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治理哲学的新自由主义批判
吴畏
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新自由主义被西方学者看作是经济理论、政策假说、治理方式、国家类型和意识形态等,甚至也被当作是一种哲学。就新自由主义本身而言,存在着三个理论缺陷,即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论个人主义迷信和理性化乌托邦主义。这三个理论缺陷也注定了它作为治理哲学在实践上的失败。
关键词: 治理哲学     新自由主义     自由交易幻想     理性化乌托邦主义    
收稿日期: 2017-11-20
中图分类号: B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21(2018)01-00097-08
作者简介: 吴畏(1967-), 男,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ZX019)

尽管“新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被很多社会科学家根据自己的学科背景和其他目的,赋予了十分丰富的、负面多于正面的、甚至是相矛盾的含义,但是新自由主义仍然在下面三个领域实际存在过或存在着。首先是作为激进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如撒切尔夫人治下的英国、里根治下的美国和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其次是从经济政策演变成一种政治权力,它意味着“资本的复兴”,即资本主义权力寻求改变战后形成的三方合作主义和解与扩大的社会福利;最后是作为全球新殖民主义,它是富裕的北方国家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把市场改革强加于贫穷的南方国家的一种新殖民统治方式,例如“华盛顿共识” [1]。因此,新自由主义虽然不是一种具有融贯性和一致性的理念或概念,但却是一种具有很强渗透性和扩展能力的观念或意识形态。

“治理”概念在英国和美国的出现,与新自由主义在这两个国家的盛行密切相关。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从一种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逐渐演化为国家经济改革政策。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了与经济改革相适应,把“民主化”和“善治”等政治改革内容包含进来[2],并在世界范围深刻影响着民族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参与或融入全球化的方式和进程。随着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破题,新自由主义被分别当作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假说、经济与政治分离的国家类型、基于自由竞争的治理模式。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被明确或隐含地当作治理哲学、是因为它所包含的三个基本预设,即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理性化乌托邦主义,被分别当作经济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认识论或方法论原则。通过对这三个预设的反思和批判,就能阐明新自由主义为什么不能作为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指导思想或方法论原则。

一、经济学形而上学 (一) 经济理论的形式化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根源于新古典主义把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作为分析所有社会经济事实的基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经济学领域,经济学范式从凯恩斯主义转变到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有两个基本构成:一是作为其理论核心的一般均衡理论,二是作为其根本方法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一般均衡理论是标准微观经济学的基石,它声称市场上的买卖双方出于自利进行活动,竞争将导致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与生产投入之间的最佳匹配,从而形成唯一的一套价格和数量。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假设包括自由、理性和个人利益驱动等,例如,依据阿罗—德布鲁假设,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给出一个使得个人选择相互协调的均衡解决和资源配置“最优”成为可能的模型,尽管这些个人选择不仅依赖于经济活动者的特性(如生产保障要素、品味和偏好、预测和生产功能),而且依赖于经济运作的社会组织形式。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目标,是解决多个行动者(买卖双方)的选择能够在整合了与交易相连的相互依赖的整体框架内协调一致的问题。一般均衡为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型提供了最终的理论解释。当以此来建构经济理论遇到行动者数量受限的问题时,只能假定这些行动者具有代表性,才能满足数学上简单化的要求。因此,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问题是,倚重数学,强调规范,并依赖于一些荒诞的、不现实的假设。

从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新自由主义不仅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范式,还被当作了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范式[3]。由于新自由主义把整个世界的经济运行看作是一个市场竞争均衡体系,它从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微观经济学,成为一种世界范围解决市场经济问题的基础经济学。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框架,把宏观调控手段、经济体制设计和经济制度安排等内容都排除在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依赖一般均衡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石,遵循自然主义认识论路线,把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抽象化,同时忽略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要素对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影响,依靠数学的纯形式来保证自身的科学性。因此,新自由主义建构了一种新的经济学形而上学。

