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及网络的普及，公众的权利意识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愿望不断增强。在涉及科学争议的公共决策问题中，如粮食问题、环境问题、公共安全与卫生问题等，公众参与的途径日益多元化。其中，转基因问题是中国不断升温的科技争议的典型代表，受关注的热度和公众参与的广度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观点双方展开了旷日持久、情绪饱满的争论和行动。一方面是转基因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日益增长的国际趋势；另一方面是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及应用的极度忧虑，以及国内相对暧昧的审批监管制度。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这种公众和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持续存在并可能被激化。

参与科学传播的有政府部门、科学共同体、商业组织、媒体、公众等成分。在这个体系中，由于科学共同体、政府、商业组织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通常处于传播者的位置，而公众经常处于接受者的位置^[1]。然而，笔者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公众在科学争议事件中主动发起科学传播活动，成为科学的传播者，而不仅仅是接受者和被科普对象，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事件是网友自发组织的转基因大米品尝会。本文以该类活动为观察对象，具体的研究问题是：①转基因大米品尝会是怎么发起与组织的？②品尝会的参与者是谁？他们的诉求是什么？③品尝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其社会意义是什么？

在资料收集中，本文使用的方法包括以下几个。

(1) 参与观察。从2013年9月至2015年12月，笔者参加了“天津首届转基因大米品尝会、宁波第三届转基因大米品尝会、温州科普爱好者交流会、凤凰大视野组织的转基因辩论会、北京科普爱好者聚会”等10多次活动，观察并记录的内容包括前期筹备、活动期间、结束后的总结等环节的交流。

(2) 网络观察。网络既是参与者的传播阵地之一，又是他们交流科普经验、讨论活动方案及组织动员的重要场所。本文的网络观察包括：①各大社交媒体中关于转基因议题的讨论，特别是双方意见领袖的微博；②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和一些网站的主题讨论；③参与者的QQ群和微信群，截至2015年12月31日，观察了10多个群，总人数超过3 000人。

(3) 深度访谈。访谈的对象包括品尝会参与者及他们的传播对象，方式是半结构式访谈。访谈的内容主要是这样一些问题：“您为什么会开始关注或者科普转基因，您参加转基因食品品尝会之类的科学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您平时会向亲友传播科学吗，能不能分享一些成功的经验或者失败的例子。”

(4) 问卷调查。2013年10月19日湖北武汉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后，笔者在这次活动的参与者中开展了“转基因食品品尝会志愿者调查”问卷调查。

2 转基因大米品尝会的发起与组织 2.1 品尝会的由来

2006年一项较大型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城市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和购买意愿均处于较高水平^[2]。然而由于权威部门和专家在科学传播上的严重缺位，加上媒体长期的负面报道，近10多年来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急转直下。2011年5月初，科普作家方舟子在微博上展示了自己品尝华中农业大学试验田种植的转基因大米照片。这种抗虫害转基因水稻在2009年获得农业部颁发的安全证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商业化种植，普通公众在市场上买不到。一些网友看见后对这种国产转基因大米非常感兴趣，也想尝尝，于是当年5月23日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转基因大米品尝会^①。

① 资料来源：《这是科学力量的展示》. http://fangzhouzi.baijia.baidu.com/article/26328.

随着2012年媒体对“黄金大米违反知情权试验”和“塞拉利尼论文事件”的密集报道，转基因话题始终处于公共舆论的焦点。支持转基因的“挺转派”和反对转基因的“反转派”之间的“战争”从言论延伸至行动，品尝会是“挺转派”针对“反转派”“你吃给我看啊？”这样的质疑以宣示立场和观点的重要行动。从2011年5月到2015年10月4年多的时间里，根据个人观察和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组织的转基因食品品尝会超过百场，参与的人次达4 000多。其中，规模较大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3次大型品尝会是2013年10月19日在武汉举行的“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暨“湖北第二届转基因大米品尝会”，2014年8月17全国22个地区联办转基因大米品尝会纪念安全证书到期活动，以及2015年2月8日全国23个城市同时举行的转基因大米品尝会。一位网名为“行动规划”的网友制作的“全国转基因食品品尝会地图”(图 1)反映了2011年5月23日至2014年5月12日期间举行的75次品尝会的地区分布。

