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胃肠病学组织(World Gastroenterology Organization，WGO)国际会议和欧洲消化疾病周(United European Gastroenterology Week，UEGW)分别于2015年9月29日—10月2日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和2015年10月24—28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会议分别由WGO及欧洲胃肠病学联盟(United European Gastroenterology Federation，UEGF)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近万名胃肠病、肝病和营养学领域的临床医师、研究人员、护士及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参会，就消化领域的众多议题如消化系统肿瘤的预防、早期诊断与治疗、内镜诊治新进展、肝病治疗、外科新进展和护理等进行了广泛、热烈的交流。本文主要根据大会对消化内镜新技术和消化病药物治疗新方法等学术进展作一简介。

3D打印技术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项新技术，根据计算机辅助设计图样逐层完成实体模型的制造：材料从喷嘴喷出，层层叠覆，最终形成一个三维物体。3D打印多用于外科手术技能培训。WGO国际会议上日本神户大学医学院消化科的杉本教授提出了定制3D打印患者专属肝胆胰模型用于更多外科医师练习。美国佛罗里达医院内镜介入中心设计壶腹部胆道及胰管分布的模型，将3D打印的壶腹部覆以鸡心作为十二指肠乳头固定于硅树脂胃十二指肠，进行乳头切开训练。参加训练的16名医师平均技术评分和视觉实现评分分别为3.1和3.2，10名(66.7%)医师认为训练后技术有所提高，而有11名医师认为需要进一步训练。十二指肠乳头切开术是逆行胰胆管造影术的关键治疗性操作，操作不当易引起急性胰腺炎、十二指肠穿孔、出血及感染等并发症，故先期进行模型的训练是非常有必要的。3D打印技术用于医学技术的培训，从零基础到独立完成操作，再到能够应对各种不同解剖结构的操作，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疾病中使用不同的模型。

近来也有3D打印技术应用于内镜治疗。内镜治疗除了历史较为悠久的内镜下取异物术、狭窄扩张术，还有近年发展的用于治疗贲门失弛缓的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早期胃癌的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食管静脉曲张的内镜下套扎术等，这些内镜操作都需要在内镜前段放置环形透明帽辅助操作以达到更好的稳定性以及更广阔的操作视野。有韩国学者提出根据不同的病变部位、大小及性质来打印内镜透明帽^[1]，如用于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的窄头透明帽、用于食管治疗的宽头透明帽、用于息肉摘除的侧孔透明帽和用于内镜黏膜下剥离术的不同斜面透明帽。在完成的35例病例中，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的平均时间为14 min和53 min。这种定制的内镜透明帽根据病变的特性可以为操作者提供更好的操作稳定性和视野，还可以作为内镜的一部分进行分离和固定等操作，使用得当可有效加快内镜治疗速度，减少内镜治疗并发症。这一技术能促进内镜治疗向个体化治疗和“精准医疗”发展，有望成为重要的内镜治疗工具。

细胞内镜系统是在超高倍放大内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前使用的细胞内镜可插入普通治疗胃镜的工作孔道。操作时通过透明帽接近局部黏膜组织，使细胞内镜与黏膜充分接触并放大至少450倍以便于观察病变组织细胞微结构变化^[2]。 本次UEGW会议日本学者提出通过细胞内镜电脑辅助诊断系统(endocytoscopic-computer-aided diagnosis，EC-CAD)对结肠病变微血管结构观察以辅助细胞内镜的诊断。该系统先在979例EC-CAD图像库(381例非肿瘤病变和598例肿瘤性病变)学习，后在50例非肿瘤病变和50例肿瘤病变中验证，结果提示EC-CAD通过对微血管结构观察辅助细胞内镜诊断，其敏感度、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97.8%、92.9%和98.0%。目前该项技术主要用于对肠道息肉及结肠肿瘤的识别，可扮演类似于“冰冻切片”的病理诊断角色，有望改变常规的消化内镜治疗“取活检标本—等待组织病理检查结果—内镜治疗”的模式。但需要克服其对于病变垂直方向诊断的弱势。