这种新的经济学形而上学无视对客观经济过程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它对所有制结构的论述,以及对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问题的把握主要只是把它当作实证依据,无法给出一个具有逻辑一致性和科学预见性的说明。此外,它也不考虑世界各国的文化传统、历史处境、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等情况,而是炮制出一种超越现实的形式化理论,以此来统摄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对于离开现实关系而追求形式化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当中就论述了克服理论的形式化并复原真实的历史内容是经济学达到科学的必由之路。一方面,不能把经济关系看作是先于存在的范畴、规律、原理等,即如马克思所言:“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念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人的生动活跃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 [4]608。另一方面,要在理论当中复原真实的历史,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粹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 [4]608。实践批判是理论和实践真正地内在联系起来的核心环节。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应当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即把保护产权和规范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行政干预、公共财政和干预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等上层建筑内容,以及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安排相关的经济运行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5],以便于对新自由主义作为治理哲学进行理论批判。

(二) 反经济学形而上学

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上不仅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而且也造成了世界范围内新的冲突。帕尼奇(Leo Panitch)和柯宁斯(Martijn Konings)指出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真实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盛行:对过去美国几十年金融动态的分析,局限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教条——公共部门从社会和经济生活中退出,回归到前凯恩斯主义的不干预时代[6]。而德莫尔斯(Jolle Demmers)通过对拉美、东欧、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实证分析,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把它们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改为新自由主义政策,除了产生了巨大的财富和经济增长外,全球新自由主义也面临着不断增长的收入不平等、贫困和人类需求匮乏的困境。全球新自由主义化的过程与新型冲突的出现同时发生[7],更为严重的是资本的全球自由化造成了全球范围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内在的理论缺陷的反思,以及对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发展道路的适用性问题的探讨,揭开了反经济学形而上学的序幕。

在经济学理论内部,新信息—理论经济学(new information-theoretic economics)和新发展经济学(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些明显缺陷而发展起来的。新信息—理论经济学还直接成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的理论支撑。市场与非市场的结果都被看作是市场不完善的合理回应,而市场不完善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完善和不对称。政府干预被认为是合理的,只要自身的不完善没有超出它所要修正的市场不完善。后华盛顿共识尽管仍然认同方法论个人主义,力图去说明制度、习惯、集体行动、经济与社会结构,并且以路径依赖、多重均衡和复杂动态的方式让历史也起作用[8]296。新发展经济学则关注如何通过政府来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政府应当专注于干预活动,而不是事后的弥补或修正,这是指导国家如何扮演好经济角色的指导原则。政府应当致力于建立清晰的政治和法律框架,确立引导公民行为的规则,发展可用于消除或减少市场失灵的规制体系和其他工具或建制,并让这些建制拥有实现其功能的方式和权威,且不受政治干预。与此同时,政治也要对政府功能施加直接影响,如解决好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经济稳定之外,还要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8]304。新信息—理论经济学和新发展经济学都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做出了论证,新发展经济学更为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向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鉴于东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有学者提出了一种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论,来探讨新自由主义主张之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发展型国家理论反对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的二分法,重视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如张夏准(HaJoon Chang)把发展型国家界定为:“经济发展需要能够创造和规制能够支持持续工业化的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国家,或者简言之,发展型国家” [9]。伯雷斯塔(Andrzej Bolesta)曾指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型理论是不适合于东亚国家加速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征有:第一,发展型国家是以实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为目标的国家;第二,这些目标要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第三,尽管统治精英可以制定策略和目标,但国家变革是由胜任的官僚来促成的,国家管理采用一种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社会民主选择的结构;第四,发展过程出现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即国家不仅制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存在的规范和规则,而且规定着发展方向;第五,尽管的确是干预主义国家,但经济环境是资本主义,私人部门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10]。对于发展型国家这个概念,政治学派和经济学派虽然有着不同的理解,但由于强调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根本性意义,从而为超越新自由主义,重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线索:市场和国家都是作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关系与利益的结果或所采取的形式。