2.2 品尝会的组织过程

有意组织品尝会的科学爱好者首先向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代表之一为严建兵教授，微博id@种田农民)申请大米，条件一般包括3个，一是申请者是转基因食品的支持者，二是公开举行转基因大米品尝会，三是愿意拍摄清晰的活动照片并上传网络。申请获得同意有了转基因大米后，组织者定好活动时间，在微博、QQ群、地方网站公开招募参与者。这些活动公告通常会被意见领袖转发以扩大知晓度。参与者通过微博或QQ报名活动(没有网络账号的人需要其他参与者推荐)，报名需要提供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

品尝会通常在酒店举行，也有户外野餐的形式。组织者带上大米和电饭锅，举行简单的下米仪式后煮饭。除了品尝转基因米饭和其他食品以外，通常还有嘉宾演讲、科普方法交流会、与在其他城市同时举行品尝会的现场进行网络互动、去当地的标志性建筑物或旅游景点持支持转基因食品的横幅拍照等活动。结束后组织者和参加者会把活动照片、视频、文字总结发表在网络自媒体上，以达到宣传转基因食品的目的。整个过程包括场地租借费、饭菜、纪念品制作等费用由参与者AA承担，14岁以下的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在校学生收取半价，外地赴会的参与者自付交通和食宿费用。

3 参与者是谁？

描述某个群体的性质，如果该群体的边界是确定的，成员是容易识别的，使用大规模的概率抽样调查可能是最合适的方法。但是，转基因大米品尝会的总体是未知的，其成员的分布是不确定的，也不能从外表识别出来，因此本文使用了典型案例法，调查了2013年10月19日在武汉举行的“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暨湖北省第二届转基因大米品尝会”(以下简称为黄金大米品尝会)参与者的情况。这次品尝会参与者来自于全国各地，正式报名的有260人^①。选择它作为调查对象的原因主要有：①举办地点处于中部，交通发达，其他地区参与者赴会便利，活动规模较大，参加的人数多，具有信息丰富性；②发起、组织和其他品尝会活动一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③媒体关注度高，有多家媒体报道了该活动并在网络上引起大范围的讨论，具有显著性。

① 资料来源：《300网友武汉试吃“黄金大米”》，南方都市报2013年10月20日第AA17版。

这次调查的总体是众多品尝会中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全国性活动的志愿者，并非面向所有活动参加者的概率抽样，调查结论只针对该次活动参加者或者提供参考，不能过度推论。根据长期观察，这次调查数据和其他品尝会活动的符合程度较高。虽然没法做到概率抽样和外部统计概化，我们可以把结果作为了解某种现象是否存在的根据，也可以把在该案例得出的结论迁移到另外一个类似的案例、分析概化或者内部统计概化^[3]，借此了解其他品尝会参与者的情况。

3.1 调查方式和过程

2013年10月13日，在黄金大米品尝会开始的一个星期以前，笔者在问卷星网站发布了“转基因食品品尝会志愿者调查”问卷，邀请以前品尝会参与者进行了试调查，并询问他们对问卷的意见。根据试调研的结果修改了问卷，在活动结束5天以后，即当年10月24日，笔者在黄金大米品尝会的活动QQ群中开展了 “武汉转基因食品品尝会志愿者调查”问卷调查(以下简称为黄金大米品尝会调查)。问卷发布在问卷星网站，在征求组织者和QQ群管理人员同意后发群邮件给每位群成员，邮件内容包括问卷的封面信、网络链接地址和地址的二维码以方便手机使用者答题。同时也在微博发布并经组织者转贴。1个月以后回收问卷212份，大约80%的黄金大米参会者参与了此次调查。

