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海洋权益的日益重视,海军逐渐从近海走向远洋,遂行长航任务逐年增多。长航中面临的应激原复杂多样,对人体的生理、心理健康产生诸多影响,特别是在长航后期舰员患身心疾病的概率增加[1~2]。美军研究发现长期远洋航行的舰员出现心理障碍或患心理疾病的可能性比普通人群更大[3~4]。余浩等[5]调查发现,舰员心理健康状况随着长航时间的延长有变差的趋势,且心理健康状况与消极应对方式密切相关。高福等[6]研究发现,远航作业会导致船员机体的体液免疫功能失调以及防御、自稳功能下降。此外,其他一些因素也可能会影响舰员的心理健康,如沈兴华等[7]研究发现,在航行中不晕船舰员身心健康状况要优于晕船舰员。本研究调查了长航条件下舰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并纳入较多可能因素,分析影响长航舰员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与数据收集采用随机抽样法,通过问卷调查某长航编队舰员172名。调查资料收集分为两个阶段:长航前1周,对所调查人员进行症状自评量表 (SCL-90)、艾森克人格量表 (EPQ) 测评;长航4个月后,对所调查人员进行SCL-90、阿森斯失眠量表 (AIS)、疲劳量表-14(FS-14) 和一般情况调查表测评。所有问卷都在测验工作者指导下现场填写回收。剔除填写资料不完整的9份,获有效问卷163份,有效率94.77%。
1.2 调查工具 1.2.1 SCL-90共有90个条目,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9个因子[8]。该量表内容量大,能够全面反映个体健康状况的变化,客观评估被试者的自觉症状特点。SCL-90具有较好的信度、效度。
1.2.2 EPQ主要用以个性调查,由E (内外向)、N (神经质)、P (精神质)、L (掩饰)4个量表共88项组成[8]。E量表得分高表示个性外向,得分低表示性格内向;N量表得分高代表情绪不稳定,得分低表示情绪稳定;P量表得分高的个性特点是孤僻,不关心别人,适应环境不良,缺乏同情心等;L量表是测试受试者的掩饰倾向。
1.2.3 AIS为国际公认的睡眠质量自测量表,可用于不同群体的睡眠质量状况调查[9]。量表共8个条目,每条从无到严重分为0、1、2、3四级评分,总分小于4为无睡眠障碍,总分在4~6为可疑失眠,总分在6分以上为失眠。
1.2.4 FS-14由14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都是一个与疲劳相关的问题[9]。根据其内容与被试者实际情况的符合与否,回答“是”或“否”。14个条目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疲劳的轻重,经主成分分析将14个条目分为两类,一类反映躯体疲劳,包括8个条目;一类反映脑力疲劳,包括6个条目。分数越高表示疲劳程度越高。
1.2.5 一般情况调查在第2次量表调查中,研究者根据长航任务特点,设计了19项问题调查长航舰员的实际情况,其内容包括晕船情况、意愿程度、家庭烦恼程度、工作环境噪声影响等。这19项问题与基本信息共同构成一般情况调查表。
1.3 统计学处理原始数据用Excel建立数据库,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根据数据分布特点和研究目的,使用描述性分析、t检验、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检验水准 (α) 为0.05。
2 结果 2.1 数据基本特征所调查的163名舰员平均年龄 (27.69±4.92) 岁,军龄 (8.86±4.49) 年,舰艇工作时间 (6.22±4.44) 年。
2.2 长航舰员SCL-90各项指标分析以各因子症状的严重程度是否达到或超过中等水平,即总分≥200或因子分≥3列为阳性筛选标准,提示存在明显心理健康问题,第1次测量筛选出11人 (6.7%),第2次测量筛选出14人 (8.6%)。若以总分≥160或因子分≥2提示存在轻度的不良心理反应,第1次测量筛选出44人 (27.0%),第2次测量筛选出90人 (55.2%)。
此次调查结果与军人常模[9]的比较见表 1。第1次测量,SCL-90所有统计指标均分均小于军人常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P < 0.01)。第2次测量,SCL-90总分及除敌对、偏执以外的各因子均分均大于军人常模,其中总分 (P < 0.05)、阳性项目数 (P < 0.01)、躯体化 (P < 0.05)、人际关系 (P < 0.01)、抑郁 (P < 0.05)、焦虑 (P < 0.05)、恐怖 (P < 0.01) 等项与军人常模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将第1次与第2次SCL-90的所有统计指标进行配对t检验发现,第2次测量的总分及所有因子分都高于第1次测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
对SCL-90每一单项的阳性因子分出现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第1次测量其阳性检出率50%以上的共有10项,各因子出现频率依次为强迫症状3项,躯体化2项,焦虑、敌对、精神病性3因子各1项,未归入任何因子的项目2项;第2次测量其阳性检出率50%以上的共有28项,各因子出现频率依次为人际关系8项,强迫症状6项,抑郁4项,躯体化3项,焦虑、敌对、偏执、精神病性4因子各1项,未归入任何因子的项目3项。第1次测量为阳性的10个项目在第2次测量中依旧监测为阳性项目,第2次测量相对于第1次测量新增加18个阳性项目 (表 2)。
