，表明个体RS水平越高。该量表信度、效度良好，本研究样本得到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采用Derogatis和Cleary^[18]编制的SCL-90，共有90个项目，包括丰富的精神病症状学的项目，从意识、思维、情感、感觉、行为到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等方面反映被测试者的心理状况，是目前应用较广泛的用于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诊断的量表。采用5级评分制：从无、很轻、中度、偏重、严重，分别计为0~4分。该量表的信度、效度良好，本研究样本得到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应用SPSS 21.0和AMO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人口学变量的AS和心理健康差异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再依据被试的ASI-3得分，用四分位数分割法将被试分为高（75%以上）、中（25%~75%）、低（25%以下）AS 3组，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比较高、低AS军人的心理健康差异；变量间关系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水准（α）为0.05。

不同人口学资料军人的AS差异的比较结果显示，AS在服役年限（F＝0.257，P＞0.05）、是否独生子女（F＝0.070，P＞0.05）、职别（F＝0.315，P＞0.05）、文化程度（F＝0.990，P＞0.05）和入伍前户籍（F＝0.933，P＞0.05）等人口学变量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故推断AS为一项相对稳定的特质，不受以上人口学变量的影响。同样，不同人口学资料军人心理健康水平差异的比较结果显示，不同人口学变量间SCL-90得分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在接下来的结果分析中，不再考虑人口学资料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高、低AS军人SCL-90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6.57±59.12)分vs (20.27±27.15)分，t＝6.921，P＜0.01]。进一步比较不同AS军人SCL-90各维度得分之间的差异，结果如图 1所示，高AS军人SCL-90各因子得分均高于低AS军人（P＜0.01），说明相同军事环境下，高AS军人心理健康水平较差。

图 1 高、低AS军人SCL-90各因子得分比较 AS:焦虑敏感性; SCL-90:症状自评量表. **P＜0.01. n＝240, x±s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军人SCL-90总分与ASI-3总分（r＝0.487，P＜0.001）和各因子得分（r_躯体关注＝0.435，r_认知关注＝0.445，r_社会关注＝0.455；P 均＜0.001）呈正相关，与CD-RISC各因子得分（r_坚韧＝－0.315，r_力量＝－0.321，r_乐观＝－0.227；P 均＜0.001）呈负相关。

为进一步探讨AS、RS和军人心理健康水平间的关系，本研究依据上述结果，构建了以RS为中介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2所示。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拟合度估计，拟合指标分别为：χ²/df ＝20.222/12＝1.685 2，P＝0.063，拟合优度指数（GFI）＝0.977，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0.946，规范拟合指数（NFI）＝0.977，相对拟合指数（RFI）＝0.960，增值拟合指数（IFI）＝0.991，Tucker-Lewis系数（TLI）＝0.983，比较拟合指数（CFI）＝0.990，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54，指标均达到测量学标准，模型可以接受。继而采用Sobel检验方法对RS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z＝2.29＞1.96，故RS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AS可通过RS间接影响军人心理健康水平。

图 2 AS、RS和心理健康的结构方程模型 e1~e9:误差变异项1~9; AS:焦虑敏感性; RS:心理弹性. **P＜0.01. n＝240

本研究表明，军人心理健康水平与其AS显著相关，高AS军人心理水平劣于低AS军人，这与既往国内外研究相符。Marshall等^[19]采用纵向追踪研究发现，AS的高低可以预测PTSD症状的严重程度。根据AS的3因素模型可知，AS主要来自于躯体关注、社会关注和认知关注，军人由于工作环境的特殊性，在这3方面均面临着很大挑战。Warner等^[20]指出，上级和战友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及担心被看成是不坚强的人是造成军人心理障碍的主要原因。高AS个体过分在意他人评价，对自身健康和认知功能过于关注，故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因此，高AS军人应是部队心理卫生工作的重点干预人群。

此外，本研究同样发现RS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高RS军人心理健康水平也相对较高。影响RS的因素主要有个人品质和人际交往两方面，而个人品质包括责任心、稳定的情绪，或者说自控力和积极的社会关系^[21]。研究表明，高RS可以让过多暴露在战争环境中的军人在战后更好地融入正常生活，他们拥有良好的个人能力，能够忍受压力，愿意接受挑战，个人控制能力更强，对未来会更有计划，从而降低了自杀、酒精依赖、罹患PTSD等问题的发生率^[22]。此外，对于战争归来且患有PTSD的军人来说，良好的人际关系不论是在其经历战争创伤之前还是之后，都可以给其带来诸多益处^[23]。因为良好的社交关系可以让他们在受到心理应激时更积极地寻求外界帮助，倾诉行为可以疏解他们的心理压力，身边亲人朋友的安抚和鼓励也能让个体更快地从应激状态中走出来。因此，高RS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也较好。

本研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发现RS在军人AS和心理健康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由此推断，由于对躯体健康、社会评价和认知功能的过度关注，高AS个体RS下降，表现为韧性不足、动力不强和悲观处事等特点，心理健康水平也随之降低。于伟成等^[24]发现，RS好的高原新兵，其心理健康水平也较高，且RS与应对方式、外向性、社会支持和生活事件密切相关。而Mandleco和Peery^[25]指出个体RS受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家庭内部因素、家庭外部因素、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等，这正与AS 3因素模型中社会关注、认知关注和躯体关注相互对应。

以上结果提示，可通过调节RS对高焦虑敏感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干预。作为一个动态过程，RS既与个体先天特质有关，也与后天环境、行为训练有很大关系。国外研究也揭示了RS可通过训练方式加以提高^[26]。合理的RS训练可以增强基层官兵情绪管理能力，在自我认知、未来计划、社会能力和计划风格等方面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27]，而心理性应激反应程度也会相应降低^[28]。与此同时，已有研究表明积极的心理干预对个体焦虑敏感水平降低具有促进作用^[29]，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研究发现的部队心理卫生工作重点对象和干预切入口。

综上所述，AS不仅直接影响军人心理健康，而且通过RS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在日常工作和军事训练时，应重点关注高AS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其施加有效的RS训练，提高应对应激性事件能力，改善心理健康水平，控制军事作业效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