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考察，拓展国际视野

1943年9月9日，又一个"美差"降临：经济部资源委员将派遣重要专家("专门委员")28人赴美洲考察，名单由该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拟定、由部长兼主任翁文灏批准，其中就有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程裕淇和王钰，考察的方向是"经济地质"。1944年10月7日，程、王二人从重庆北碚嘉陵江码头启程，所长李春昱、副所长周赞衡及很多同事都去送行。他们在重庆牛角沱上岸，去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办手续，钱昌照副主任和翁文灏部长亲切接见了他们，并给予慰勉。二人先乘飞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乘美军飞机经非洲、南美洲最后到达美国的迈阿密，再乘火车于11月8日到达纽约。

这次美洲考察历时一年半，大致分为五个阶段：1944年11月至1945年5月的美国东部考察；1945年6~7月的加拿大考察；1945年8~11月的美国西部考察；1945年12月的墨西哥考察；1946年1~4月的再度考察美国东部。程裕淇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访问了美国地质矿业方面的研究所、高等院校、博物馆、野外考察队、矿区，等等。通过这些活动他结识有关方面的专家，了解了最新的地质资料、地质现象。其中最主要的有美国地质调查所、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跟这些大学地质系的系主任和教授们畅谈，值得一提的是芝加哥大学世界级的顶尖地质学家鲍温(N. L. Bowen)教授(实验岩石学家，曾提出了著名的"鲍温反应系列")。在程裕淇访问他后，经他介绍认识了著名沉积学家裴蒂庄(F.J. Pettijohn)等。程花了一个半月，听了鲍温讲授的《物理化学岩石学》课程，作了"温度-成分相平衡图"研究，看了实验材料，参观了鲍温实验室和工业博物馆，作了高温硅酸盐实验。他在该大学还看了艾孟斯(Emmons)的《旋转台》一书，与艾孟斯讨论并作了五轴旋转台的长石鉴定。他访问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与有关教授充分交流，并参观教学设施、标本陈列馆等，收获颇丰。

1945年的5月下旬，程裕淇参观了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尼亚加亚瀑布，月底到了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他访问了很多地质学家，索取了学校出版的有关著作，参观了皇家博物馆。在渥太华他访问了加拿大地质调查所，了解了该国地质情况，还参观了艺术展廊及国家博物馆。最后他访问了蒙特利尔的拉瓦尔大学。

8月，程裕淇又回到美国，去了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以后又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地质系访问，并结识了有关的教授、系主任等，见到了我国很多留学人员，如周培源、傅承义、林家翘、钱学森，等等。

12月初，程裕淇抵达墨西哥城，在墨西哥地质调查所结识了很多地质学家，包括阿勒蓝诺(A. Arellano)、克兰斯科普夫(C.Kranskopf)等，他们邀请他同去考察正在喷发的帕里库廷活火山，该火山口有熔岩外溢，强烈的气流还将小量熔浆抛向天空，冷凝成火山渣后下落。他们戴上头盔、穿上防护服，手执长铁锤，从火山锥下部缓缓上爬，程裕淇腿上被天降的小火山弹砸了一下，受了点轻伤。他们爬上火山口顶部，看着向外流淌的红红的熔浆，活像一条火龙。

程裕淇当月下旬返回美国芝加哥，参加了中国同学的圣诞庆祝会。1946年春，他在美国东部考察，主要在芝加哥大学访问，同时还去到其他学校，都有很大收获。这期间他见到了在美国留学、考察访问的我国地质学家阮维周、李连捷、卢衍豪等，"万里他乡遇故知"，格外亲切。

程裕淇在一年多的考察中，和中央地质调查所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常给李春昱所长写信，汇报考察情况与收获，同时对所里的需求如文献资料、仪器仪表等，都尽力或订购或索取，这对所里的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黎明前的斗争

1946年5月，程裕淇乘轮船自美返国，他向李春昱所长等领导汇报了赴美洲考察的详情。他被任命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岩石矿物研究室主任、经济地质研究室主任，全面负责筹建岩石、矿物实验室以及编定人员建制等工作。他又积极参与中国地质学会的活动。在该学会1947年"七月演讲会"上，他作了"江宁县方山地质"的主题报告。同年11月8日，他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理事。16日，他与该学会47位会员一起从上海乘海轮到台湾基隆港，18日上午即在台北市台湾大学出席了中国地质学会第23届学术年会，他也在会上宣读了两篇论文，还代读了黄汲清的一篇论文。这是中国地质学会在刚光复的台湾省开展的学术活动，意义极其重大，他和全体会员在台北参观了台湾大学地质系、海洋研究所，省气象局、博物馆、动物园、植物园，台湾工业研究所等地，并考察了山子脚煤矿和草山大屯温泉区，部分会员还去参观考察了基隆市金瓜石金铜矿、苗栗油矿和日月潭，等等。他们于30日返回上海。