欧洲人群中巴雷特食管(Barrett esophague)尤其是家族性巴雷特食管发生率较高，会增加食管腺癌的发生风险，寻找一个方便、无创且准确率高的筛查方法是近年来的研究方向。可回收食管取样装置为一端连线的胶囊，手持线将胶囊吞下，胶囊通过贲门进入胃腔后胶囊内含自膨毛球样装置自行释放，后通过牵拉连线将一种特制海绵(Cytosponge)取出，该装置通过胃食管连接处获取组织样本后可进行病理诊断。UEGW会议上Navya Bezawada教授报道Cytosponge联合组织因子通路抑制剂2(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 2)与Cytosponge联合重组人三叶因子3(Recombinant Human Trefoil Factor 3)对巴雷特食管诊断价值的对比实验。在150例巴雷特食管患者中分别进行两种试验，结果提示前者诊断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78.7%和94.0%，而后者诊断敏感性、特异性分别为94.0%和99.3%。该项技术具有无创、操作简便和准确性高等优点，有望成为巴雷特食管的筛查项目，而通过联合几个生物标志物可有效提高对巴雷特食管的诊断价值。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门脉高压的严重并发症，需行胃镜随访评估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病情，但常规胃镜检查患者可能会有不适和出血风险。UEGW上澳大利亚学者报道一种用来筛查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一次性超细胃镜，此胃镜(直径3.6 mm)横截面积为常规电子胃镜(直径8.8 mm)的五分之一，30例随访患者均能耐受一次性超细胃镜检查。实验结果显示该种超细胃镜对胃底食管静脉曲张病变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6.2%、86.4%、89.3%和95.0%，对高风险曲张静脉的诊断准确率可达96%。这种超细的一次性内镜可以有效地提高患者内镜检查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在中国，大多食管静脉曲张是由HBV感染后肝硬化引起，一次性内镜可以有效避免交叉感染，在不具备良好消毒条件的地区可作为良好的替代方案。但如何提高超细内镜的成像效果以及降低一次性使用造成的资源浪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Zenker憩室是成人最常见的食管憩室，是由食管黏膜通过环咽肌后部薄弱的肌肉缝隙突出形成所致。Zenker憩室的治疗技术有外科开放手术(如左颈切口的环咽肌切开术)、硬镜治疗(吻合器或超声刀)和内镜治疗。内镜治疗是近年来开展的治疗技术，而透明帽辅助下内镜Zenker憩室切开术(c-ZD)报道较少。此次会议有两个关于Zenker憩室治疗相关的研究，一项研究随访了77例c-ZD治疗后的患者，随访结果后复发率为8%；另一项研究报道一进行食管上括约肌切开的治疗，在内镜安装一类似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治疗的细针，稳定操作后沿食管壁切开，用以缓解Zenker憩室梗阻的症状。随访48周后89例患者有3例发生并发症，而6周、24周和48周的临床成功率分别为69%、64%和46%。来自德国的Wetzka Jens教授报道c-ZD的疗效评价，112例患者进行c-ZD治疗，术后吞咽困难评分和反流评分较术前均降低；c-ZD的并发症穿孔1例、超过24 h发热1例、皮下气肿12例(保守治疗好转)以及出血1例(需内镜治疗)。c-ZD的安全性仍需要多中心和更大样本的研究论证。

内镜下黏膜剥离术(ESD)已成为食管早期肿瘤的标准治疗方案之一。然而，食管在ESD术后(尤其是环周大于3/4)易引起食管狭窄而需反复进行内镜扩张治疗，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UEGW上真一郎小林教授报道了食管上皮再植的装置及ESD术后狭窄球囊扩张后上皮再植对预防食管再狭窄的研究。该研究分别对6头猪的食管进行ESD环周切除，术后2周均发生食管狭窄，然后分三组分别进行球囊扩张联合上皮移植、仅球囊扩张和未处理三种方案。结果显示食管ESD术后狭窄作球囊扩张后上皮移植可防止食管再狭窄。还有学者提到在良性食管狭窄患者中使用生物可降解支架。在66例食管良性狭窄患者中，使用生物可降解支架32例，反复进行内镜扩张34例，前者术后3个月内镜扩张次数明显减少，再次狭窄时间明显延长(中位时间95 d和 30 d，P=0.03)，生活质量评分量表评定结果优于采用内镜扩张者，并且患者能胜任更多的日常生活。提示无论是上皮移植还是可降解的食管支架均能有效减少食管再狭窄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望在临床实践中推广应用。

国际上对于接受超ESD绝对适应证治疗早期胃癌患者的远期预后仍存在争议。在UEGW上日本德田有希教授回顾了2006年4月至2013年3月期间行ESD治疗的1070个早期胃癌病变资料，其中308个病变属于超ESD绝对适应证，在随访过程中，有1例(0.13%)患者死于胃癌的远处转移，患者5年总体生存率为97.9%，异时性肿瘤检出率为126例(16%)。对于超ESD适应证的治疗效果有待更多的临床实践以及循证医学资料论证。

