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 200030
2.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20003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s
近年来,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且老年人口重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逐渐转移[1]。老年人躯体功能逐渐衰退,社会角色转变,经济地位下降,个人心理负担加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下降,这些都会影响到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和发展[2]。而独居老人作为老年人群中的“弱势群体”,在身心上都承受着比普通老年人更为沉重的压力[3]。本研究在2009年上海市虹口区社区流行病调查[4]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上海社区老年人抑郁现况和影响抑郁的各种潜在因素,旨在为下一步干预提供建议。
1 对象和方法1.1 研究对象
样本来源于2013年4月至2013年9月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街道全部22个居委。入组标准:(1)年龄≥60岁;(2)独居(未婚、夫妻分居、丧偶或者离异,同时无子女或子女不同住)时间≥1年;(3)获得患者(和监护人)的知情同意;(4)排除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障碍者;(5)排除患脑器质性疾患或其他严重躯体疾病显著影响认知者;(6)排除严重视听觉障碍无法完成调查者。
1.2 研究工具(1)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受试者的一般社会学资料、独居原因、受探访状况、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等。(2)老年抑郁量表(The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该量表是针对老年人的抑郁筛查量表,刘杰等[5]将Brink于1982年创制的GDS应用于中国城市社区老年人群,发现其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GDS以30个条目代表老年抑郁的核心症状,包括“情绪低落、活动减少、易激惹、退缩、痛苦的想法、对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消极评价”等内容。30个条目中10条用反序计分,20条用正序计分。总分范围0~30分,分值越高抑郁程度越严重。0~10分为正常范围,11~20分为轻度抑郁,21~30分为中重度抑郁。(3)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该量表由姜乾金[6]根据Zimet的PSSS修订而成,是强调个体自我理解和自我感受的社会支持量表。PSSS共12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含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3个维度,分别测定个体领悟到的来自家庭、朋友和其他人的社会支持程度。3个分量表和全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87、0.85、0.91和0.88,重测信度分别为0.85、0.75、0.72和0.85。总分反映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总程度。总分小于50分,表示被测评者的社会支持存在问题。
1.3 研究流程以GDS筛查独居老年人抑郁症状,根据GDS得分将样本分为抑郁组(GDS≤10分)和对照组(GDS>10分)。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PSSS等调查研究对象一般社会学资料、经济条件、社会支持、躯体状况等,比较两组间的差异及与抑郁情绪的关系。
1.4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5.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两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Pearson χ2检验和连续性校正χ2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为0.05。
2 结 果2.1 社会人口学状况
共调查样本1 052名,实际回收问卷1 033名,有效应答率98.2%。入组样本中男性309名(29.9%),女性724名(70.1%);平均年龄60~95(80.18±7.46)岁。有抑郁症状者431名(研究组),其中轻度抑郁(GDS 11~20分)312名(29.7%),中重度抑郁(GDS 21~30分)119名(11.5%);无抑郁症状者602名(对照组)。抑郁症状检出率41.72%。研究组和对照组在性别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P=0.001),见表 1。
配偶方面,两组老人独居的最常见原因均为未婚/丧偶:研究组386名(89.6%),对照组549名(91.2%)。研究组独居的原因随后依次为夫妻分居25名(5.8%),对方住老年康复院等11名(2.6%),离异9名(2.1%);对照组独居的原因随后依次为夫妻分居26名(4.3%),离异20名(3.3%),对方住老年康复院等7名(1.2%)。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6.067,P=0.194)。子女方面,研究组独居的原因依次为不添麻烦(主动独居)336名(78.0%),子女在外地/国外36名(8.4%),无子女24名(5.6%),住房紧张24名(5.6%),关系不佳(被动独居)11名(2.6%);对照组独居的原因依次为不添麻烦(主动独居)508名(84.4%),子女在外地/国外40名(6.6%),无子女37名(6.1%),住房紧张11名(1.8%),关系不佳(被动独居)6名(1.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477,P=0.002)。
2.3 社区独居老人受探访状况两组受探访时间和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P<0.001),具体见表 2。
在躯体状况方面,调查发现社区独居老人最常见躯体疾患的前3位为高血压430名(41.6%),冠心病321名(31.1%),慢性支气管炎150名(14.5%)。在生活自理方面,对照组全自理者人数(478/602,79.4%)高于研究组(236/431,5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1.477,P<0.001)。