二、方法论个人主义 (一) 自由交易幻想

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哈耶克关于社会的自由秩序思想。哈耶克论及社会经济现象时赋予自由以绝对的优先性,并把它当作研究社会时需要说明的唯一价值,其他的理想特征诸如平等、包容、参与和正义等都被排除在外。哈耶克最想强调的有两点:一是无需设计的自我组织和复制的结构能够产生,二是关于结构的部分知识就能形成把结构行为当作整体的正确理解。这也构成他反对笛卡尔理性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乌托邦主义和对国家计划责难的理论基础[11]26。哈耶克的论点回避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如此表述:假定个人的自由选择不受任何限制,进而个人在社会上无限制的自由导致了坏的结果,那么个人和市场的自由到底能走多远。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所有的社会现象要通过构成社会现象的个人性质来说明,即宏观层次的社会现象原则上可还原到微观的个人及其性质来说明。埃尔斯特(Jon Elster)提出了一种强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社会现象——它们的结构和变化,在原则上可以用仅仅关涉到个人的性质、目标、信念和行动的方式来说明。从社会制度和集体行为类型到个人的分析遵循从细胞到分子一样的操作” [12]。新自由主义也是一种强立场,因为它主张自由市场的机制和作用,无论是把它看作人为创制或设计的,还是自然形成和进化的,都只能依靠方法论个人主义来说明。

新自由主义不仅把方法论个人主义当作根本的经济学方法论,而且把它无条件限制地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从而就逐渐把它变成了一种迷信。自由交易幻想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迷信的一个必然结果。自由交易幻想包括三个构成要素:第一,自由交易的前提是一种经过修正的理性人假设,即存在着享有充分自由的理性行动者;第二,自由交易合理决策行为的理想状态或理想类型,即自由交易作为一种合理决策,能够解决市场失灵、结构不均等、私有化暴力、对“多占者”的财富再分配等问题;第三,自由交易能够保证竞争的最优化。基于自由交易幻想,现实的自由交易就必然要求每一个参与者享有确立游戏规则、获取信息、进行分配和共享网络等的平等机会,因此,在自由交易实践当中,每个人应当都是赢家,如果有人输了,这仅仅表明交易是不自由的;如果有人进行欺骗,他就不能按规则继续下去。实际上自由交易所必需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等基本建制,以及交易参与者的各种具体特征(如偏好和行为),在这种幻想中变得毫无存在意义。

新自由主义还把自由交易幻想进一步扩大化,主张任何政治组织、各种社会构成、甚至是基本的经济制度都不应当跨越各自所设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边界去干涉“自由交易”。当自由交易幻想通过不同形式被扩散和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并成为这些领域的一种基本假设或者是规范原则时,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新自由主义就会成为一种把自由市场交易视为所有人行动指南的哲学。这种哲学主张,要按照经济标准和预期来重新界定社会生活和伦理生活,坚信人类自由只有通过市场运作才能得以最好地实现[13]。新自由主义也因为自由交易幻想而与早期的政治自由主义区别开来,主张一种基于自由竞争的治理模式。首先,它把市场当作超越国家的基本经济原则,从而颠覆了把国家作为监管市场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有限的、外在的原则,或者说,经济合理性成为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其次,新自由主义把理性选择作为社会行动的基本逻辑,而不限于自然自由领域,认为各种主体会按照不同的经济刺激或经济抑制做出理性反应并进行行动。这等于说,只要能保持自由交易的有效性,各种治理就会水到渠成。

(二) 方法论个人主义批判

要批判方法论个人主义作为治理哲学的基础,需要揭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还原论预设的根本局限,并阐发整体主义对于治理哲学的意义。虽然当代的整体主义并不是具有统一的观念形态,在弱意义上,方法论个人主义之外寻求对整体的性质、结构和功能进行说明的方法论都可归入整体主义范畴。治理事关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基本层面的基本建制、合理决策和行动逻辑,如果按照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逻辑,这些都可还原到理性人在自由市场当中的选择和行为。现代治理的基本预设有三个:建制的复杂系统性、主体决策的多元性、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三个基本预设在本质上都是反还原论的。

