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海军发展势头强劲，以水面舰艇为例，第二批052C型驱逐舰已经批量服役，改进后的052D型驱逐舰也实现了首舰服役。2015年，052B型导弹驱逐舰“广州”舰接受了改装，表明我国海军5 000 t以上大型驱逐舰进入了全面改造阶段，换装新型主炮及垂直发射系统^[1]。在技术成熟并达到量产后，分摊到每艘舰上的研发成本就会越来越低，由此可知，我国海军多艘后续舰的建造、试航在稳步进行中，且今后一段时期将会进入密集服役期^[2]。在海军舰船序列中，驱逐舰上人员众多、舱室复杂、执行任务类型多样，是安全事故发生频率最高的舰船之一。安全一直是各国海军驱逐舰部队关注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在非战斗状态下，安全事故不仅容易造成人员损失，而且会产生巨额的修理费用^[3-6]。要避免大型战斗舰艇发生事故，就必须实施深入到组织文化中的全面管理。

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是指组织成员所共有的针对风险、事故和健康的想法与信念^[7]。一个组织的安全文化水平，可以反映出该组织发生安全事故的总体可能性。包括海军在内的各类与海洋相关的工作，都存在高伤亡率的问题^[8-10]，而驱逐舰部队因常常在高危海域行驶，且面临着比商业船只更复杂的人员调配和管理工作，其官兵群体需要应对更多的安全隐患。安全文化以及安全气候(safety climate)已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得到了研究人员的高度关注，各类专门用于海上相关职业群体的量表也屡见不鲜，如针对渔船^[11]、远洋运输船^[12-13]、石油运输船^[9]、集装箱运输船^[14-15]海员群体的量表，为海上钻井平台从业者设计的量表^[16-17]以及以常规潜艇舰员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安全文化量表^[18]等。目前尚未见国内有针对驱逐舰官兵群体的安全文化研究文献。本研究针对我国海军驱逐舰官兵群体，调查研究了其安全文化现状，编制并检验了适合该群体的安全文化量表，建立了适应该群体的安全文化模型。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原则，参考兵种类型划分，抽取我国海军某舰队的部分驱逐舰，随机选择舰上人员进行现场问卷调查。

课题组在参考了国内外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9, 14, 18-20]}的基础上，分析其模型和量表维度，优化选择了38个条目构成条目池，由此得到了初步干预调查量表。38个条目分属6个维度，分别为安全工作满意度(satisfaction with safety，SS) 8个条目、上下级沟通水平(communications on safety，CS)5个条目、管理层的重视程度(management commitment，MC)6个条目、大环境给予的支持(supportive environment，SE)7个条目、安全工作优先度(priority of safety，PS)6个条目、完成工作的压力(work pressure，WP)6个条目。在海军驱逐舰部队执行某次任务的过程中抽取了50人，进行预调查。

调查问卷主要内容：(1)一般情况，包括人口学资料、职业经历等；(2)安全事故经历；(3)安全文化调查量表。其中安全文化调查量表依从以往的研究^{[13, 18, 20]}，采用里克特式量表，应答者使用数字1~6表示认同程度(1，非常认同；2，比较认同；3，基本认同；4，基本反对；5，比较反对；6，非常反对)。预调查结果没有析出完整的维度结构，但是整体表现良好，没有特别不易理解或产生异值的条目，因此全部保留，用于大规模调查。

调查员使用结构性导语回答应答者的疑问，应答者自行完成问卷。时间设定为30 min，结束后统一收回。

利用EpiData软件完成数据录入和校对，使用SPSS 2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量表信度分析采用内部一致性等检验方法，维度的分析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方法。

历史文献中一般需保证10倍于条目数的有效问卷^{[18, 21-22]}。本研究使用的安全文化量表中包含了38个条目，经预调查和预分析后删减至28个。在大规模正式调查中，共分发问卷421份，回收有效问卷396份，回收率94.06%，满足有效问卷数量大于10倍条目数量的要求。

