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战告捷，发现昆阳磷矿

1939年1月，程裕淇接到一项任务，就是陪同出差到昆明的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化验师王学海去考察昆明西南边昆阳县的“白土矿”。一行人于28日到达昆阳中谊村，测制1:10000地形地质图。他们采集了大量样品并寄到重庆北碚经济部地质调查所由高级化验师黄汉秋化验检测，结果得知这些所谓的“白土”矿，P₂O₅含量都在百分之三十几以上，是高品位的磷灰石矿，而含这种矿的岩石则是“磷块岩”。后经进一步详查、勘探，查明该地有一个很大的磷矿，这个矿有稳定的层位，属于下寒武统最底部的梅树村阶中谊村段，分布范围也较大，当时边详查、勘探，边开采利用，最后建成了我国重要的磷肥生产基地。由于该矿有一定代表性，把与它差不多属同一类型的磷矿统称为“昆阳式磷矿”，与它相近的还有贵州的“开阳式磷矿”和湖北的“襄阳式磷矿”，因此，磷矿地质界就有“三阳开泰”的美称。程裕淇先生在“昆阳式磷矿”的发现中功不可没。

西康金矿铁矿调查

1939年2月17日，程裕淇在结束了昆阳的野外工作后，出席了在昆明西南联大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昆明分会的会议。他在这里见到不少熟人，久别重逢，畅叙别情。

当年3月初，程裕淇从昆明出发，经贵州盘县、贵阳，四川綦江等地到达重庆北碚，到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向领导汇报了留学经过和昆明工作情况，也见到了很多老同事老朋友。不久，他又接到与崔克信、周德忠、胡熙赓去西康省调查金、铜矿的任务。

抗战中期，中国大后方物资十分匮乏，需花费大量的外汇购买物资。黄金是国际硬通货，也就很受重视。经济部成立了采金局，很多省份，包括西康省在内也成立了采金局。1939年4月，程裕淇一行到达西康省会康定并在其附近地区开展工作，当地交通不便，环境恶劣，甚至有匪盗出没，治安不靖。他们为了完成任务，不避艰险，始终积极热情地工作。有一次，他们去到一个叫“化林坪”的小村，当地百姓告诉他们，前两天曾有土匪在那里抢劫。他们并没有退却，而是提高警惕，按原计划在该村附近考察，测制地形地质图，采集标本样品。他们的工作很有成效，以前有些沙金矿矿场由于资源不清、产量有限，一度还面临亏损状况。程裕淇等把工作中弄清的一些矿产分布状况向采金局及很多沙金矿通报，为他们提供资源线索，结果很多矿都扭亏为盈。

他们也考察了很多西康省的铁矿，如康定西北道孚县的菜子沟铁矿。该地条件同样艰苦，工作区域是荒无人烟的、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深谷。他们的工作得到了该县县长的支持，派人护送他们进山，带上帐篷等必要物件。他们在野外做了很扎实的工作，获得了很多新的资料。他们了解到那里的石炭—二叠纪灰岩，遭受花岗闪长岩侵入，形成了大理岩及接触交代变质矿床，他们重新估算了储量，也在百万吨以上，认为有必要开展进一步工作，然后再建矿开采。

在把康定地区的工作成果整理和总结后，他们于10月底去到西康省东南部的西昌地区。他们首先调查了西康冕宁县泸沽铁矿，在泸沽的瓦窑沟作剖面图，在罗家坪寻找化石，在会理县益门白果湾填制1:50000地质图，在大场金家湾勘查陶土矿，在会理县毛姑坝小黑菁调查铁矿，填制1:2000矿区地形地质图和1:5000路线地质图。1940年初，他们离开西康经昆明、贵阳，于3月10日回到重庆。14~16日，程裕淇参加了在重庆大学及四川省地质调查所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16次年会，李四光任会议主席。其间程裕淇又参加了在重庆大学地质系举行的论文会，并宣读了论文“西康宁属东部沙金矿之分类”。翁文灏与朱家骅等亦参加了会议。

1940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整理西康工作成果，编写报告。当年6月24日下午，重庆北碚遭到日冠飞机轰炸，与他们相邻的工业试验所等损失惨重。程裕淇与地质调查所员工积极参加救火，为防止所中财产受损，在扑灭大火后将图书仪器等搬到较安全之处。

当年12月14日，程裕淇参加了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二字是当年6月加上去的)举行了成立25周年纪念大会。经济部长(前所长)翁文灏任大会主席，致了开幕词，代所长尹赞勋报告了该所发展历史和工作情况。来宾陈立夫(教育部长)、李书华(北平研究院原副院长)、叶企荪(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顾毓秀(教育部次长)、朱森(重庆大学地质系系主任)、李春昱(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先后致辞，参加会议者共140人(包括员工及来宾)，会后又参观了成绩展览，大家都为中央地质调查所这个全国最大的地质机构在四分之一世纪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重大成就而欢欣鼓舞。

当年的12月24日，程裕淇奉派与李树勋同去湖南沅陵、桃源作金矿地质调查。他们开展了测图(地形地质图、地质剖面图)、观察与研究地层、矿床，采集标本等工作。至1941年3月4日结束野外工作，29日返抵重庆北碚。