3.2 人口统计学特征

参与者的基本信息见表 1。从性别来看，男性的数量远远多于女性，在笔者参加的其他品尝会活动中，女性比例为10%～30%。在年龄分布上比较广泛，有未成年人也有一定数量的老年群体，未成年人一般在父母的监护下参加活动。大部分参与者学历较高，75%以上的人在大学本科以上。职业主要分布在企业单位、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及在校学生。在经济上，35%的参与者年收入超过了10万元，3万元以下的有22.2%，这部分参与者主要是没有收入的在校学生(占总体15.1%)和部分未成年人。

3.3 传播行为

参与者经常通过互联网、科普出版物、电视等途径获取科学信息，如图 2所示，68.9%的参与者经常在互联网上浏览科技信息,35.9%的人经常阅读科普出版物，还有22.6%的经常观看电视中的科学节目。对于问题“我支持转基因食品最主要的原因是”，74.5%的回答选择了“通过对转基因食品原理的了解，懂得了它们的安全性、可靠性、必要性等”，23.5%的回答选择“因为信任的专家和科普人士认为它们是安全的”，另外分别有2人(1%)选择“我所信任的媒体认为它们是安全的”和“身边亲朋好友告诉我它们是安全的”。

问卷中设置题目“科学家想知道一种治疗高血压的新药是否有疗效。在以下的方法中，你认为哪一种方法最正确？”来测试对科学方法的理解，91%的被调查者能识别正确答案对照试验“给500个高血压患者服用这种药，另外500个高血压患者服用无效无害、外形相同的安慰剂，然后观察两组患者中各有多少人的血压有所下降”，这说明了参与者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

有相当数量的参与者在生活中是转基因信息的传播者，见表 2。可以发现，这些参与者热衷于关注科学信息并掌握了较为丰富的知识，然后积极向亲友传播自己的观点，发挥人际传播的影响力。问题“最近半年以来，我已经向身边多少人宣传了关于转基因食品科学知识”的回答如图 3所示，有37%的人表示自己传播的人数超过11人，还有20%的传播人数为7～10人，只有5%的人没有向身边任何人传播，这些数据体现了参与者的传播积极性。

在观察中发现其他转基因食品品尝会和黄金大米品尝会在活动性质、组织过程上一致，参与群体也基本相同，因此可以把被调查者的这些性质和特征合理概化。参与者是一群职业和年龄分布广泛、拥有较高学历、接触科学的频率高、认同科学的价值并有强烈意愿传播科学的人。

3.4 参与者的诉求

他们为什么参加转基因大米品尝会？对参与者的访谈中发现他们的核心目标是倡导“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价值观。在这个总诉求之下，参与者更为具体的诉求。

第一是个人层面的诉求。例如，“单位发的转基因大豆油妈妈不敢用，说是‘听说吃了对身体不好’。我于是开始给妈妈做起科普来了，给她讲什么是转基因，什么是实质等同原则，这项育种技术是如何被妖魔化的。”^①他们认为有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受到的监管更为严格，农药、化肥施用量少，比常规作物更安全，而且其价格比非转基因食品的便宜。这些参与者期望自己和亲友能享受到高性价比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

① 资料来源：妈妈，我来带你追上这个时代. http://www.scipark.net/archives/27543，2015-6-11.

第二是制度层面的诉求。一些参与者表示“抗虫转基因水稻已经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安全证书，既然是安全的，为什么不允许农民种植呢？”、“我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长在农村，知道做农活很辛苦，像除草啊、打农药啊都特别累，还容易有危险，经常有人因为撒农药而中毒。我了解到转基因作物可以抗虫害、抗除草剂以后，假期回家就把这些信息告诉村里的亲人，他们都很高兴有这样的新技术，问我哪里能买到这样的种子。我回答不了，有一种很惭愧的感觉”^②，他们觉得目前的转基因监管制度有不合理之处，需要改变。

