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复旦大学卫生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上海 200032;
3. 潍坊医学院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潍坊 261053;
4. 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合肥 230032;
5. 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常州 213003;
6. 健康相关重大社会风险预警协同创新中心, 上海 200032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Health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China;
3.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Management, Weifang Medical University, Weifang 261053, Shandong China;
4.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2, Anhui China;
5. Changzho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angzhou 213003, Jiangsu China;
6.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ocial Risks Governance in Health,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2, China
现代汉语词典里的“物力”,解释为可供使用的物资。本研究的物力,通常又称物力资源,主要是指基本设施设备,包括房屋、床位、设备、药品等物资,是有效开展和落实妇女保健(以下简称“妇保”)工作的重要保障。然而,妇幼保健机构的物力资源配置情况不容乐观。有些保健所没有设立床位,影响了技术人员业务的提高和保健质量[1]。我国各级妇幼保健机构的28种常用保健和临床设备的拥有率均未达到100%[2]。北京市和上海市作为国际化大城市,其妇女保健工作对全国具有引领作用。目前尚没有针对京沪两地妇保工作物力资源的系统研究。本文分析京沪两地妇保物力资源数量适宜程度,探索其与孕产妇死亡率的关系,分析两地差异原因,从文献量化数量的严重程度比较不同地区的可行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资料收集遵循公开信息、穷尽文献的原则。本文运用文献中提及妇保设施设备配置数量状况的表述进行评价。从中国知网(CNKI)、Web of Science查阅文献,时间1995—2017年,检索策略为专业检索,以地名主题、妇保主题、物力全文为3字段检索,利用[SU=北京/首都/北京的19个区(县)名称]、[SU=上海/申/沪/上海的20个区(县)名称],分别AND(SU=妇女/女性/母婴/孕妇/妇保/妇幼/生殖/性成熟期/生理期/更年期/绝经/婚检/婚前检查/产前/产时/产后/孕/围产/青春/育龄/更年/产检/流产/妊娠/产科/妇科/计划生育/妇产/计生),AND(FT=资源/物力/房屋/床位/设备/设施/仪器/B超/超声/药品/疫苗)。系统收集所有涉及北京市、上海市妇保物力数量不足的研究文献,其中北京市中文文献342篇、英文文献267篇,上海市中文文献331篇、英文文献161篇。通过逐篇阅读,最终筛选出涉及表述严重程度的文献,北京市为138篇,上海市为86篇。
健康结果指标选用孕产妇死亡率,北京市和上海市两地数据分别主要来自北京市卫生计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3]和上海市卫生计生数据[4]。由于两地2000—2017年常住人口孕产妇死亡率数据连续性不够,上海市从2007年开始公布,北京市直到2013年才开始公布,因此选用户籍人口孕产妇死亡率进行分析。
1.2 研究方法 1.2.1 量化数量不足严重程度表述逐篇阅读筛查的文献,描述设施设备数量配置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进行摘录和量化评分,按照0~5分分6个等级:0分为不存在问题,即为无差距(缺口)/超过对比标准,或充足、已经解决、达到(超出)标准(要求);1分为不严重,即为差距(缺口) < 20%,或基本充足、基本解决、基本满足、略有不足、略有欠缺等表述;2分为较不严重,即为差距(缺口)在20%~40%之间,或部分/些许+差距/缺口/不足/缺陷等表述;3分为中等严重,即为差距(缺口)在41%~60%之间,或有一定/相当+差距/缺口/不足/薄弱、较低/不高等表述;4分为较严重,即为差距(缺口)在61%~80%之间,或较为紧迫、差距/缺口较大、明显不足等表述;5分为非常严重,即为差距(缺口) > 80%,或严重不足、所占比例极低、非常不健全等表述。
1.2.2 文献摘录量化重测信度为确保数据收集和摘录的一致性,课题组采用不同成员分别阅读和摘录同一批文献的方式进行重复测量。2名研究人员重测信度为0.955,大于0.75,表明资料可信度较好。在文献纳入分析时,结合作者的层级与权威性、研究的规范程度等对质量进行判断(≥7.5分),以确保其可信度。考虑到时效性,在评价特定年份严重程度时,以近5年涉及的文献为分析对象。另外,本组系列文章在重测信度、文献可信度和时效性处理上是完全相同的,后面文章将不再叙述。
1.3 统计学分析所有资料使用Excel 2010进行摘录、整理并建立数据库,运用统计软件SPSS 16.0进行分析处理。利用Spearman相关分析,探讨物力资源数量不足的严重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的关系。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京沪两地妇保物力资源数量不足严重程度2000—2017年京沪两地妇保物力资源数量不足的文献情况见表 1。
表 1 2000—2017年京沪两地妇女保健物力资源数量不足的文献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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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显示:北京市由2000年的3.48分下降到2017年的2.59分,上海市由2000年的3.20分下降到2017年的2.15分,两地都在2014年出现了拐点。两地比较看,北京市物力资源数量不足严重程度评分略高于上海市(t=2.212,P=0.035)。2017年两地数量适宜程度分别为48.1%和57.0%,提示京沪两地妇保物力资源数量不足的严重程度呈下降趋势,适宜程度上升,但有提升空间。
