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医学模式转变为“环境-社会-心理-工程-生物模式”,卫生工作也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1]。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途径,然而却存在着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一方面,传统博士研究生招生选拨制度存在着初试权重过大、复试流于形式和导师自主权缺失,难以充分考察科研创新能力和专业学术潜质;另一方面,传统研究生培养以单一学科导师为主,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不够,研究生参加高水平科研机会不多,解决前沿科学问题能力不强,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不足。
近年来,复旦大学承担了20余项来自教育部和上海市的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项目,针对上述问题,经过理论研究[2]和实践探索,试点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推进招生制度改革,考察创新能力和研究潜力,提高生源选拔质量;探索创新人才“交叉融合”培养机制,以学科建设为基础,推进科教结合和医教协同,拓展国际合作和国际视野。科教结合,以一流学科、一流师资和重大科研项目支撑学术性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医教协同,深化应用性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交叉融合,发挥多学科优势培养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1 推出“七项改革举措” 1.1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建设学风2007年,复旦大学实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把科学道德和学风教育纳入研究生培养各环节。加强新生入学教育,由院士和知名教授组成专家宣讲团,从科学精神、科学道德、科学伦理和科学规范等不同角度对新生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将“医学科研道德概论”列为博士生必修课;2004年开始对所有博士论文实施双盲评审。开展社会实践和志愿者活动,临床博士医疗服务团先后赴甘肃酒泉、安徽六安、云南永平等老少边穷地区义诊;“智爱为艾”志愿者,为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进行远程视频青春期教育。
1.2 以“申请-考核”为突破,优化生源为提高博士研究生选拔质量,2000年起,复旦大学试行两院院士和杰出教授自主选拔和招收博士生。2007年,复旦大学医科率先开展博士生“申请-考核”制改革,将重点放在人才选拔标准、材料审查、综合考核和制度保障设计,建立科学有效的人才选拔方法,全面深入地考查申请人素质和能力,选拔出综合素质优秀、创新潜质突出、学术兴趣浓厚的博士研究生(表 1)。一方面把博士招生的关注点,从书面考试成绩转向对考生实际科研能力的考察;另一方面,把生源具体选择权下放给院系学科和导师。此外,还通过“引进来”(暑期夏令营)和“走出去”(招生宣讲)等方式,吸引优质生源。
复旦大学医科具有3个一级国家重点学科,12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5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9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重点实验室和9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2009年和2011年,复旦大学先后启动“211三期”和“985三期”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优秀博士生科研资助计划,医科项目数和经费数从第一批的14个项目增加到2013年的40个项目,获得经费也从70万元增加到200万元。
1.3.2 促进研究生参加高水平科学研究对在岗院士、海外海层次人才引进(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以及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高层次师资单列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促进研究生参与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咨询项目、国际合作专项等高水平科研项目,培养从事科学研究的志趣,学会科学研究方法,形成科学研究基本素养。复旦大学医科在2012—2016年就承担了39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57项“973计划”、17项“863计划”、8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9项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和近2 00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4 以“协同联合”为机制,培养专博 1.4.1 医教协同,深化“5+3+X”临床医学博士培养改革2014年,《我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探索和创新——“5+3”模式的构建与实践》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在此基础上,上海市将“5+3+X”(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列为与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共建”重点工作之一。2014年以来,复旦大学作为组长单位率先启动“5+3+X”培养改革[3],获上海市专项经费220万元,累计招生200余人。2017年复旦大学首批“5+3+X”研究生已完成专科培训,获得了博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1.4.2 联合培养,开展“生物与医药领域”工程博士试点2012年,复旦大学作为全国25所首批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开展工程博士试点高校,在生物与医药领域招收4位工程博士,对接“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首批试点高校中唯一在“生物与医药领域”开展工程博士试点的高校。2013年,复旦大学与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联合招收工程博士,对接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每年单列招生计划12人。
1.4.3 本科-博士连读,探索“临床药学”博士生培养模式改革2009年起,复旦大学在药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临床药学方向,探索将临床药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贯通的临床药学人才培养模式。迄今已有7届学生共78人从药学专业转入临床药学专业学习,其中10余人通过直升博士生方式攻读“临床药学”博士学位(“4+4”本科-博士连读)。这样的培养方式类似美国药学教授(Doctor of Pharmacy,Pharm.D.)培养,但又弥补了其重实践轻科研的不足,得到了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肯定。