② 访谈资料，天津，2014-3-30。

第三是社会层面的诉求。有的参与者关心中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小，很多粮食早就依赖进口，转基因大豆可以进口，却不能种植，这不符合逻辑啊，也让中国农业输在了起跑线上。自己不去研发种植，就得受制于外国大公司，这才是真正的卖国行为呢。公众的焦虑大多是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被一些错误信息误导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传播科学知识，转基因技术利国利民，振兴农业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科技来提高产量，而不是喊喊口号。”^③。参与者最终诉求是开启民智，弘扬科学思维，希望科学精神能在中华民族中生根发芽并使国家民主富强。“我觉得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各行各业都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从小事做起，感染身边的人，提高身边的人的科学素养，进而像原子弹爆炸里的链式反应似的提高整个国家人口的科学素养——虽然速度要慢得多。”^④

③ 访谈资料，天津，2014-3-30。

④ 观察资料，搜狐微博id星海拾贝者，2013-7-13。

4 影响和价值 4.1 自我影响

在研究中参与者报告得最多的影响不是作用于外界，而是作用于自身，通过实践科学传播，他们得到了科学素养、传播能力和社会支持这三个方面的收益。

在活动过程中，参与者比平时更积极地从媒体、科普作家、科学家、其他参与者等途径获取科学信息，“关注科普这个事情以后，特别是参与科普活动以后，首先对科学的概念有了更深的了解，什么是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这些关键问题比过去清楚一点了”^⑤，在生活中也更好地实践科学的生活方式，有参加者报告“觉得自己的逻辑思维被训练了，想问题的方法比以前严谨。在思考跟科学没有关系的事情，比如说自己的工作应该怎么做，自己的生活应该怎么生活，也用到了科学。”^①

⑤ 访谈资料，瑞安，2015-2-8。

① 访谈资料，瑞安，2015-2-8。

品尝会活动帮助参与者提高传播能力。培养传播能力的途径一是科学传播主义者之间的互动，参加各种线下活动和科学聚会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交流平时的科学传播技巧和效果。这些交流活动有时候是圆桌会议，每个人都有发言机会； 有时候是组织者邀请或者自荐比较有传播能力的参与者分享经验。例如，天津首届转基因大米品尝会上就有5位参与者分别从“科普的趣味性、权威性、科普态度、科普对象选择、根据科普对象选择科普方法”等方面介绍了自己在生活中成功的科学传播案例。

除了线下互动之外，更为便利频繁的是线上交流，他们通过QQ群或微信群等方式组成网络社区，其中也包括传播技巧的分享和传递。参与者不是孤立的个体，网络社区使他们成为社会网络的节点。社会网络的重要功能是为其中的成员提供社会支持，品尝会的参与者可以从参与者网络中获得信息、资源、情感、行为、物质等方面的支持，以及科学传播策略的指导。

4.2 人际影响

除了参加品尝会，很多参与者平时也积极说服亲友接受科学信息。在说服理论中，传播效果或影响通常被分为认知、态度和行为3个维度^[4]。第一种效果是认知变化。通过传播让目标对象知晓并理解某个具体的科学知识。例如，“先玉335是杂交玉米，不是转基因玉米”之类的浅层次的信息，不涉及深层次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的改变。

第二种效果是态度变化。接触某个信息或者被说服以后，目标对象对某事物的感觉与以往发生了变化。“我看过很多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消息，有说致癌的、绝育的，特别是一些文章还说美国人种的转基因食物自己都不吃，专门卖给中国人吃。XX是我高中同学，他告诉我这些是谣言，把世界卫生组织、美国FDA这些机构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资料发给我，还有美国农业部网站的数据，上面有美国转基因作物的种类、种植面积、产量、出口数量等信息。我看了以后知道了美国人自己也吃转基因食品，而且吃的时间、种类和数量都比我们多。”^②黄金大米品尝会的志愿者中，有11.3%表示自己在过去半年中成功地改变了超过11个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7.1%的参与者改变了7～10人，19.3%的参与者改变了4～6人，45.3%的参与者改变了1～3人，另有17.0%未能改变别人的态度(0人)。