表 2 2000—2017年京沪两地妇女保健工作孕产妇死亡率、产科床位与物力数量不足严重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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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两地孕产妇死亡率都存在波动情况,大趋势都是降低的,且上海市低于北京市。上海市2003年最高,为11.99/10万,2005年和2017年较低,分别为1.40/10万和1.01/10万。北京市2008年最高,为18.52/10万,2006年和2012年较低,分别为7.84/10万和6.05/10万。孕产妇死亡率与物力资源数量不足严重程度评分的变化,京沪两地走势基本吻合。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两地孕产妇死亡率与其物力资源数量不足严重程度评分之间都呈正相关(北京市r=0.572,P=0.013;上海市r=0.683,P=0.002)。拟合回归方程显示,妇保物力资源数量不足严重程度对孕产妇死亡率变化的解释程度:北京市为28.3%,上海市为39.2%。提示妇保物力资源的数量适宜程度影响孕产妇死亡率。见表 3。
表 3 孕产妇死亡率与妇女保健工作物力数量不足严重程度回归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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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总体意见指出,评估健康权的4个标准之一,就是“便利”,必须有足够数量的、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和卫生保健设施、商品和服务。基本设施设备数量适宜,能最大限度满足不同类型患者需求,有效降低成本[7]。重点领域专业的设备配置,坚持适度先进性原则[8],特别是根据医学技术发展需要,适度超前配置专业设备,尽早发现一些高危因素并早期干预。根据区域内医疗设备的配置情况,优先为妇幼保健机构配备必要的妇幼特色的保健、检查、化验、手术等基本设备,能促进妇幼工作效果改善[2]。京沪政府一直很重视妇保工作,加大经费投入[8],两地妇保物力资源数量不足严重程度不断下降,适宜程度逐渐增强(北京市从30.4%上升到48.1%,上海市从36.0%上升到57.0%),上海市高于北京市。
3.1.2 物力资源数量适宜程度提升促进健康结果改善研究发现,随着数量严重程度降低,两地孕产妇死亡率也随之降低,并且两者呈现正相关(相关系数都大于0.5)。“物力数量适宜”属于卫生系统宏观模型内部子模的资源部分。理论上讲,物力适宜数量投入与人力、财力、信息资源合力,又与组织框架、管理运行之间相互作用,借助服务提供和系统结果,综合作用使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课题组并行研究结果显示,以北京市为例,人力配置适宜程度从26.2%提升至39.0%,组织体系完善程度从32.4%提升至50.6%等,也佐证了这一逻辑。管理运行机制的完成程度从23.9%到46.1%。因此课题组认为,适宜的妇保体系“设施、设备和物资的数量应能够保障工作任务落实,重点领域专业的设备配置适度超前”。
3.1.3 上海市妇保物力资源数量适宜程度对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大于北京市理论上,如果物力资源数量适宜程度与孕产妇死亡率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存在,则物力数量适宜程度发挥的作用越明显,对其他要素影响程度也应该越大,对健康结果的综合也应该越明显,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应该越紧密。在孕产妇死亡率与物力资源数量不足严重程度评分的相关系数和决定系数方面都是上海市高于北京市,提示上海市物力资源数量适宜程度对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程度高于北京市。课题组相关研究提示,上海市妇保人力资源适宜程度、财力适宜程度、管理运行机制的完成程度都高于北京市,上海市分别为57.60%、69.40%、57.90%,而北京市分别为39.00%、42.60%、46.10%,适宜程度结果类似也佐证了这一点。
3.1.4 京沪妇保物力资源数量适宜程度有提升空间尽管京沪两地适宜程度不断提高,2017年分别为48.1%和57.0%,但与一流水平仍有差距,提示需要加强基本设施设备的资源配置,重点是产床数量及其结构优化。每万人口产科床位数量减少,研究显示严重程度呈下降趋势。一方面说明数量还不适宜,对上海市所有助产机构的调查显示,产科上级医院工作超负荷与基层助产机构资源闲置现象并存[9]。除了接待本地孕产妇外,还承担了大量外来人口的相关服务,使产科资源变得相对不足甚至紧张[10]。北京市部分医院出现产科床位紧张和群众排长队挂号、就诊的现象[11]。各医疗卫生保健系统中,房屋及设备相对于日益增多的流动人口表现为明显的配比不足[12]。如北京市基本设备装备水平与国家规定的基本专业设备标准相比,应有设备的数量也明显不足[13]。另一方面,两地实际上产科床位增加流向大医院、基层被弱化,加剧了原本不合理的结构性不均衡矛盾。基层医院产床少[14],有60.47%的基层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其妇保室数量不达标[15]。
卫生系统宏观模型揭示,孕产妇死亡率的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本研究仅就物力资源数量适宜程度单个指标与孕产妇死亡率进行相关性与回归分析,而两者之间是否确有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大小,还需要引入其他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另外,两地每万人口产科床位数减少,孕产妇死亡率都呈下降趋势,这也提示单纯从物力资源数量研究还不够。
3.2 京沪两地妇保物力资源数量不足程度是可信的本研究对京沪两地妇保物力资源数量不足的严重程度进行了定量、半定量、定性描述。结果显示,量化京沪两地妇保物力资源数量不足的严重程度,2000—2017年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前期严重程度较高,2000年严重性评分高,后期随着两地的投入不断加大,严重程度降低。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从2012年起,两地严重程度出现了加剧的势头。文献显示,不同年份的严重程度存在波动,例如,2008—2010年上海产妇“一床难求”[3],2016年北京市产妇“一床难求”[4],两地分别在2008年、2016年严重程度提高了。
3.3 基于文献量化物力资源数量适宜程度比较不同地区差异是可行的主要体现在:一是资料获得性强,不受约束,不需要现场调查,短期内可以获得;二是研究区域覆盖范围广,多研究者不同时间的研究又有多个结果,可为不同时期连续性的比较提供基础;三是基于文献计量法,通过严重程度量化,结合政策文件和健康结果,可以比较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这种量化评价方法在妇女保健工作数量适宜程度中得到应用,能否在其他公共卫生领域中得到应用,比如传染病、慢性病等领域,需要进一步验证。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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