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京大学地质系创建于1909年，是作为京师大学堂于格致科正式设立的地质学门。章鸿钊、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等先生都曾在此任教。在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一大批为中国地质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地质学家，值得后人永远缅怀。本期《科海钩沉》栏目中介绍的王嘉荫教授(191111-197606)，是我国显微构造与组构学科的奠基人，他所著的《应力矿物概论》、《显微镜下结构面的鉴定》是中国岩矿鉴定、应力矿物学和岩组学的奠基性成果，他所撰写的《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和《中国地质史料》是我国古代地质学史研究的总结性文献。王嘉荫教授毕生从事地质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地质人才，对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及其地球化学专业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嘉荫先生(1911—1976)

那是我久久不能忘怀的一天，1958年9月，开学上课的第一周。记得是周二上午的一二节课——地质系岩石矿物地球化学专业的基础课《结晶学》。上课前几分钟，铃还没有响，就有一位衣衫俭朴的老人徐缓地走进教室，慢怏怏地走上讲台，拿起黑板擦，就擦起黑板来……当时我们不少人以为，这是位多么尽职的清扫教室卫生的老师傅呀!只见老人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就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 “结晶学”，接着还在旁边写上“王嘉荫”。这时我们才恍然醒悟，原来这就是我们的王老师呀!原来北京大学的大教授就是这个样儿呀!

王大教授开讲啦!我们大家都屏住呼吸认真地听讲，还记着笔记。王老讲话很慢，声音不大，边讲还边在黑板上写字、 画图。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信手画出示意晶系常数的图，简明、 清晰。时间长了，我们也就知道了一点儿相关的地质系的“历史”。

早在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就计划设立“地学”等理学十科。随后，地质学门和化学门同属“格致科”而设立，这是我国近代大学中最早的“理科”。成立于1909年的京师大学堂地质学门是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前身，也是我国地质教育的先导。

1952年，高等学校实行大改革院系大调整，要点是教育要学习苏联。地学方面的一个动作就是成立北京地质学院—由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天津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合并组成，北大地质博物馆建馆40余年的馆藏和系图书馆的藏书、文献等等也都全部移交至北京地质学院。

1955年，北大地质学系重建。新建的地质学系与地理学系联袂，统称“地质地理系”。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乐森璕院士来校主政北大地质地理系，从北京地质学院调来王嘉荫教授担任岩矿教研室主任，主管教学与科研建设工作。

我是1958年入学的新生。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年代。校园里总是爆满着活动， 或更迭着各式的运动。墙上刷着“超英赶美”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标语和口号。学习期间，有下乡抢收、 迎送贵宾、 学习聆听指示的“占课”任务，也还不时有种树杀虫、 铺路修房的课外劳作。大炼钢铁的号召一下，我们就在东操场搭起了炼铁的小火炉。晚饭后就要响应号召，挥汗大干； 就这样有时就一直干到半夜才回宿舍休息。

我记得，有一回在《结晶学》的课上，老先生温和地笑看着我们，缓缓地说: “你们晚上忙着不睡觉，上课打瞌睡，这怎么能听得懂呢？”看大家那疲惫无奈的样子，他提前十分钟就下课了。

嘉荫师的讲课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无比的亲切、 从容，在他亲切的笑容和乐呵呵的讲述中，总是蕴藏着自然规律和深层哲理，还有历史、 经历、 体验、 趣闻……。他从矿物的形态讲到化学组成，从晶体结构讲到微观对称，交互联系、 娓娓道来，随即由岩石的矿物组成，讲到矿物生成的温压环境和标示意义，以及各大岩类的交互演变，等等。他还结合地质学的野外工作和室内的薄片研究，进而教导我们: 远看不及近观，只有走到才能知道!明确鲜明地告知我们观察事物和真做学问的道理。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的课程中加设了专题课。专题课的第一课就是六年级第一学期教研室主任嘉荫师开设的《交代作用》。六年级第二学期，请科学院等校外的专家们来给我们专讲。记得有中国科学院的涂光炽、 叶连俊、 郭文魁、 司幼东、 谢家荣院士等许多学界大师都来讲过。我们受益良多，至今难忘!

王老师给我们开设的专题课《交代作用》，实实在在地说，这真是使我们大开眼界、 终生难忘的一门课。

关于岩石的成因，火成派和水成派争议百余年。火成派以一系列高温反应实验建立的鲍文反应系列为依据，演化为正统的岩浆学派。嘉荫老师是中国岩浆岩理论的权威。在20世纪50年代岩浆理论被普遍接受并广为传颂的时候，嘉荫师从大量实践研究中发现，沉积岩经过变质作用会产生岩浆岩的造岩矿物； 深变质的岩石结构与岩浆岩也很难区分。因此，有些岩浆岩，包括最具代表性的花岗岩可能是由沉积岩变来的。他以“交代作用”，即液相反应、 固相和气相反应构成的岩石的转变，分析了沉积岩转变为岩浆岩的具体过程。他用翔实有据的资料和推理说明，不仅是小岩株，就是上万平方千米的花岗岩岩基都可能是由沉积岩转变而来的。在听课的当时，这对于我们是振聋发聩、 耳目一新、 又不全理解的“宏论”。