② 访谈资料，QQ，2015-7-26。

第三种效果是行为变化。人际传播还可能带来行为的改变。黄金大米品尝会调查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半年中，4.7%的参与者通过科普使11个以上的目标对象改变了行为(如开始主动购买或食用转基因食品)，7.1%的参与者改变了7～10个人的行为，14.2%的参与者改变了4～6个人，改变1～3个人的参与者占43.9%，还有30.2%的参与者报告没有改变别人的行为。

有时候，人际传播的对象不止在知识、态度和行为方面发生改变，还可能发生综合改变，即在知识、态度和行为上均发生变化。例如，引发对科学的兴趣后，从此主动寻找科学方面的信息，阅读科学著作，提升科学精神。

4.3 社会影响：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通过选择、强调(报道的数量和位置、持续的时间等)特定的议题来告知公众什么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媒介所关注的问题通常和公众认为重要的问题高度相关，从而强力影响公众“想什么”的问题^[5]。“如果媒介设置了公众议程，那么谁来设置媒介议程呢？” ^[6]本文发现转基因大米品尝会在社会层面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其行为本身的新闻价值吸引媒体报道和网络讨论，起了议程设置的作用。

转基因议题符合新闻“重要性、接近性和显著性”等标准。2013年7月13日千人转基因大米品尝会、武汉全国首届黄金大米品尝会、2015年2月8日23城转基因大米品尝会等多次品尝会得到了广泛报道。这些传统媒体报道之后，新浪、网易、腾讯等各大网络媒体的转载进一步扩大了影响。组织者注意到媒体的作用，在活动过程会主动寻求与媒体合作，展示自己的观点。有些是记者闻讯而来，有些是组织者邀请记者参加。信息源、其他新闻组织，以及新闻规范与传统被认为是三种设置媒体议程的力量^[7]。品尝会以信息源的方式设置媒体议程。

传统媒体信息的传播和发布权力集中于专业媒介组织。客观上，传统媒体报纸有版面限制，广播电视有时间限制，因此必须对内容有所取舍；主观上，媒介组织出于价值观、经济利益、政治立场等因素也会有意识地选择和排序议题，试图引导或操纵受众的态度^[8]。网络技术发展扩大了普通公众的发声机会，可以自主在论坛、博客、社交媒体等途径发表文章或传播观点。面对海量的网络信息，人的注意力依然是不可复制的宝贵资源，议程设置的作用机制并没有发生变化。在传统的媒介议程和新兴的网媒组织议程之外，便捷化的个人传播促发了高度异质化、多元化的个体议程并且吸引特定范围的公众注意，麦考姆斯把这些由个体自我设置的议程被称为是公众议程^[6]。品尝会参与者除了设置媒体议程之外，还通过网络自我设置了大量公众议程，引发公众对转基因议题的关注和讨论。

5 结论与讨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公众与科学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以约翰·杜兰特的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为基础的科学传播遭到激烈批评。这些批评指向两个维度：第一个是对该模式反映出来的科学传播过程的质疑，公众真的是无知的、被动的，等待被灌输的“空容器”吗？第二个是一些学者对“科学”本身的挑战。传统科学传播通常默认“科学总是好的，公众对科学有更多的理解也是好的，社会各团体组织都应该积极为促进公众理解科学而努力”^[9]，反对者则认为科学不应该有超越其他学科的特殊地位，凭什么给科学素养以特殊关注，而不是历史素养、金融素养、法律素养或其他什么素养^[10]，应该反思科学的霸权^[11]。

针对这些批评和质疑，科学传播发展了“公众参与”范式，强调公众和科学共同体、政府等主体之间进行双向、平等的协商和对话^[12]。该范式认为公众是积极的参与者，有权利参与科学议题的决策。一些学者提出对一些可能产生风险的领域，如生物技术、新能源等公众关注和担忧的议题，需要公众支持才能获得发展的合法性^[13],也有学者主张对话交流可以弥合公众与科学之间的鸿沟，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14]。