1948年，程裕淇领导新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地质工作者如沈其韩、沈永和等对南京附近的方山第三纪火山岩(玄武岩)进行了考察研究，他们开展了观测、采样、填图等一系列工作，并经过整理分析、总结，将成果著成了长篇专著——《江苏江宁方山第三纪玄武岩》，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被同行誉为研究火山岩之"经典"。

1949年春，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已兵临南京城下。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当局勒令很多单位(也包括中央地质调查所)迁往广州乃至台湾。广大员工纷纷予以抵制，李春昱所长召集所高层人士如尹赞勋、高振西、程裕淇、叶连俊、李善邦等开会讨论，大家一致主张留下。他们一方面储集粮食、油料、咸菜等，作好应变准备。全所大会上，李春昱所长告诉大家，留下不走者一两个月的食品是可以保证的，最后全所上下一心，都投入抗迁护所的斗争。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央地质调查所这个全国最大的地质机构，连同全体人员、图书、仪器设备等都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人民政权，成为新中国地质事业腾飞的重要基地。

服务于中国地质事业大发展

1950年，进入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当时党中央认为，东北是我国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地区，因此决定优先振兴和发展东北经济，继而带动全国。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人员大部分都到东北工作，东北地质矿产调查总队成立，李春昱为总队长，程裕淇为副总队长。程兼任一个中队的负责人，主要负责在东北南部辽宁省鞍山、本溪一带调查与勘测铁矿，总队长李春昱本人也在这个中队里作些具体工作。他们野外工作从春末的4月，到秋末的10月。大家信心百倍，干劲冲天，抓晴天，抢阴天，也不放过下雨天(下雨天就在矿洞、坑道里干)，他们将显微镜等仪器带到野外，采得岩石矿物标本后，立即划上线，邮寄回南京地质调查所磨片室，磨片工人体会到他们时间紧，任务重，及时地昼夜兼程地为他们切磨薄片，他们每天平均磨制薄片的量超过历史最高记录。磨片工人及时把薄片包装严实，邮寄到他们野外工作地点。他们用显微镜及时鉴定，很快得出结论，发现什么新问题即再采标本，寄回去磨片。他们野外和室内这样紧密结合，大大提高了效率，高质量的成果源源而出，地形地质图、剖面图、坑道图、矿体分布图等，非常精准，大大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的水平。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工程师离开鞍山回国时轻蔑地扬言："我们走了以后，鞍山就只有种大豆高梁了！"然而今天我们中国地质学家做出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他们，鞍山也建成我国最大的钢铁基地。中国科学家以实际行动和优秀成果给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一纪响亮的耳光。

1950年8月25日，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由李四光任主任，尹赞勋、谢家荣任副主任，另有委员21人，其中包括程裕淇。政务院同时批准在该委员会下成立两所一局，即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候德封代所长，程裕淇、张文佑任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和中国矿产测勘总局。程裕淇兼任矿产测勘总局经济地质处副处长。

程裕淇始终坚持工作在科研、生产第一线。1951年，他又兼任东北南部地质矿产调查队队长，率青年地质工作者到辽宁凤城、本溪等地去调查区域矿产地质。1952年，他又兼任地质部429地质勘探队队长，在湖北大冶、鄂城一带找出更多的铁矿资源，以后一直是武汉钢铁公司("武钢")主要的原料基地。

科研管理双丰收

1952年中，地质部成立，当年年底，程裕淇被任命为地质部地质矿产司副司长。从那时起，他较多地从事地质矿产事业的组织、计划、管理和领导工作。1953年1月20日，他出席了李四光部长、何长工副部长主持的"地质工作人员大会"。他在会上发言说了中国铁矿问题。1954年2月，他又出席了中国地质学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29届理事会理事。1955年5月，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首批学部委员，在直接从事地质工作的学部委员中，他是最年轻的(43岁)。1956年2月，他与谢家荣、黄汲清、郭文魁等参加制定了地质部地质工作和地质科技十二年发展远景规划。他于当年7月任地质部技术司总工程师。

程裕淇虽然身居领导机关，却常常下到最基层检查指导工作，例如，1956年6月，他与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和刚参加工作两三年的李廷栋到甘肃祁连山镜铁山铁矿区检查工作，坐火车只能在兰州下车，去镜铁山只好乘汽车在石碴公路上颠簸着前行，到了海拔4000米以上，遇到六月飞雪，雪厚路滑，汽车不能行进。他们只好步行10多公里，到海拔低一些的可行公路上乘对方派来接的汽车到达目的地，他们为了祖国地质事业真是英勇无畏，可叹可敬。

