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国首次提出研究型医院的概念^[1-2]。2021年9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牵头发布《中国研究型医院建设指南》，其中对研究型医院的基本定义为：以新的医学知识和新的医疗技术的产生与传播为使命，坚持临床与科研融合，在自主创新中不断催生高层次人才和高水平成果，推动临床技术水平持续提高，为医疗卫生事业和人类健康作出重要贡献的一流医院^[3]。虽然目前并没有研究型医院的官方定义，各方对其内涵外延尚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但随着近年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医院转型发展日渐迫切，国家也要求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因此，许多地方越发重视临床研究和转化，越发重视建设和发展研究型医院的重要价值。研究型医院（病房）频频出现在多地卫生健康规划、医学科技创新发展等重大政策文件中，尤其是北京和上海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研究型医院（病房）的建设和发展，其中不乏一些突破性举措。

1 典型地区建设研究型医院的支持政策和实践 1.1 北京 1.1.1 分步规划建设研究型病房和医院

北京于2019年出台研究型病房专项政策，规划2020年新建20个左右示范性研究型病房，2022年示范性研究型病房覆盖主要疾病领域。目前已公布3批共30家研究型病房示范建设单位。目前，这些示范单位都在加紧建设中^[4-6]。在此基础上，北京已经在对《三级研究型医院建设标准》征求意见，并提出“十四五”时期建设1~2家国际一流水准的研究型医院，支持5家左右公立三级医疗机构开展创新型研究型医院示范建设试点，规划建设首都医科大学研究型医院等（表 1）。

1.1.2 引导支持公立医院向研究型医院发展

在分类管理上，探索按照临床型、研究型、教学型和综合型的分类方式对三级医院进行分类管理，在市属医院绩效评价中将科技创新相关指标权重增加到20%。在经费来源上，支持医院拓宽筹资渠道，通过社会捐赠等多元投入方式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在激励考核上，赋予科研人员自主权，落实横向经费使用自主权；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创新团队对其持有的研究成果可通过权属改革、专利交易、许可或作价投资入股等多种方式实现转化和回报增值；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将科技创新绩效评价结果与人员薪酬分配、高级职务评聘的推荐和中层干部任职考评等挂钩。

1.1.3 给予建设经费配套支持

经调研了解，北京市财政对每家研究型病房按照不低于建设资金30%、最高不超过1 000万元给予经费支持；对开展创新型研究型医院示范建设试点的5家公立三级医疗机构给予1亿元支持，支持其改造提升科研条件平台（设施设备）、样本库、人才引进和培养以及重大科研项目。

1.2 上海 1.2.1 支持研究型医院建设和发展政策不断完善

上海早在卫生“十二五”总规划中就提出，“建设10所左右现代化研究型医院”。该规划还对现代化研究型医院作了名词解释：指临床和基础医学研究紧密结合、转化医学机制完善、临床新技术不断涌现、疑难重症诊治技术优势明显的现代化综合医院。此后，在卫生“十三五”总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及临床重点专科等重要专项规划中也都强调了研究型医院建设。

2018年，临床研究相关工作进一步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多部门相继出台重要政策支持临床研究、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临床研究中心、研究型医院被作为重要载体平台。2021年，建设研究型医院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被纳入上海市“十四五”总规划。研究型医院的医企合作、标准化/ 示范性研究型病房建设、公立医院分类管理等重要发展和管理内容也在相关重要规划中被提出（表 2）。

1.2.2 多路径支持研究型医院建设和发展

在研究型医院具体建设方面，上海一方面对现有医院进行挖掘、转型、提升，推进市级医院临床研究中心建设，目前已有30余家市级医疗机构建成临床研究中心。另一方面，采取独立、开拓、创新方式，建设规模化、高能级的临床研究主体（表 3）。其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依托顶尖医院建设的，包括依托瑞金医院建设的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依托中山医院建设的上海国际医学科创中心；另一类是上海科技大学上海临床研究中心这样全新建设的，该中心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是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属机构，由上海科技大学建设和管理。