对政治—经济—社会复杂系统基本建制的重构与创新是现代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建制在实体、结构和功能上都不可能还原到个人去说明,而是要寻找新的理论范式来说明。比如一个国家的经济治理,存在着市场、官僚等级、协会和各种类型网络等不同的治理形式,市场也仅仅只是其中一种机制,对于经济治理机制的重构与创新,不仅需要扩展相对狭义、市场导向的新古典经济学,而且需要考虑其他组织形式来治理经济活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情况就更为复杂。莫斯切拉(Manuela Moschella)和韦弗(Catherine Weaver)认为全球经济治理是基于规则的国际框架,经济行动者(不论是国家、公司、制度化代理、组织化群体,还是个人)通过这个框架来寻求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在世界经济的确定问题域,通过提供和交换物品、货币、服务和专业技术增进跨境协作与合作。其中,既有多种形式的正式法律和国际建制,如政府间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论坛(如G20)、国际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又有共同行动者所达成的非正式的原则、规范和实践[14]。因此,还原论在(全球)经济治理当中没有多少理论空间。

方法论个人主义由于假定了个人是具有固定偏好的理性行动者,无法回应主体决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问题,因此它作为治理哲学的基础不能顾及两个重要的决策问题:一是决策当中个人偏好如何适应环境的问题;二是集体决策如何可能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任何的个人决策都有一个怎样面对环境的问题,因为个人不可能面对不同的环境而固执于已有的偏好来做出合理的决策。坎特纳(Uwe Cantner)和哈努施(Horst Hanusch)提出了一种内生性偏好变化理论来提供解决方案,即适应性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s)理论:经济能动者的偏好适应其环境[15]。关于第二个问题,不论个人是何种理性行动者,都要通过与他人、组织和社会的相互关系才能开展多方面内容的活动,其中包括个人与集体活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普遍适用性假定蕴涵着市场活动原则与政治活动原则、社会活动原则等的同构性,而否定集体决策的可能性。事实上,治理的基本要义之一就是集体决策。斯托克(Gerry Stoker)认为:作为基准概念,治理是指引导集体决策的规则和形式。聚焦于集体决策意味着,治理不是关于个人的决策,而是关于由个人组成的群体、组织或组织系统的决策。人类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强烈的群体导向[16]

公共性问题及其解决方式一直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一个理论盲区。治理预设了多元行动者协调一致的行动逻辑。例如,安思尔(Chris Ansell)和加什(Alison Gash)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这样来界说协作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它是这样一种治理安排,一个或多个公共行动者直接与非国家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集体决策过程,这个过程是正式的、共识导向的、协商的,旨在做出或实现公共决策,或管理公共项目或资产[17]。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合理决策观点,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认为对集体行动的微观解读并不需要认同严格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关于个人行为的充分或概率的信息都不足以预测宏观结构,个人、集体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博弈论的理论框架内得不到解决。行为马克思主义则试图遵循社会科学的行为主义传统(如社会心理学),用阶级范畴来取代个人主义模型,用实证的和归纳的知识去说明集体行为的逻辑。例如,卡彭特(Jeffrey P.Carpenter)和马修斯(Peter Hans Matthews)通过对诸如派系偏见(ingroup bias),理解自身社会地位的社会困境、群体同质性(group homogeneity)、群体失误(group turnover),以及结构因素、惩罚等影响集体行动等因素的分析,来说明马克思的阶级意识和集体行动的内在形成机理和运作模式[18]。不论怎样,对集体行动逻辑的科学论证是治理哲学超越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选项。