他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在地质学方面的特长和优势。1957年他被任命为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变质岩与前寒武纪地质研究室主任。他有鉴于区域地质调查和找矿勘探中，涉及到变质岩和前寒武纪地质的问题很多，很多地质人员这方面水平低、底子薄，于是他急大家所急，约同沈其韩、刘国惠、王泽九一起来写一本书——《变质岩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工作方法》。书中提出了相当系统而全面的区域变质岩和混合岩分类命名原则和方案，论述了混合岩化作用的理论分析和微观特征，分析了变质岩系分布地区的成矿特征和找矿方向，提出了区域变质和接触变质间过渡类型变质作用的观点、并论证了前者与混合岩化的相互关系，详细阐述了变质地质的野外工作方法。此书出版，大受欢迎，在国内广为流传，对提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变质岩地区地质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理论水平，对提高变质岩分布地区的研究程度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该书于1962年出版，因供不应求，三年中连续印刷了三次。

程裕淇在1959年11月第一次全国地层会议期间就作了《中国的前寒武系》的报告，这是他早期领导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前寒武纪及变质岩研究室的同志首次对我国前寒武纪地层全面总结的重大成果。后来，他与王曰伦主编的《中国的前寒武系》一书，作为"全国地层会议学术报告汇编"之一，而由科学出版社在1962年出版。

1957年程裕淇参加了接待苏联地质保矿部部长安特洛波夫的访问，同年他作为顾问参加了侯德封任团长，有朱国平与李璞先生参加的国家访苏地质科技代表团，参加了苏联科学院地学部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还访问了苏联科学院地球化学与分析化学研究所、苏联地质保矿部地球物理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参观地质年龄测定实验室，全面了解了苏联和国际同位素地球化学的研究进展与水平。其后程裕淇先生即将在鞍山附近混合杂岩伟晶岩脉中四个白云母样品，送全苏地质研究所用钾氩法进行同位素年龄测定，程裕淇与沈其韩先生等并就此成果发表了相关论文(《地质论评》，1957年17卷1期，《地质论评》，1959，19卷4期)。当年他也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到辽宁鞍山，对鞍山附近及其以东的弓长岭、庙儿沟、梨树沟和前震旦纪变质岩系内不同岩群的层序、构造、相互关系、鞍山群的鞍山式贫矿及其所含富矿的生成条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1958年"大跃进时期"，程裕淇被任命为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58年春，程裕淇作为中苏合作项目(09)——华北前寒武纪变质岩及有关矿产项目负责人，抓紧该项目的实施和积极推动绝对年龄实验室的建立，向地质部和国家科委提出尽快筹建地质年代学实验室。国家科委根据他的建议，同意从1958年4月开始，在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第四室成立绝对年龄组(后来称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实验室)。

1959年, 苏联科学院地球化学与分析化学所派屠格林诺夫专家来华考察白云鄂博地质期间，中国科学院地质所李璞先生会同地质部地质所程裕淇先生会见专家，并交谈了苏联所测定过的中国某些地区的绝对年龄问题。该合作项目成果发表于(《地质科学》1960年第3期，111-121页)，论文名为"关于中国岩石绝对年龄的讨论"，作者有屠格林诺夫等苏方专家6人及程裕淇、李璞、涂光炽先生。该合作是我国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具历史价值和国际影响的中苏合作同位素地质年龄测定的专业学术论文。由此可见，程裕淇也堪称我国同位素地质年代学的早期开拓者及奠基人之一。

程裕淇为筹备全国第一次矿产会议，费了不少功夫，1958年9月10日，该大会召开时，他与边效曾、陆宗斌、陶惠亮等联名作了"中国已知铁矿类型的特征、分布与生成条件及今后普查方向"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

1959年，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成立，许杰为院长，程裕淇是四位副院长之一。他组织领导了1:300万全国前寒武系地质图和矿产图的编制。他又再赴苏联，与苏地质保矿部商谈有关与我国地质部合作的项目及1960年计划，等等。国家科委聘任程裕淇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质矿产组成员。程又于10月25~27日出席了"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务贸易先进生产者会议"(即"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64年，程裕淇兼任地质部地质研究所所长，当年他还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1964年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他又一个科研题目也发表了初步成果——"山东新泰一带泰山群变质岩类和岩浆岩类岩石的地质年代学研究"。

1966年程裕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隔离审查，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矢志忠于党和国家人民。1972年恢复工作后，去陕西潼关太要铁矿工作，他和年轻同志一样爬山、跑路线、测剖面，也搞室内研究，为年轻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1972年，他回北京后，与钟富道、苏咏军合作撰写了"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前震旦系(中英文稿)(后发表于《地质学报》1973年，47卷第1期)。1973年，他又去罗马尼亚考察火山岩地质矿产。1974年，他又去瑞典考察铁矿。同年他刚复出参与地质科学院科研领导，见到"中国科学"、"地球化学"等期刊刚发表的成果，即带队访问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所，参观建立不久的Rb-Sr同位素年龄实验室。回京后迅即派遣科研人员前往取经学习，之后在地质科学院建立了应用该方法技术的同位素年龄实验室。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