科学传播对“公众参与”并没有统一定义，在不同时间和不同背景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英国是最早提出并实践公众参与科学的国家之一，Sarah R. Davies通过对英国两个“公众参与科学”项目的实践者和研究人员的调查及焦点小组讨论总结了公众参与的特征和组成要素，其中最核心的可以归纳为：①对话，在科学与社会之间建立沟通桥梁以弥合双方的鸿沟，让公众觉得自己和科学连在一起，增加学术研究的可接近性；②促进公开讨论(informing public debate)，公众参与到科学议题在媒体、社区或地方议会的讨论；③赋权，重视公众在科学议题中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也有学者指出赋权的前提是参与的公众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和充分的信息^[15]。

从这几个特征来看，转基因大米品尝会属于公众参与的范畴。①对话：活动中科学家们提供了大米，有时也参加活动做科普讲座，与其他参与者交流，一起品尝转基因食品，有的品尝会还安排了参观实验室或试验田的项目。可见品尝会促进了科学和公众之间的直接对话，增加了科研和科学家的可接近性。当然，由于品尝会参与条件的限制，这种直接对话通常发生在科学家和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之间。②促进公开讨论：品尝会通过媒体议程设置和自我议程设置增加了议题在大众媒体或网络上的可见性，日常人际传播也可以促进社区和人际讨论。在公开讨论中，反对者、支持者和旁观者可以进行更充分的对话交流。③赋权：参与者在转基因议题上公开表达了对转基因食品的支持，并督促农业政策的改变。他们在科学议题上的参与和对政策的建议(即使没有被采纳)实现了表达权和参与权(但没有决策权)，体现了赋权这个特征。因此，转基因大米品尝会属于公众参与科学的范畴。

“公众参与科学”的相关理论源自欧美国家，它们在实践中也发展了一系列公众参与科学活动。这些活动类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涉及科学议题的民主决策活动，主要包括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市民审查团(citizen jury)、愿景工作坊(scenario workshop)和协商分析(deliberative mapping)等^[16]；另一种是用参与式的方法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融入科学进程，如参与式的科学教育、参与式的科普活动等^[12]。在参与式的科学教育或科普活动中，科学传播的目标受众还是参与者本身，只是在形式上采用了参与式的方法，强调互动性及参与者接受过程的主体性。

从上述分类来看，品尝会参与者虽然有部分活动确实试图影响决策，但是就目前的观察来看，他们尚未有机会直接以“共识会议”之类国外常见的参与形式参与科学议题的决策，不是上文所描述的第一种参与；品尝会有参与式科普活动的特征，但参与者的目的不仅仅是让自己了解科学，更关心的是如何向别人传播科学，主要的目标受众不是参与者本身，因此也不完全是第二种参与。转基因大米品尝会属于参与范式的新种类，是中国情境下的特殊实践——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认为个体也应该参与到科学的普及传播并用行动实践。参与者本身通常高度认可科学的价值，同时认为主流的科学传播者有“失职之处”或者“仅仅依靠他们还不足以完成艰巨的任务，公众也应该承担普及科学的任务”访谈资料。，其核心目标是以普通公众的身份向亲友或社会传播科学，改善社会对科学的认知。

如果把视线拘泥于欧美国家公众参与科学的形式，简单移植外国理论，会对公众参与产生刻板化的理解。西方式的公众参与科学实践在中国并不多见，但越来越多公众以有中国特色的形式参与科技议题，这给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社会观察室。对转型期中国情境下的公众参与科学实践的研究将增加公众参与的发起、组织、影响和限制性因素等方面的经验，提供公众参与科学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

致谢 感谢博士期间导师卜卫、刘晓红、孙五三对本文的指导，文责自负；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公众科普行动的温州实践”(16WSK034)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