三、理性化乌托邦主义 (一) 新的理性化乌托邦主义

所谓的“理性化乌托邦主义”(Reasoned utopianism)就是指把关于人类未来或理想状态的构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主张。理性化乌托邦主义首先体现在当代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化国家、贸易联盟的统一、教育系统的现代化,以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结合等等方面。新自由主义为何也要主张并建构一种新的理性化乌托邦主义呢?这是因为美国和英国为了反对欧洲的乌托邦理性化模式,需要把理性经济人假说和自由交易幻想作为理性化的基石。二者的根本价值指向是为了创造财富的永续性和促使财富向少数特权的集中,并且反对任何阻碍利润最大化(例如环境保护和人类进步)的其他理论。新自由主义演化成新的理性化乌托邦主义主要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进展、市场经济的成功运作、特定代言人的宣传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布迪厄比较简明地论述了这种理性化乌托邦主义的形成情况: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强大的经济理论,它严密的符号力量,结合理论效力,加倍增强了它所表达的经济现实。它认同了那些跨国公司运营者和高额财政代理人(特别是养老基金管理者)的自发哲学。在世界范围内,一些政治家、公务员和大多资深记者进行着接力,或多或少地同样忽略了作为其基础的数学,新自由主义正在变成一种普遍信念,一种新的普世福音[19]

这种新的理性化乌托邦主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通过一些口号和手段,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的交锋中被不断地扩展。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信念,与一些全球化的口号有着密切联系。正如布迪厄所认为的:这种普世福音,或者是到处以自由主义名义流行的、具有软实力的通用圣经,与错误界定的词语——“全球化”“灵活性”“放松监管”等等调和在一起。通过这些词的自由的、甚至是自由主义的意涵,有助于给出一种自由信号,以及从自认为反对所有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的表象[19]。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与实际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联系在一起。为了散布用来改变一些事态和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观念,新自由主义思想家总是力图成为政治和民族国家活动家(如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伴随着通过把他们的观念国际化来扩展到世界上的一些政治和法律国家(例如私人产权的情况)。新自由主义以“理智面目”内在地与“以经济学语言表述的”道德和政治项目联系起来,它强调作为自由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的自由市场之道德利益[20]

这种新的理性化乌托邦主义促成了新自由主义化身为国家治理哲学,它包括三个信条:第一,国家(或错误地俗称为“政府”)必需减少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干预;第二,为了释放市场的巨大创新能量,应当解除对劳动力和金融市场的管制;第三,通过消除边界和障碍,允许劳动、资本、商品和服务的充分流动,来刺激商业和投资。新自由主义者相信,由于这三个信条,整个世界进入了“新”的发展进程: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时期,并伴随着社会进步的新阶段[21]。新自由主义的三个信条还进一步转化为一种由西方国家主导、并对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广泛影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的一些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主要经济、政治和社会论坛上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 扬弃理性化乌托邦主义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如马克思所言:“经济范畴本身是人类理性、社会天才所发现和揭示出来的真理,因此它们也是不完备的,并包含着矛盾的萌芽” [4]609。当新自由主义演化为理性化乌托邦主义,就包含了两个基本的内在矛盾。第一个是现实与乌托邦的矛盾。理性无论是认识社会规律,还是构思未来社会都有其现实限度,当理性超越现实对乌托邦进行思维构造,就形成了现实与乌托邦的矛盾。另一个是事实与价值的矛盾。乌托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应然状态的价值判断,但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建构和运行当中却被理性当成关于当下某种确定状态的事实判断。通过揭示理性化乌托邦主义的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作为治理哲学的虚幻性就能得以揭示。