之后的几十年来，花岗岩的多种成因已经被公认，学界把岩浆成因的花岗岩称为Ⅰ型花岗岩，把增厚的陆壳沉积物经熔融、 变质、 冷凝而成的花岗岩称为S型花岗岩，还有玄武质岩浆分异形成的M型花岗岩。同时按照花岗岩的成因类型可以确定其生成的大地构造环境。……

在较晚的时候，我们读到嘉荫师的“地震线的应用”文章。文中提出，古代地震的发震序列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有某些规律性，往往是沿着某一条线状构造，或是在其一端继续伸展，或是在其两端反复跳跃，然后在中间发生一次强震，有时还把两条线通过中间地震的发生连接起来。他把这种线状构造称为“地震线”。有些地震线与已知的断层线相吻合。他提出，地震线是现代地壳运动状态的一种标志，多是现代地壳活动断裂线的反映。这一概念已被广泛引用，他的很多见解得到了验证。

我们都知道，嘉荫师是李四光先生最为器重的学生。1920～1928年，李四光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1931～1936年，再任地质学系研究教授，并任地质学系主任，随后又出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嘉荫师自18岁(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20～24岁(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就学、 毕业，后留校任教。1940年，又赴南京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副研究员。

嘉荫师在学业上的成长、 进步是勤奋努力、 刻苦自强、 追求真理、 不拘成规、 严格认真等优秀科学品格的结果，自然也含蕴着恩师诲教和提携的助力。

我们联想到李四光先生留给我们的警语: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嘉荫师的《应力矿物概论》正是缘此把矿物在微观领域的力学表现予以深入的研究和解析，进而推进了岩组学的研究和发展。这也给了我们对大自然规律的宏观-微观研究以深刻的启示。

就此回想起来，这让我们对于嘉荫师笃学求真、 广泛联系、 交叉探索的科学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教学过程中，王老是十分亲近同学们的，在师生交往的过程中，他没有一点架子，我们都亲切地戏称他是“我们自己的土生土长的大教授”。

我们还记得，在《交代作用》上课的最后，王老总是在黑板的最右侧写上课后阅读的外文文献。这自然就引发了我们自学的动力、 拓展了我们深入探究的空间。

一位老学长回忆说，有一天晚上他在实验室加班，读译俄文版《变质岩》，在旁侧的教研室主任办公室工作的嘉荫老师走进来，先是问他岩石学教学的事，再讨论当前岩石学研究的动向，最后还把《变质岩》要来看，随后说: “先借我看看吧!”第二天一早就把书还来了。他猜想，老先生一准是读了个通宵呢!

还有一位学长对我说起: 她在观察岩石薄片时看到一个红色的条柱状的“矿物”，不能确定何属，于是就求教王老。老先生看过，嘿嘿地笑了几声，说: “磨片师傅穿的是红毛衣!”这个十分幽默的回答正是王老一贯的风格-—原来是磨片时衣服掉下的毛线头。几十年过去了这事仍让她记忆犹新。她还记得后来王老曾严肃地对她说: “岩矿的薄片观察和测定是地质学研究的基本功。这就像是武术的骑马蹲裆式，要练得扎实，一丝不苟!”。语重心长的教诲使听者终生难忘!

对于王老给予学生热诚挚爱、 悉心施教的教学态度我们都有无穷不尽的感念。

1964年我毕业留校，在岩矿教研室工作。这时我才知道，教研室的全称是“岩石-矿物-矿床-地球化学教研室”，教研室有30多人，是全系最大的教研室。教研室主任是王嘉荫教授。在此后的两年里，我担任过《晶体光学-光性矿物学》实验课的教学。在记得不多的几次教研室活动中，王老的讲话总是语句简练，讲几句，不多说； 随即请副主任发言补充，然后让大家发表意见，说完了就散会。就这样，将近一年，就开始了社教运动-—组成工作队，下乡搞“四清”。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果真是开天辟地、 破旧立新-—教研室被革命领导小组取代，主任王嘉荫教授被列入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入牛棚，并不时地挂牌游街，在大小会上批斗。

我还记得，王老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他曾经在一个小会上嘿嘿地一笑说: “我们这些人早就是已经挂了号的，这回又该复诊啦!”

据我听闻，所谓“挂号”是他在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时针对一位年轻气盛的苏联专家对中国某地区地质问题的强蛮意见所引起的。王老认为，中国研究了几十年的结论，你刚来不仔细看看就来个“否”。这怎么行？于是就此被戴帽批判。

文革中在挨批斗的时候，他低头无语，冷静漠然。这使我不由得记起他自拟的别号“痴公”……。他“痴”吗？不!