有效问卷应答者年龄18~45岁，平均(25.60±4.46)岁，其中20岁及以下52人(13.13%)、21~30岁293人(73.99%)、31~40岁48人(12.12%)、40岁以上3人(0.76%)；女性8人(2.02%)，男性388人(97.98%)；已婚者135人(34.09%)。

有效问卷应答者在学习、训练和执行任务过程中经历过安全事故的有69人，占总人数的17.42%。在经历过安全事故的69人中，有21人曾因为事故而受到伤害，占事故经历者的30.43%，占总人数的5.30%。

为验证量表的构念，根据可观测值找到相应的维度(即潜在因子)，首先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第一轮的预分析产生了与历史文献^[18]相似的困惑，即CS维度所属条目因子载荷极不稳定，基本上每个条目都在多个析出因子上有类似载荷量。因此，为了保证最终构念的合理性，剔除了部分条目，并对最终保留下来的28个条目进行了正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分析采用常规的VARIMAX因子旋转得到了5个维度，与条目来源基本一致。结果显示，Kaiser-Meyer-Olkin统计量为0.915，大于此类文献中所要求的最低值0.5^[23]，说明数据适于因子分析；采用巴特利球形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得到χ²值为7 596.807(P＜0.01)，表明各变量间存在相关，适于因子分析。按特征值不低于1的标准^[24]，分析提取出了5个因子，累积解释方差为67.62%，接近历史文献结果^{[13-14, 18, 21, 25]}。因子旋转后的具体因子载荷、特征值、解释方差、累积解释方差等见表 1。

表 1 (Tab 1)

表 1 安全文化属性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VARIMAX因子旋转) 安全文化调查维度及其条目 因子1 (SS) 因子2 (MC) 因子3 (SE) 因子4 (PS) 因子5 (WP) 安全工作满意度(satisfaction with safety，SS) SS1: 部队对于日常安全工作控制的很好 0.685 0.085 0.096 0.000 0.372 SS2: 部队有很好的防止舰员伤亡安全实施 0.735 0.099 0.162 0.096 0.297 SS3: 在事故和伤亡出现后，会有相应的调查工作以及改进措施 0.680 0.070 0.214 0.168 0.131 SS4: 工作训练场所始终保持整洁有序 0.686 0.241 0.203 -0.053 0.089 SS5: 部队会对舰员进行很好的紧急情况处置训练 0.725 0.055 0.187 0.075 0.274 管理层的重视程度(management commitment，MC) MC1: 我们部队的安全章程只起到替领导应付公事的作用 0.143 0.824 0.168 0.208 0.157 MC2: 如果我在安全问题上说的太多，他们可能会处分我 0.076 0.877 0.142 0.191 0.027 MC3: 我们领导只对那些不得不承认的安全事故进行登记报告 0.126 0.858 0.123 0.233 0.118 MC4: 因为小型事故处理起来很麻烦且不值得浪费时间，所以领导常会将其刻意忽略 0.079 0.868 0.088 0.241 0.078 MC5: 我们领导对于安全问题往往无动于衷 0.080 0.858 0.181 0.223 -0.071 MC6: 我所在部队的上级领导对于健康和安全漠不关心 0.126 0.812 0.159 0.248 -0.011 大环境给予的支持(supportive environment，SE) SE1: 战友们总是乐于互相传授安全工作的小窍门 0.215 0.194 0.597 -0.009 0.349 SE2: 安全事故报告对于改进工作安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157 0.258 0.690 0.016 0.300 SE3: 我所在的部队中，大家都会从那些危险的情况或者安全事故中吸取教训 0.219 0.166 0.798 0.102 0.117 SE4: 从其他舰船或者部队那里获取的经验教训，会被用来改进工作安全 0.256 0.131 0.799 0.169 0.046 SE5: 我所在的部队中，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危险的 0.272 0.213 0.632 0.074 0.175 SE6: 在我工作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谁违反了安全规章制度 0.043 0.005 0.598 -0.267 0.228 SE7: 在我工作的地方，违反了安全规章制度的人会得到惩罚 -0.004 0.027 0.540 -0.118 0.338 安全工作优先度(priority of safety，PS) PS1: 完成工作与保证安全之间经常出现冲突 0.088 0.263 -0.043 0.733 0.000 PS2: 有时候因为时间有限，我无法在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完成工作 0.038 0.277 -0.053 0.797 0.104 PS3: 有时候因为工作条件的限制，我无法在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完成工作 0.057 0.317 0.037 0.783 0.150 PS4: 我并不总是能得到所需的设备或工具，让我在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工作 0.064 0.279 0.046 0.633 0.111 完成工作的压力(work pressure，WP) WP1: 舰员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如何更好地计划和执行工作 0.304 0.136 0.307 0.052 0.668 WP2: 总是有足够的人手去完成所需的工作 0.193 0.039 0.076 0.115 0.839 WP3: 舰员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工作任务 0.248 -0.003 0.174 0.116 0.815 WP4: 工作进度的安排现实而合理，可操作性强 0.210 -0.052 0.228 0.165 0.772 WP5: 工作量是比较合适的 0.177 0.072 0.259 0.019 0.756 WP6: 由非人为因素导致的问题，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解决 0.156 0.138 0.423 0.009 0.644 特征值 3.106 4.980 3.881 2.723 4.244 解释方差(%) 11.093 17.786 13.860 9.725 15.156 累积解释方差(%) 11.093 28.879 42.739 52.464 67.620