2015年欧洲肝脏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EASL)发布了新的自身免疫性肝炎的指南，原来的“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更名为“原发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原发性胆管炎的传统治疗药物为熊去氧胆酸，一种新药奥贝胆酸(Obeticholic Acid，Oca)在2014年已开发成功、完成临床试验并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批。Oca是胆酸的类似物，对Farnesoid X受体(FXR)结合力更强。它能控制胆酸的生物合成、处理和运输，下调肝内脂肪酸的生物合成和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形成，拮抗肝内、肠道和肾脏炎症及纤维化对组织的影响以及抑制糖异生。UEGW有专题报道原发性胆管炎经Oca治疗后患者肝内外胆管炎症及纤维化方面均明显改善。今年一项165例随机对照双盲研究显示不同剂量的Oca对原发性胆管炎治疗均有效且剂量为25 mg时血清碱性磷酸酶下降率最高，治疗时间在48周后血清碱性磷酸酶降低率趋于平稳^[3]。

UEGW上美国学者报道一个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该研究也发表在今年的《柳叶刀》(Lancet)杂志上。作者总结随访了286例病理诊断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患者予以25 mg Oca治疗72周、洗脱24周，Oca治疗组在72周内ALT、ALP、γ-GT及质量均显著低于安慰剂组，而洗脱24周后两组均无明显差异。Oca组在肝小叶炎症、气球样变、肝纤维化及门脉炎症等组织学方面改善均优于安慰剂组^[4]。 Oca有望成为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和原发性胆管炎的一种特效药物。

生物制剂在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的治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针对炎症发生过程中的关键步骤进行抗细胞因子的治疗，从而实现炎症控制和维持缓解两方面的作用。目前常用的有抗TNF和抗白细胞黏附分子等，应用最广泛的为TNF-α单克隆抗体，它通过抑制由单核巨噬细胞产生的具有多种生物学效应的炎症介质——TNF-α来达到减轻机体炎症反应的目的。但目前部分患者对生物制剂治疗无效，且存在药物输注反应、迟发型变态反应、感染、肿瘤、脱髓鞘样综合征等不良反应，亟需有更多种类的生物制剂用于IBD的治疗。今年UEGW和WGO均报道了几个药物或靶点对IBD治疗效果的临床试验结果。一项关于SMAD7反义核酸药mongerson治疗克罗恩病随机双盲II期临床试验发表在今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TGF-β1通路是参与细胞纤维化和炎症的重要通路，SMAD7是TGF-β1通路下游核心的信号分子并且在结肠中有高表达，该研究随机给予10、40、160 mg mongerson治疗克罗恩病患者后，结果显示morgerson能显著提高临床缓解率和15 d、28 d临床反应率，并且克罗恩病患者的临床反应率与morgerson呈剂量正相关^[5]。

维多珠单克隆抗体(α4β7整合素单克隆抗体)在美国和欧洲已经通过药物审批,可用于IBD治疗。WGO国际会议报道维多珠单克隆抗体治疗IBD的多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70%以上接受维多珠单克隆抗体治疗的IBD患者无论是克罗恩病还是溃疡型结肠炎均临床有效。UEGW上法国研究者报道上述治疗第14周50%以上的顽固性克罗恩病患者临床有效；德国研究者报道在第52周50%以上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可临床起效或临床缓解，而在克罗恩病患者临床起效或缓解的比例在20%以上。虽然目前维多珠单克隆抗体仍不能代替英夫利昔单克隆抗体用于IBD的治疗，但可作为英夫利昔单克隆抗体的替代治疗和补救生物治疗。

UEGW也有专家报道在44例无法手术、多种免疫抑制药物无效的回结肠型克罗恩病患者中有三分之一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敏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类发现造血干细胞移植对血液系统疾病合并IBD的治疗有效的个案报道到现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专门用于IBD的治疗，表明该项治疗方案越来越受全世界IBD专科医师关注。

2015年WGO国际会议和UEGW展示了全球在消化病学及消化内镜治疗等领域的发展现状和最新进展，特别是在消化疾病的发病机制和疾病诊治新技术等诸多领域促进了不同地区和组织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回顾其中的热点和焦点，希望能为今后的临床工作和研究提供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