记得有一次在37楼一层的宿舍里，我们正分拨开会听传达指示，偶然眇眼窗外对面的36楼，看到楼顶上正有几个人在上边铺瓦。只见在最前边、 也就是房顶边角地带的地方，正蹲着干活儿的是王老。他身上没有系安全绳，干完一排就蹲着慢慢地向楼顶边边蹭一步，再来铺。他周边没有别个，而楼房中脊处有两三个腰部系着长绳的人，大概都是“牛棚囚民”吧？使我大为不解的是，为什么五旬的王老在如此险处干活儿却无一点安全保障呢？

之后不久，我斗胆问到一位“牛棚卫士”，他所答非所问地说: “这老头的泥瓦工活儿干得不错!砌墙挺好的!”

1972年，高等教育开始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 管大学、 改造大学”的新时代。我们已经复课闹革命了，但是在教学活动中没有王老的份儿。因为工宣队有明确指示: 教学就是要“老冯下台，小X上台!”

这时候的王老虽然走出了牛棚，脱离了批斗，自然也不准上课。偶尔遇到他，只见他总是抱着一摞从大图书馆借来的书，其中不少还是线装书。我们都知道，嘉荫师的著述颇多，《火成岩》(地质出版社，1955)自不必说，《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科学出版社，1957)、 《中国地质史料》(科学出版社，1963)和《应力矿物概论》(地质出版社，1978)，都是老先生奋力思索探究、 笔耕不辍的硕果，在学术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我高兴地同他敬礼打招呼，他也很高兴地对我说，正在应邀为《中国地质史料》做修正补充呢!后来也还在这条路上遇见王老几次——他都是抱着书、 兴冲冲地缓缓走着。看得出来，他正在潜心思考着那些珍贵无比的史料呢!

1976年，送走首届(也是末届)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紧接着就恢复高考招生了。

为了迎接新的学年和考试入学的大学生，准备正规教学的工作自然就提出来了。我接受了任务-—准备《晶体光学-光性矿物学》的教学，其中也包括编写教材和实验讲义。

我把全书的文字编写、 图件绘制和编排都亲自做完后，深感矿物的干涉色图还需更新、 改进，经过一番周折，同窗好友刘吉东热情帮我从地质科学研究院图书馆借到了德文原版的《光性矿物学》(W E Trger: Optische Bestimmung der gesteinsbilden Minerale，1971)。我借助《德汉地质词典》连夜将图中标示的150多个矿物译出，但还有十几个无从查找。

急切中我想到了嘉荫师。听说近年他的身体状况不好，我就请学长刘瑞珣帮助，问王老能否见见、 为此解惑答疑。得到慨允，我就带上用书和未译定矿物的笔录来到王老的家。

那是1976年5月上旬的一天。进门见到嘉荫师正坐在一个圈椅上。他的腿上围着被子，脸色发红，正在发烧，还咳嗽着，粗粗地喘气。这一刻我好后悔呀-—老先生已经如此病重，应该让他好好歇息，我不该来添乱呀……。可是嘉荫师一见我就摆手招呼，指了指身旁的椅子，说: “来啦，坐!”我简要说明了《晶体光学》教材的编写情况，就递上所借的书和未译出的矿物名单。只见嘉荫师的精神一振，回身拿起身边的放大镜，对照着原图《双折射率—-干涉色色谱表》和矿物名单就一一指点着说道起来。其间只略微沉吟斟酌了两次，时间不到半小时，就全部完成了。随后他微笑着对我说: “弄完啦!其中有三个我不太确认，我都画出了记号-—回去你查《德汉化学化工词典》再对对看!”

告别了嘉荫师，心里一直激动难抑，老先生敬业挚教终生，他的言传身教给了我们太多太多。回到家我马上查阅词典，果然找到了“尼龙”等三个属于化工的词汇。-—我们早就听说过嘉荫师求学时就苦学苦练，精通几门外语、 博学多才，被大家誉为“百通的活字典”。这回又一次亲身体验到了，真是由衷折服啦!

记得在1976年6月2日的下午，我接到冯钟燕老师的电话。他十分沉痛地告诉我嘉荫师于昨日辞世。这一时让我震惊心颤、 痛挽难复-—半个月前还聆教于嘉荫师的我，怎能承受得住这样的噩耗？几天后，我静下心来，慰藉自己，写下了如下几句话-—恩师诲教十八载，德艺双修展华彩； 铭感终生穷事理，痴心执教继开来。

最近，我看到当年编写的《晶体光学》，是当年极少见的校内印制的铅印本。在自画的封面下方署名有“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球化学专业编，1976年5月”字样，书末，有自己贴存的彩色《双折射率-—干涉色色谱表》(1977年10月印就)，其背面有我对彩图印制过程的手写记述。最后有一段是我在1980年元月在追忆王老的无比悲痛中记下的文字:

“……原图取自德人特吕格，译名十余个未确，经王嘉荫师译定。尤须记者，嘉荫师见此图矿物译名时已癌病沉重，体温热至三十九度以上，仍手持放大镜，逐一说明。……终此生难以忘怀!此后半月余，王老即与世相辞矣!”

后记: 在成文的过程中，依次与同窗学友们回忆在校六年学习聆教的情形，一起深深感念嘉荫师的恩教。他们是刘吉东、 孙西田、 柏玉敏、 秦小文、 张宗城、 王式洸、 闫月华、 赵瑞、 孙先儒、 朱炜炯、 李义尧。

作者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前教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