表 1 安全文化属性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VARIMAX因子旋转)

因子1表示SS维度。这个维度最早可以追溯到Mearns等^{[16, 26-33]}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启动的一系列研究，但当时注重的是对不同部门和事故不同阶段的安全相关活动满意度，并发现事故后的活动满意度会更高。这一维度的稳定性较高，即使之后的文献曾有将活动和规则合并的情况^[9]，但基本都能保存下来^[18]，并引导产生积极的管理层行为和预防行为。在表 1中，SS维度保持了与历史文献相似的稳定性，特征值为3.106，解释方差为11.093%，其中因子载荷最高的是SS2“部队有很好的防止舰员伤亡安全实施”。

因子2表示MC维度。本研究选取该维度时延续了更早期文献^[30]的习惯，没有采取后来某些学者提出的“对安全问题的态度”^[9]等稍显模糊的命名方式。在表 1中，MC维度的稳定性之高与历史文献相似，超过了绝大部分其他维度，且在东方民族的安全文化研究中尤其明显。MC维度特征值为4.980，解释方差为17.786%(此值为所有维度中最高)，其中因子载荷最高的是MC4“因为小型事故处理起来很麻烦且不值得浪费时间，所以领导常会将其刻意忽略”。

因子3表示SE维度。这个维度的成分较为复杂，其来源既包含了原始文献中的支持性环境(supportive environment)维度^[17]，又包含了后续分析中修正和添加的学习文化(learning culture)和公平文化(just culture)维度^[9]。原本对应不同(但相近)维度的条目显示出了高度的相关性，说明在东方文化、至少是海军驱逐舰部队中，二者是相融的，并且共同构成了支持性的大环境。SE维度特征值为3.881，解释方差为13.860%，其中SE4“从其他舰船或者部队那里获取的经验教训，会被用来改进工作安全”具有最高的因子载荷。

因子4表示PS维度。这个维度早期被广义归类为工作环境(work environment)^[17]，但是后来被提取出来^[9]，直接指代工作任务和保障安全二者之间的冲突。东方民族本就偏于勤勉，在叠加了军队强化的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等意识之后，该维度在此群体文化构念中显得格外突出，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与常规潜艇部队^[18]相比，此维度在驱逐舰部队群体中有了更明显的强化，说明不同工作环境和训练氛围能够对同一类别人群中的不同子群体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PS维度特征值为2.723，解释方差为9.725%，其中PS2“有时候因为时间有限，我无法在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完成工作”的因子载荷最高。