1942年，程裕淇大部分时间都在重庆中央地质调查所从事科研和各种学术活动。当年3月他出席了尹赞勋召集的关于筹备地质展览活动的会议，并着手整理和准备陈列标本，并出席了地质展览的招待会。3月20~22日，他参加了在重庆大学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第18届年会暨成立20周年大会。理事长翁文灏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谢家荣、黄汲清、李春昱、翁文灏、杨钟健、尹赞勋等理事出席会议。程裕淇在会上作了“湖南沅桃地区寒武纪前地层之构造与变质”和“西康东部中泥盆纪前火山岩系之发现”两篇报告，后一篇发表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版)22卷3—4期上。

新疆油气地质考察

当年10月，程裕淇参加了以黄汲清为首的新疆石油地质调查队，该队成员还有杨钟健、卞美年、翁文波、周宗浚。他们先去成都，卞美年、翁文波先乘汽车出发去打前站。11月12日程与黄、杨、周乘飞机到达兰州，第二天又飞往迪化(即今之乌鲁木齐)，与打前站的卞、翁二人会合。他们应邀出席了新疆督办公署西大楼的文艺晚会，还应督办盛世才之约在其官邸会见，递上了介绍信及礼品——《中华民国新挂图》(曾世英主编)，交谈甚欢。他们在迪化考察了地质矿产状况，在六道湾考察了沥青页岩，在水磨沟温泉发现温泉底有天然气冒出，在八道湾煤矿见到“矿火”(即煤层自燃现象)，还到头屯河考察了铁矿。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石油地质考察。盛世才在新疆执政之初，曾采取过联苏联共、一致抗日的方针。他与苏联合作，在迪化西北的乌苏县独山子勘探出石油，已进行开采。石油地质调查队来到独山子油田，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进行油田地质勘查。他们一般都戴着线手套外加皮手套御寒，一般观察地质现象、打标本等还算可以，可是，作地质现象记录或仪器探测数据记录等工作则必须脱下皮手套，几分钟手指就冻僵了，必须哈几口热气，再戴上皮手套，几分钟以后，待手指回暖过来，再脱掉皮手套，然而，几分钟以后，手指又冻僵了……如此反复。

1942年12月下旬，他们完成了独山子油田的考察，乘车经乌苏县城、四棵树到了天山脚下的四苏木喇嘛寺(俗称喇嘛昭，或曾昭寺)，然后骑马进山去观察露天煤矿，后又到四棵树河边观察油苗，到冒烟山去考察煤层自燃现象。他们与四苏木喇嘛寺的活佛见了面，回到乌苏县城时正好是圣诞节。

他们在年底回到独山子油田，见到了刚来不久的以林继庸为首的经济部西北工业考察团。1943年元旦后，他们又在独山子油田工作了半个月，这次天气比上次更冷，条件更艰苦，但他们还是顺利完成了任务。1月中旬他们回到迪化，时任新疆省建设厅的李厅长转来翁文灏的电报，言及该省即将成立地质调查所，让他们与新疆省当局商议筹建事宜。他们即与盛世才督办、李厅长等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紧接着，翁文灏又发来电报，让他们到南疆去考察石油等矿产。出发之前，当局邀他们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如2月9日，他们参加了在督办公署举行的迪化市各界庆祝“平等新约”签定大会，出席的军政大员有第八战区司长官朱绍良、新疆督办盛世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等，晚上观看文艺演出，演出之前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夫人傅学文作了简短演说。

2日21日，他们乘汽车离开迪化去南疆考察，途经地有焉耆、库尔勒、轮台。他们在库车县开展石油地质调查，发现有油苗出露。他们又向西至克孜尔塔格山，考察煤层及植物化石，也见有煤层自燃现象。再向西到拜城、温宿县的塔克拉克一带开展油气地质、冰川地质、煤田地质等工作，考察了天山云杉森林，参观油厂，等等。

4月23日，他们离开温宿县，5月2日到达吐鲁番县。他们在当地官员陪同下考察了坎儿井、葡萄园等，然后返回迪化。5月8日，盛世才督办接见了新疆石油地质调查队全体队员。他们向盛简要汇报了此次新疆地质调查情况，又谈及地质调查所筹办一事，晚上盛督办设晚晏饯行。5月10日，他们乘飞机由迪化到兰州、成都，12日从成都乘汽车于13日返抵重庆，自此结束了半年多的野外考察工作。

回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后，他们就对这次新疆考察成果进行整理、编写报告。报告每个人都写，侧重自己专业的部分要写详细，然后开会宣读，互提意见，充分交流，最后以黄、杨、程、卞、翁、周联合署名，写出了《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报告当年先油印成册，用于交流，后在1947年全部译为英文，以《地质专板》甲种第21号正式出版，此书堪称中国石油地质学的经典之作。它强调了黄汲清提出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含油论”(成油的“多旋回论”)。新疆之行的其他成果，有的也写成学术论文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如黄汲清(第一作者)与程裕淇写的两篇英文文章“塔里木盆地北缘更新世冰川作用的发现”和“新疆侏罗纪煤层的自燃现象”，两篇都于1945年发表在《科学记录》第1卷第3—4期。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