1.3 其他地区

四川、海南、江西、深圳、苏州、杭州等省市出台的相关政策也提及了支持建设和发展研究型医院（病房）（表 4），但与北京和上海相比，政策还主要在方向层面。

社会办医疗机构由于在临床转化等方面更为灵活、顺畅，一些地方正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建设研究型医院（表 5）。这些医院多被列为地方重大项目，有的直接被定为三级医院。如北京在政策中明确支持高博集团在昌平投资建设的国际研究型医院按照三级医院建设（规划床位500张）。

2 我国建设和发展研究型医院面临的主要困境

虽然一些地方已经在积极探索，但目前我国研究型医院建设和发展、临床研究和转化尚处于起步阶段，缺少国际顶尖的医院和学科，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足，医学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应用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尚未体现。我国建设和发展研究型医院面临着诸多困境。

2.1 公立医院临床创新动力不足、路径不畅

目前，我国顶尖公立医院集合了医学专家、基础设施、患者规模等诸多优势，被认为是开展临床研究和转化、建设研究型医院的主体。但现实中，这些医院在临床研究和转化方面推进还较慢，这一方面是因为医院自身的意识、投入还不够，一方面也是受限于公立医院的体制机制，主要表现在：（1）是优质临床研究资源短缺。相比于我国人口和医疗、创新需求，目前我国顶尖公立医院还较少，临床研究专家、顶尖的主要研究者（principal investigator，PI）则更少。而且这些医院在功能定位上仍需要承担大量的患者诊疗工作，几乎都处在满负荷或超负荷状态，并没有太多余力开展临床研究^[7]。（2）是绩效考核的导向不足。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起着重要的“指挥棒”作用，但目前各级考核中纳入临床研究相关的内容还较少，权重还很小^[8]。而且目前许多医院绩效、医生晋升考核仍然停留在论文、课题等传统科研指标层面，这些限制了医生参与临床医学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这些科研产出其实离临床转化尚有较大距离。（3）是临床研究和转化激励不足。目前公立医院收入主要依靠临床服务，临床研究往往还需要高投入，其回报较晚且不确定。在发展临床研究初期，政府并没有建立对医院的相应补偿机制。而且医院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存在一些堵点，医院通过临床转化实现经济收益的路径不畅。如许多专家因公立医院向企业转让成果可能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等审计风险^[9]，所以开展临床研究和转化积极性不高。有些因医院和医生不能作价入股，通常只能一次性转让成果，但这不利于临床研究产品的长期研发及改良。即使成果合理转让，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水平也会限制研究者的收入回报。

2.2 医药企业投入医学创新不够、医企协作不足

除了医院，医药企业也是临床研究和转化的重要主体，建设和发展研究型医院离不开医药企业与医院的深度协作。但整体来看，我国多数本土医药企业研发投入不高，创新医药企业仍很少。而且这些企业自主研发能力还不强，原始创新较少，同质化现象严重，部分企业甚至不重视临床研究规范性。虽然国外医药企业近年来频频在我国布局研发中心，但依靠国外医药企业引领我国医药创新并不现实，也不是长久之道。

2.3 相关配套保障措施不够健全

一是平台建设不足、共享有限。目前达到国际水平的临床研究平台还较少，平台开放共享也远远不够。二是临床研究相关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还非常薄弱，在公立医院中从事临床研究的人员缺乏专门职称系列，影响其职业选择和发展。三是医疗健康数据质量不高、共享开放不足。数据是医药研发的重要基础，我国有大量的患者数据，在开展临床研究方面具有优势。但目前数据整体质量还不高，而且以各家机构单体使用为主，尚没有形成开放共享机制，这也限制了更大规模临床研究的开展。四是相关标准指引规范还较为落后。对各类临床研究相关指南指引的开发与医学发达国家尚有较大距离。不同医院临床研究的申请材料、流程等存在不小差异，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临床研究效率，尤其是多中心研究。