因子5表示WP维度。工作压力在历史文献中直接与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相关联^[30]，其来源可追溯到20世纪英国对北海海上钻井平台环境设计的安全相关管理问卷(safety-related management questionnaire,SMQ)，SMQ设计的初衷就是用于预测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WP维度的条目是在Glendon和Litherland^[22]设计的安全气候问卷(safety climate questionnaire,SCQ)调查研究中正式使用的，其稳定性在其他文献^[9]中也得到了确认。本研究中WP维度特征值为4.244，解释方差为15.156%，因子载荷最高的是WP2“总是有足够的人手去完成所需的工作”。

关于量表信度的评价方法有很多，本研究依照历史文献的传统给出了常见的检验指标^{[9, 11-13, 18, 25, 34-35]}，详见表 2。本量表所有条目的测量单位相同，因此表 2在报告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时没有列出标准化的α系数。由于量表条目数为偶数，因而在报告折半信度时列出了等长的Spearman-Brown系数。表 2显示所有维度的α值都满足>0.7这一准入标准^[36]，而折半系数也表明信度良好。

表 2 (Tab 2)

表 2 安全文化量表的信度检验结果 维度 条目数量n Cronbach’s α系数 Spearman-Brown系数 Guttman系数 条目均值 条目方差 安全工作满意度(SS) 5 0.829 0.767 0.742 1.719 0.008 管理层的重视程度(MC) 6 0.952 0.936 0.936 2.817 0.038 大环境给予的支持(SE) 7 0.841 0.753 0.751 1.829 0.056 安全工作优先度(PS) 4 0.820 0.792 0.792 3.790 0.002 完成工作的压力(WP) 6 0.907 0.883 0.881 2.162 0.018

表 2 安全文化量表的信度检验结果

由于有效问卷应答者中有17.42%曾经历过安全事故，而其中的30.43%因此受伤，考虑到该群体以年轻人为主(工作年限不长)，又是在不考虑战争环境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的自我报告，因此有理由相信驱逐舰部队的安全文化水平提升的空间很大。从表 2中可以明显看出，管理层重视不足(表 2显示MC有着接近3的条目均值)，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安全教育；而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因为军队的特殊环境要求训练或日常工作任务有着非常高的优先度(表 2显示PS的条目均值几乎达到了4)，说明安全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要让步于任务的。由于军队的使命和军人的职责直接导致了安全文化必然受组织文化中其他各种核心文化所左右，因此，如何帮助负责安全和相关教育的工作人员(如军务部门人员、负责安全工作的管理者)明确自己工作的定位，并在进行相关工作时取得官兵在对二者重视水平上的平衡，就显得非常重要。

使用因子分析等科学方法证明相关心理测量模型的有效特征，是研究人员的终极目标之一。在历史文献中，我们发现总结性、验证性的研究严重缺乏，许多研究在提出量表或维度之后就无人跟进验证和推广。因此，本研究的主要任务包含着对学者们已经建立的安全文化模型的证实或证伪工作。但是由于目标人群存在巨大的差异，研究本身是很难重现的，所以本研究结果主要起到了证实和引导的作用。表 2的结果表明，SS、MC、PS、WP这4个维度已经在驱逐舰部队官兵群体中得到了证实，而SE维度，尽管是对之前不同维度的融合，也起到了部分的验证作用。这一方面可以证明，基于西方民族环境的安全文化模型并没有在驱逐舰部队官兵群体中存在根本的适用性难题，他山之石是能放心拿来利用的；另一方面，CS维度的删除，确实提醒我们，不同民族在更高层面上的核心文化对子群体的子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驱逐舰部队官兵在安全问题上不善表达和消极沟通的习惯，既可能是传统尊卑观念的产物，也可能是军营森严的等级环境造成的后果，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加以证实。

综合来看，由上述5个维度28个条目构成的安全文化量表在驱逐舰部队官兵群体中的适应性很好，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信度也非常高。本文限于篇幅，没有对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予以呈现和讨论，安全文化模型的建立过程也没有详细展开。在局限性上，一方面本研究确实受制于群体总量的限制，若想纳入更多的维度加以讨论，建立更加复杂的模型，就面临着数据量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针对东方民族的各类子文化研究都尚在起步阶段，详细论述诸如沟通、关怀等层面的可靠资料有限，尚不能在细节上对如何处理分析结果混杂的各种维度确立公认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