对现实与乌托邦矛盾的解决必须依赖实践批判。扬弃理性化乌托邦主义,首先是要回归现实。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具有总体性、统一性和系统性的实质性概念,而更像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排斥性概念。例如,自由交易幻想就排斥了限制自由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条件约束的可能性。新自由主义模式假定了普遍可用的知识、掌握通用技术的能力和获取所有市场信息的透明路径,这些理性假定都是非现实的,无论是对不同行动主体而言,还是对不同的治理形式而言。从世界范围内来看,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绝非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的灵丹妙药,这种理性化乌托邦主义所极力主张的市场基础主义在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尽管采取了不同形态和实现方式,但从经济政策到国家治理方面仍然遇到了危机。在全球化时代,像华盛顿共识这样对地域和需求不敏感的全球经济治理方式,试图让所有国家去适应一种发展模式,显然是行不通的。而对于一些中低收入国家而言,接受和适用新自由主义更成问题。这些国家发展的不确定性是普遍的,取得的成功往往依赖于一些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偶然因素的共同作用,并不能简单地由国家调节和市场作用的平衡来说明。各国探索经济发展模式和国家治理方式不可能采用经济—政治二分的逻辑,而是必须站在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相统一的基本立场上,进行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综合性改革,而且要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为前提。

对价值与事实矛盾的解决需要把人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根本目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把私人利益而不是人的发展当作核心问题。例如,自由交易幻想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公正和平等的形式化理念,而且也把自由问题限定在经济生活领域。这样一来,理性化乌托邦主义就造成了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方面,它掩盖了形式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差别。正如奥尔森(Mark Olssen)所分析的:新自由主义建构了一套没有理想社会观念的自然化认识论……关于中立性和公正性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困难在于,尽管它立足于个人之间的形式平等,却忽略了权力不平等、财产关系,以及建立能公平对待所有个人和群体的组织结构的困难[11]80。另一方面,忽视人的经济自由与发展自由之间的冲突。新自由主义的价值目的是经济价值,而不是把人当作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正如安德鲁斯(Marcellus Andrews)所言:“人从生到死,必须被视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而不是雇佣者创造财富的手段……资本主义必须重构,以便使人的发展和技术进步都是投资体系的优先要素。我们希望保留创新能力和市场灵活性,但是必须把人的发展置于导致当前金融崩溃的资本不稳定运行之上” [22]

在西方已作为治理哲学、并意识形态化的新自由主义所包含的三个理论预设决定了它作为国家类型、政策假说和治理方式的根本缺陷。首先,经济学形而上学使它丧失了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或多个)历时性的多变量系统的解释权,其形式化的理论对于各种制约条件的变化毫不敏感,并怀疑不同主体根据现实要求对经济社会政策进行合理调整的可能性。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所导致的自由交易幻想对主张自由和民主的国家类型只能做出虚幻的规定,即否定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因素对于国家治理的选择和建构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再次,理性化乌托邦主义所设定的一些原则无非是用价值判断来统摄事实判断,由于它本身源自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尤其全球化的需要),完全脱离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境和发展诉求,因而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把它作为根本的治理原则,必然会使国家治理现代化陷入真正的乌托邦。

注释: ①“治理哲学”可以从两种不同角度去理解和界说。一种是实质性的治理哲学,它是关于政治、经济或社会治理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研究,它旨在解决治理实践当中需要哲学来解答的问题;另一种反思性的治理哲学,它是关于“治理”的元理论,即关于治理的一般性预设或者基础理论的哲学研究。这里取其第一种意义。
② 凡因(Ben Fine)认为,政治学派关注国家的本质与能力,简言之,不论怎样的国家,是什么能使国家采用发展政策。相反,经济学派几乎都排他性地关注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而不论允许经济政策被认同和采用的政治条件。它赞同市场不完善观念并对新自由主义不感冒(参见Ben Fine. 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C]// Costas Lapavitsas and Makoto Noguchi (eds.). Beyond Market-Driven Development: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Asia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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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que of Neoliberalism as the Philosophy of Governance
WU Wei
Abstract: Neoliberalism is usually seen as a economic theory, a policy hypothesis, a mode of governance, a type of state, or an ideology, or even as a kind of philosophy. There are three theoretical defects in neoliberalism:metaphxsics of economic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rationalized utopianism. Neoliberalism is doomed to be a failure in practice as the philosophy of governance.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governance    neoliberalism    fantasy of free transaction    rationalized utopi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