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杰瑞最后一次通话是2016年5月底，我在江南老家，他在美国。当时接连收到他的两封电子邮件，先是问我能否帮他一个忙，然后说自己已经力所不及了。我打电话过去，万里之外传来的声音显得格外脆弱，没有往常的精神气魄。他跟我说，他作为通信作者刚投出一篇论文^[1]，问我愿不愿意代他全权负责与期刊编辑部的所有联系。我知道论文的基本情况，答应代他处理以后的修改及出版事宜。他不无伤感地说：“这是我的最后一篇论文了。”我安慰了他几句，让他好好休息，便挂了电话。不想两星期后就收到杰瑞以前的学生Larry Edwards转来的讣告，得知他已于6月13日去世，享年89岁。

我和杰瑞相识于1996年，当时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做理论物理的博士后，图 1是1999年我离开后不久去那里访问时与他的合影。在他去世前的20年中，我们经常讨论学术问题并不时合作，一起发表了共22篇论文。我们的工作主要研究各种化学元素在不同天体中的制造过程以及这些元素的丰度在宇宙中的演化历史。图 2是我们关于阻尼莱曼阿尔法系(DLA，damped Lyman Alpha Systems)化学演化的论文^[2]被期刊录用后杰瑞给我寄的卡片。

在学术界杰瑞和我的祖师爷威力·法勒(Willy Fowler 1911~1995，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几乎齐名，我在职业上的发展得到他的很多帮助，但在讨论与合作中我们平等相待，没有任何别的考虑。我很小就离家求学，继而移居美国。在与人交往和家庭生活方面，他对我的指导多于我的父母。他的学术造诣使我受益匪浅，他以长者身份对我的各种关怀让我感激，他是良师益友的典范，和他的交往是我的一个宝贵经历。图 3是他对我如何做学问的谆谆教导。

杰瑞高中时学业很糟糕，还与人打架。他说那时他父母在他学校的时间比他还多，因为他经常被开除。后来二战暴发，他高中没毕业就涂改出生证要去当兵，他父母觉得进军营比进监狱好，就同意了。二战末期，美国政府立法为退役士兵提供各种福利，包括提供资助让他们上大学，从而得到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这个法案和几位老师的引导让杰瑞在战后走上了学术之路。

杰瑞去了芝加哥大学读博士，进的是地质系。因为引路的老师告诫他只有学好数理化才能研究地质学，他主修物理，然后跟着物理系的英格伦姆和化学系的尤雷做实验。战后芝大人才济济，有很多杰出的老师。英格伦姆是用质谱仪做基础研究的先驱，在1955年最先通过分析陨石中和地球上铅同位素的丰度，测出了地球的年龄；尤雷因发现氢的同位素氘而获得了193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当时正在开发各种途径，利用同位素来研究太阳系的形成过程。杰瑞的同学中，像他那样当过兵的特别珍惜上学的机会，没当过的则十分聪明。在这样的环境里再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杰瑞获得了广泛扎实的基础知识和最好的科学研究训练。

杰瑞于1954年获得博士学位，自1955年起一直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2001年退休。他做了许多杰出的工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得益于阿波罗登月计划(美国政府为了跟前苏联竞争而启动的一个项目)。为了准备分析大量从月球上带回的样本，他特地设计了一台用电脑控制的高精度质谱仪。1968年仪器研制成功，世界各地生产质谱仪的厂家以及他的同行立刻争相仿制。但除了精密仪器，优质的分析还需要配套的洁净环境和准备样品的严格程序，他为此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实验室，取名“月球疯人院”(作者注：疯人院的英语是The Lunatic Asylum，其中Lunatic的词根与月亮有关)。在他的领导下，“疯人院”硕果累累，享誉全球。

杰瑞一生中得到了许多欧美学术机构颁发的奖励，其中最大的一项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克雷夫特奖(Crafoord Prize)。该奖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奖励天文学和数学、地球科学及生命科学等诺贝尔奖没覆盖的领域里的杰出工作，每年只给一个领域(从2012年开始，天文学和数学分开同时颁奖)。杰瑞和法国的科罗德·阿格雷分享了1986年颁发给用同位素研究地质学的克雷夫特奖。

回顾自己的人生，杰瑞写道：“有形式和内容，有记忆和事实，有律己和希望，有走投无路的焦躁，也有独辟蹊径的得意。在所有的经历中，最重大的，最让人心潮澎湃的，是一种罕有的感觉：认为自己对自然更明白了一些。我有幸从瑞典国王手中接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克雷夫特奖，但最让我激动的时刻是当我以为我可能明白了些什么。当我做的或参与的工作让我感到一种美，那是我最大的满足。”^[3]

杰瑞走了，我少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他留下了一座学术丰碑，不断地给我鼓舞与鞭策，他对我的影响让我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