1.5 以“FIST课程”为补充,夯实基础复旦大学通过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完善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方式,不断增强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内容前沿性。作为现行课程体系的重要补充,2013—2016年,复旦大学开设了259门FIST(Fudan Intensive Summer Teaching)前沿课程,如医学实验研究及论文的撰写与发表、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医学表观遗传学、肝脏生物学病理学及免疫学前沿。
FIST课程采取“集中授课、夏季为主、聘请名师、对外开放、计算学分”的方式,突破学科壁垒,注重专家授课与学术讨论相结合,不仅邀请国内外优秀专家开设学术前沿课程,还设立与之配套的研讨课程。如“新发与再现传染病的研究前沿与展望”,从新型病原体发现与检测、新发与再现传染病发病机制、特异性抗感染药物和疫苗研发等角度,系统深入讲授该领域研究进展和国际前沿,要求研究生完成研究计划和参加模拟答辩。
1.6 以“学科交叉”为抓手,融合发展复旦大学以“学科交叉”为抓手[4],创新学科组织模式,建立了生物医学研究院(2005年)和脑科学研究院(2006年)2个多学科交叉实体平台,并分别于2012和2013年获得上海市交叉学科研究生拔尖人才培养专项资助(各50万元)。
生物医学研究院在基础医学下自设二级学科“医学系统生物学”,注重在学科交叉融合环境中培养研究生原始创新能力。导师团队和任课教师中既有葛均波院士等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也有闻玉梅院士等来自基础医学、生物学和化学等学科的教授,还有施扬、熊跃和管坤良等名家(表 2)。
脑科学研究院在神经生物学、生物物理学、药理学、中西医结合、神经病学、眼科学、外科学等多学科专业联合招收培养研究生。课程设置涵盖脑科学领域内的基础知识、学术前沿和先进实验技术,由来自神经生物学、分子生物学、药理学、神经病学、精神病学、基因组学、遗传学、生物工程技术等教师团队授课。
1.7 以“国际合作”为途径,拓展视野 1.7.1 联合培养鼓励通过国际合作科研项目与境外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2007年是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出国研究生项目设立的第一年,复旦医科就选拔了40余名博士生去国外著名大学进行联合培养。
1.7.2 国际访学2009年起复旦大学设立博士生国际访学计划,2012—2016年间,复旦大学医科150余名博士生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杜克大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梅奥医学中心等进行了3~6个月的短期国际访学。
1.7.3 来华留学2012—2016年间,复旦大学医科接受了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40多个国家的200余名留学生攻读学位。
2 彰显“四个一流”成效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支撑,研究生教育质量不仅关系到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也关系到大学科学研究的水平和潜力。一流的研究生在一流导师的带领下做一流的科研,才能构成一流的学科进而建成一流的大学[5]。
2.1 提升质量,培养一流创新人才2001年以来,复旦大学已为社会培养输送了1万余名医学研究生。毕业生中有的已成长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各级学会主任委员。有的担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重大科研项目负责人;有的成为医学院校领导、二级学院和附属医院领导、临床科主任;有的在海外获得如哈佛大学、卡罗琳斯卡学院等一流大学教职;有的研究成果卓著,获得各级科技进步奖,在顶尖期刊Nature、Cell发表论文;有的成为企业家,如盟科医药公司、富兰迪公司董事长,南京先声药业副总裁等;多位获评“优秀援疆干部”。
1999—2013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中,复旦大学医科共获评17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表 3)和20篇优秀论文提名,名列前茅[6]。
迄今,复旦大学医科获得4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0余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2—2016年,复旦大学医科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6项,教育部高校科学成果奖22项,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中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等50项。博士生是科学研究的主力军,2010—2016年复旦大学医科博士生发表影响因子5以上的SCI论文就有139篇。
2.2.1 参与导师学术前沿课题,作为共同第一作者发表论文于国际顶尖期刊生物医学研究院2008级博士生贾旭、2009级博士生张静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首次发现一种由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药物调控的新型“核糖开关”,成果在2013年发表于Cell(影响因子33.20)上。2008级华山医院8年制博士生王天,提出并证实极体移植可有效阻断线粒体遗传病的传递,成果2014年发表于Cell(影响因子31.96),并入选“2014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2009级生物医学研究院博士生胡璐璐和程净东,首次成功解析了TET2的三维结构,报道了TET蛋白对三种DNA甲基化衍生物不同催化活性的分子机制,成果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发表于Cell(影响因子33.20)和Nature(影响因子41.50)。2014级生物医学研究院博士生冯睿芝,首次发现人类基因TUBB8的突变导致卵子减数分裂阻滞,成果在2016年发表于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影响因子55.873)。
2.2.2 参与国家科技重大项目,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国家和教育部科技进步奖2008级基础医学博士生陈捷亮作为第三完成人的“乙型肝炎病毒与Ⅰ型干扰素系统相互作用的新机制”研究项目获2014年度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2012级临床医学博士生朱侗明参与导师朱剑虹团队的国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组织修复重建和细胞示踪技术及转化应用”,作为第十完成人获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3 同步发展,促进一流学科建设 2.3.1 一流导师队伍复旦大学医科现有博士研究生导师629人,硕士研究生导师849人,其中两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9人,国家千人计划3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4人,国家杰出青年36人。