2.5 两组独居老人经济状况 将收入来源分为单一来源和多种来源,对照组收入来源和研究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3)。两组独居老人的经济收入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表 3);经济收入中,月均收入≤2 000元独居老年人群中抑郁症状检出率达71.5%(98/137),月均收入≥5 000元人群中抑郁症状检出率5.6%(29/159)。两组老人的社会支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研究组所得到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见表 4。
以是否检出抑郁症状为应变量,以上述各项潜在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先进行单因素分析,再将其中P<0.01的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进行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社会支持总分≥50赋值为0,<50赋值为1。结果显示:社区独居老人的抑郁状况与其经济收入、年龄、受探访频率、社会支持和生活自理相关 (P<0.01,表 5)。
截至2012年底,全球老年人口约为7.39亿,中国老年人口约为1.94亿,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8.3%[1]。同时,全球老年抑郁症的发病率呈稳步上升趋势。近年来国内不同地区调查所报告的老年抑郁症状检出率大致在16.11%~32.86%[7, 8],表明抑郁症状是一个常见的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
独居老人指无伴侣子女陪伴居住的老年人,是比空巢老人更为弱势的一个群体。随着老年人口急剧增加,离婚率居高不下,人口流动性加快,家庭构成趋向改变等因素的影响,独居老人所占比例呈持续上升态势。贺新燕等[9]对社区内的160例丧偶后独居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发现62.5%的老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本研究显示虹口区社区独居老人抑郁症状检出率达41.7%,其中中重度抑郁11.5%,提示这个特殊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堪忧,急需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本研究发现社区独居老人的抑郁状况与其经济收入、年龄、受探访频率、社会支持和生活自理相关。除90岁以上组外,不同年龄组老人抑郁症状发生率随年龄的递增而逐步增高。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生理心理功能逐渐退化,对家庭支持的依赖增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减退。而独居老人比普通老人的周围可利用资源更为稀缺,手段更为有限,难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重重困难,从而导致抑郁症状的出现。
与年龄因素紧密联系的是个体进入老年期后易患多种躯体疾病,患病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差。然而,Verhaak等[10]提出,相对于躯体疾患,生活自理和社会活动是预测老年抑郁更为有力的独立因素。众多研究者所观察到的躯体疾患引起抑郁的现象,其背后可能是通过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交活动能力而间接促成了抑郁的发生发展。本次调查结果也显示生活自理是影响独居老人抑郁的重要因素。独居老人因无近亲属长期在身边陪伴照料,生活起居、外出社交主要依靠自身,生活自理能力的重要性尤为突出。生活自理能力明显不足的独居老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
另一个常见的影响因素是经济状况。本次调查发现,经济收入低(月均收入≤2 000元)的独居老人抑郁症状发生率超过70%。一方面,经济条件层次较低的独居老人,所拥有的物质条件也相对较差,因而在老年人经济支出中占了极大比重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医疗需求往往难以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容易引起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11]。另一方面,独居老人比普通老人的经济收入更容易失去保障,所承受的心理负担更重。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实力,也无法通过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开展各种兴趣爱好,进行各种健康锻炼来引导和调节自己的负性情绪,日积月累,加上对老年期诸多生活事件的不良应对方式,造成了抑郁的加重。
此外,社会支持差往往和抑郁高发生率相关[12]。尤其对于没有子女伴侣陪伴的独居老人来说,无论是来自亲戚、朋友,还是社区的安慰鼓舞帮助等对其心理状态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次调查发现抑郁组独居老人来自这三方的社会支持得分都明显低于对照组。同时研究也发现,虽然两组老人每次被探访的持续时间有一定差异,但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被探访频率。被探访频率高的独居老人抑郁发生率最低,说明频繁而稳定的社会支持有益于独居老人的心理健康。所以建立长久的支持保障机制显得相当必要。值得指出的是,调查中抑郁发生率最高的不是被探访频率最低的独居老人,而是被探访频率中等的独居老人。这可能是由于前一种人群中包括部分可完全独立进行日常活动的老年人,他们与社会人群的接触并不仅仅是被动等待,而是主动外出进行社交活动[10],实质上获得了强于后者的社会支持力度。
综上所述,上海社区独居老人抑郁发生率高,且受到年龄、经济收入、生活自理、社会支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建议进一步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和老年救助制度,建设专业老年养护机构,缓解老年人医疗负担,推广“老年宜居社区”,提供更为全面的社会支持,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从而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4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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