3 对我国建设和发展研究型医院的思考与建议 3.1 依托公立医院开展临床研究和转化还需要解答系列问题

虽然“研究型医院”在我国公开提出时间较早，提及频率也越来越高，一些地方也已将研究型医院建设和发展纳入了政策内容，但其概念、内涵外延还是不够明晰^[10]。国家层面政策也尚未见“研究型医院”的提法。尤其是公立医院的国有资产属性和其公益性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联动之间是什么关系，医疗事业与产业如何对接发展，医疗服务业与医药产业如何融合发展，医院与企业如何合规合作，诸如此类的关键问题还没有被真正解答。只有厘清以上问题，厘清研究型医院内涵外延，才可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医学科技创新发展道路。

3.2 从国际经验看，医院开展临床研究和转化需要系列支撑

从美国这一全球医学科技创新中心和生物医药产业龙头来看，虽然没有“研究型医院”的专门提法，但其顶尖医院几乎都是研发中心和转化中心^[11]。这些医院在临床研究和转化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一方面源于其自身在发展定位、经费投入、平台建设、企业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视，一方面更离不开其制度环境，包括高度的战略重视、充足的经费支持、适应的医疗体制机制、良好的执业环境、深度的融合对接、成熟的药械监管和强大的筹资支付能力等。

3.3 对我国建设和发展研究型医院的相关建议 3.3.1 厘清研究型医院功能定位

亟须进一步厘清公立研究型医院的内涵外延，明确公立研究型医院的功能定位，厘清公立医院公益性和科技创新、产业联动的关系，厘清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和研究型医院建设与发展的关系，制定研究型医院相关指引规范。同时，应该允许多种模式探索，领会“抓创新不问‘出身’”等重要精神，支持社会资本举办研究型医院，支持其与公立医院合作开展临床研究和转化。

3.3.2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一方面要加快厘清公立研究型医院的内涵外延，另一方面也应该允许地方改革创新，边改革边探索。

一是深化分类管理：根据研究型医院功能定位，探索按照研究型、临床型等分类方式对医院分类管理，加快不同类别医院合理布局和功能协同，并配置相对应的资源和政策等。二是完善考核机制：建立以医学科技创新为导向构建绩效考核体系，重点关注医院在新规范、新指南、新技术、新药械等方面的贡献和疑难杂症、危重患者的诊治以及成果转化。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基于考核结果对公立医院进行分类管理，并将人员薪酬、职称晋升、干部考核等与科技创新挂钩^[12]，引导其重视临床研究和转化创新。三是完善补偿机制：政府在研究型医院建设初期对其给予一定建设经费补助和服务补贴，加大临床研究项目和经费资助，支持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落实横向经费使用自主权^[13]。四是加大激励力度：允许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创新团队对其持有的研究成果可通过权属改革、专利交易、许可或作价投资入股等多种方式实现转化和回报增值^[14]。完善临床研究人员薪酬分配，允许合理突破绩效工资总量限制。加大探索医研企科研人才互聘机制。

同时，研究型医院自身也要在战略发展规划、学科发展方向、内部管理架构、人才引进培养、科研平台建设、外部合作网络等方面加强探索实践，创建适合我国国情、有特色的研究型医院。

3.3.3 支持医药企业创新和医企协作

需要从国家层面重视医药创新，支持医药企业加大创新药械研发。继续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纳入创新药械，并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提高创新药械“购买力”。同时要支持医疗机构与医药企业等加强战略合作，探索建设协同创新基地，支持建设集聚顶尖医院、创新医药企业、医药相关机构的医药产业园区。

3.3.4 加强系列配套机制协同

完善人才评价，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探索设置科研型医务人员职称系列，将临床研究工作和成果作为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15]。加大临床研究人员培训，支持相关学科建设。要加大研究平台建设、推进区域伦理委员会建设、加强信息化建设、支持数据共享、完善医疗保险支付临床试验相关医疗费用。同时，还要加强临床研究监管，规范临床研究过程。

·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