2.3.2 一流科学研究2016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被认定为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2017年,复旦大学获批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医科获得8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表 4)和409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在复旦大学进入基础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排名前1%的17个学科中,医科相关学科有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生物与生物化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环境与生态、免疫学、微生物学等。复旦大学医科参评2012年第三轮一级学科评估排名均位列前8(基础医学第二,临床医学并列第二,中西医结合第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并列第三,药学并列第五,护理学并列第八);2014年复旦大学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和中西医结合入选上海市高峰学科Ⅰ类和Ⅱ类建设;2017年复旦大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中西医结合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生物医学工程与精准医疗技术入选学校自主建设学科。
2.4 服务需求,提供一流社会服务 2.4.1 服务“一带一路”,对口支援新疆该项目获评“上海对口援疆建设崭新喀什”重点实事工程。2013年,复旦大学首创“喀什二院定向培养单考研究生班”,至今共招录52人,已毕业30余名,以临床医学为主,覆盖公共卫生、护理和药学。2017年6月22日,文汇报刊发题为《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卫生队伍》文章,引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研究生玛丽亚•玉苏甫(导师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的话来说是“如果我们以前是开汽车,那现在就是坐飞机”,用卫生领域科研的实践成果来说是“从走不出喀什到走向世界”。
2.4.2 服务“重大需求”,本科-研究生贯通该项目获批2014年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硕士(医学物理)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50万元)。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是国内首家、全球少数同时拥有质子和重离子两种治疗技术的医疗机构。2013年,复旦大学首创生物医学工程硕士(医学物理方向)项目,面向物理学系和核科学与技术系本科生,采取推荐免试方式,本科、研究生阶段课程学分互认转换,每年单列招生计划10名,为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定向培养具有医学、物理学和信息学交叉学科背景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目前已有3届毕业研究生。2016年4月7日,《中国科学报》刊发《复合型人才是怎么炼成的——复旦医科与非医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侧记》一文予以报道。
2.4.3 服务“全面二孩”,创建医疗联合体该项目获批2012年上海市儿科学学位点建设与人才培养(150万元)。2014年以来,复旦大学率先创建儿科妇产科医疗联合体,获得上海市儿科妇产科紧缺人才培养项目,单列招生计划并配套专项经费。2016年3月,教育部网站报道了复旦大学通过儿科医疗联合体助力儿科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
综上所述,复旦大学在按照“5+3”模式培养合格临床医师的同时[7],培养目标聚焦“健康中国”和“双一流”建设重大战略需求;培养思路明确“服务需求”和“提高质量”两大核心任务;培养过程推进“科教结合”和“交叉融合”培养机制改革,协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发展,推进校内校外资源整合[8],对于实现“健康中国”[9]和“双一流”建设[10]均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1] |
汪玲. 论健康中国建设对医学人才培养的新要求[J]. 中国大学教学, 2017(2): 25-31. DOI:10.3969/j.issn.1005-0450.2017.02.007 |
[2] |
汪玲, 吴海鸣, 包一敏, 等. 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研究生教育的调研和思考[J]. 复旦教育论坛, 2007(3): 76-78. DOI:10.3969/j.issn.1672-0059.2007.03.018 |
[3] |
郑玉英, 陈旻敏, 包江波, 等. 上海市临床医学人才"5+3+X"培养模式的探索与思考[J]. 中华医学教育, 2016(5): 663-666. DOI:10.3760/cma.j.issn.1673-677X.2016.05.007 |
[4] |
谢静波, 汪玲, 吴鸿翔, 等. 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优势创新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J]. 中华医学教育, 2017(1): 9-11. DOI:10.3760/cma.j.issn.1673-677X.2017.01.002 |
[5] |
汪玲, 包江波, 钱序. 探索一流研究生教育助力支撑"双一流"建设[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7(1): 26-30. DOI:10.3969/j.issn.2095-1663.2017.01.005 |
[6] |
吴鸿翔, 汪玲. 试论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培养的学科环境[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1(4): 1-5. DOI:10.3969/j.issn.2095-1663.2011.04.001 |
[7] |
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7] 63号[EB/OL]. (2017-07-11)[2019-09-0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11/content_5209661.htm.
|
[8] |
包江波, 汪玲. 面向健康中国需求创新"整合式"医学人才培养模式[J]. 中华医学教育, 2016(6): 817-820. DOI:10.3760/cma.j.issn.1673-677X.2016.06.005 |
[9]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EB/OL]. (2016-10-25)[2019-09-01]. http://www.gov.cn/xinwen/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
[10]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 教研[2017] 2号[EB/OL]. (2017-01-24)[2019-09-0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43/201701/t20170125_29570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