2.3 对长航舰员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 2.3.1 SCL-90总分及各因子与AIS、疲劳、人格特质的相关关系
由表 3可见,除恐怖因子与睡眠呈弱相关外 (r=0.19,P < 0.05),SCL-90总分及各因子皆与睡眠呈中度强度相关 (r>0.4,P < 0.01)。躯体疲劳、脑力疲劳、疲劳总分与SCL-90总分及各因子皆成中等强度相关 (r>0.4,P < 0.01)。人格特质中,神经质与SCL-90及各因子的相关性较强,然后依次是内外向和精神质。
2.3.2 影响长航舰员心理健康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SCL-90总分为因变量,将年龄、军龄、受教育程度、晕船情况、饮食状况、工作压力、家庭烦恼、意愿、岗位噪声、岗位温度、安全性担心、舰艇适应性、AIS总分、疲劳总分、神经质、内外向、精神质等17项因素进行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最后神经质、晕船程度、睡眠总分、疲劳总分、工作压力、精神质、舰艇适应性进入回归方程,回归方程模型拟合度良好 (R2=0.718,表 4)。
3 讨论
本研究表明,长航4个月后舰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降低。长航4个月后SCL-90阳性项目显著增多,其中以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症状、躯体化4项因子尤为突出。这与以往研究结果[10]相似。强迫症状明显,这可能与长航中频繁的固定模式化训练及部队对各级的要求比较严格有关。长航中,无论是平时训练,还是演习或者机动任务中,给舰员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负荷,导致身心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舰员相互间的关系紧张、敏感,可能同部队传统的管理和教育模式有关。一是部队管理等级关系比较明显,很多舰员难以有机会表达个人的想法和意愿;二是一些简单粗线条的管理方式容易造成上下级、部门间关系紧张;三是部队的传统教育方式容易造成舰员缺乏人际交往技能,导致舰员上下级以及相互间的沟通不够畅通,从而滋生生活、工作矛盾。
抑郁症状的产生与长航中舰艇的独特环境关系密切[11]。在舰艇上舰员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无明显区分,很难有独立的个人空间,身心疲劳没有缓冲空间,极易造成习惯性疲劳及积极性下降。在长航中,无论是值班还是休息,舰员都难以从工作中剥离开,造成长时间处于同一个角色中,这与心理学中倡导的适宜角色变换有益于健康的观点相左,极易造成个体认知、情绪等发生变化。
本结果显示,长航对舰员的躯体也可造成影响,尤其是头痛、肌肉酸痛、腰痛等症状非常明显。肌肉酸痛、腰痛2项症状在第1次调查中就已经发现,在长航中,症状明显呈加重趋势,这可能与舰员长期的训练及海上作业有关 (海上作业的特点是空间狭小、振动强、颠簸厉害、噪声大、温度高等)。另外,头痛的症状在长航中非常凸显,一方面与航行值班带来的生物节律紊乱和睡眠质量差等关系密切,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心因性因素的影响,如孤独、烦躁等。
本研究还发现长航舰员心理健康与人格特质关系紧密,同时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也发现神经质、精神质与舰员心理健康关系密切,尤其是神经质。在EPQ中,神经质代表个体的情绪情感维度,得分越高表示情绪越容易受社会环境各方面因素影响。长航中舰员需要面对多方面的应激因素,如恶劣的海况、封闭的工作环境、闭塞的信息、寂寞的情感、单调的伙食、紊乱的生物钟等,这些因素都能够对舰员的情绪、情感造成不良影响。
疲劳程度与SCL-90及各因子的相关关系说明,疲劳对舰员心理健康有一定程度影响,同时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疲劳与工作压力都是影响SCL-90总分的因素,说明疲劳和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息息相关。长航中,舰员长时间处于工作状态,接受严格的管理与要求,极易造成躯体与心理疲劳。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会导致舰员的生活质量和工作积极性下降,从而影响心理健康。过度重复的操演、体能训练及缺乏缓解疲劳的途径,是官兵身心疲惫的重要原因[12]。
在2次调查中都发现,SCL-90条目44(难以入睡) 和66(睡得不深不稳) 都是阳性症状,长航后症状更加明显。说明无论是在航行前还是长航中,舰员总体睡眠状况都不理想,长航中睡眠质量更差[13]。这首先可能与长航中舰员时常轮班、打乱了生物规律有关[14];其次,舰艇空间狭小,舰员居住环境和睡眠环境差;再者,不能忽视心理因素对睡眠的影响,本研究中SCL-90总分及各因子分与AIS相关也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海上长时间航行对舰员心理健康有不良影响,晕船程度、人格特质、工作压力、睡眠、疲劳、舰艇适应性等是影响舰员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应重视长航对舰员心理健康的影响,改善长航环境,积极采取干预措施,以保证长航任务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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