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是一项新兴技术，国际上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通过“863计划”将转基因育种列入生物技术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1]。2008年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的实施加快推动了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步伐^①。2015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②，这是2007年以来9个中央1号文件中第6次提及转基因。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如何对待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如何发展农业转基因技术产业，都已成为当前发展中急需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①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2015.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人类文明，从来都是科学技术推动的。在生物领域，育种技术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早在1万~5千5百年前，人们开始种植植物并将作物中最好的留作来年种子，自此开启了选择育种的历程^[2]。18世纪中期，人们发现两个不同品种通过杂交产生的后代具有明显的优势，杂交技术培育的高产品种推动了世界第一次绿色革命^[3]。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人们开始利用射线、诱变剂等手段诱导植物基因突变，再从变异群体中选择符合要求的品种^[4]。1973年科学家科恩和博耶将遗传物质从一个生物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以DNA重组和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开始在医药、农业、食品、能源和环保领域得到广泛应用^[5]。

自人类进入农耕社会，每一次农作物的改良都是优良基因选择的结果。选择育种是选择自然突变的基因，杂交育种是聚合优良性状的基因，诱变育种是选择人工突变的基因。转基因技术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基因整合,与传统技术只能在近缘属种间实现基因转移不同，转基因技术可以将来自于植物，甚至动物、微生物的优良基因转移到作物中，大大扩充了优良性状的来源^[6]。实际上，自然界中广泛存在转基因现象，只不过发生频率很低。在转基因中广泛应用的农杆菌转化法，就是基于自然界中农杆菌可以将自身的基因转移到植物中去的原理。因此，转基因技术是传统育种技术的继承与发展，为优化开发种质资源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前景。

当前转基因技术在全球飞速发展。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94年到2014年10月，共计65个国家批准转基因作物的进口或生产种植，涉及27种转基因作物、357个转化体。其中，日本位居第一，批准了201个转化体，其次为美国171个(不包括复合性状)，欧盟73个居第九，中国55个居第十二^[7]。2014年全球28个国家的1千8百万农户种植转基因作物27亿亩，与产业化之初的1996年相比增长了106倍。从1995年至2014年间，因为种植转基因作物，化学农药使用率降低了37%，作物产量提高了22%，农民利润增加了68%^[7]。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应用保障了粮食安全、保护了生态环境、提高了农民收入，对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转基因发展，把转基因技术作为国家的战略选择。2006年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列入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8年国务院审议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

转基因技术应用以来，社会上一直存在着生态安全和食用安全两方面的疑虑和争论^[8]。人们不希望转基因技术在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增加新的环境和食品风险。公众主要有三方面的担心，一是担心转基因食品危害身体、影响下一代。实际上，从科学角度讲，只要转基因表达的蛋白质不是致敏物和毒素，它和食物中的其他蛋白质就没有本质差别，都可以被人体消化^[9]。二是担心影响环境安全，种植转基因会产生杂草耐药性、害虫抗药性、破坏生物多样性。事实上，常规农事操作也需要除草剂和农药的轮换使用，科学家已经开发出多种抗虫和耐除草剂作物。三是担心大量进口转基因农产品冲击国内市场，影响我国产业安全。实际上，转基因大豆进口既有国内需求增加、也有农业结构调整的原因，我国粮食安全基本战略是保障口粮绝对安全，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应该说，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公众对转基因技术有疑虑和担心都是正常的，本质上属于科学认知问题，转基因作为微观分子生物学的新兴技术，公众了解少，不免难以接受。一是我国从事转基因科普工作的人员不足，科学家虽然了解转基因技术，但多数缺乏沟通和传播技巧，无法将专业的科学知识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公众很难听得懂。二是负面言论更容易传播并产生影响，公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难免会产生疑虑和担忧。与此同时，一些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公众人物或组织机构曲解误读、随意发声，也加剧了公众的恐慌心理。

由于以上原因，社会对转基因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事实上，转基因技术正是伴随着争论而迅速发展的，对转基因的争论，不止限于我国，在世界范围内也曾经或者正在发生。科学从来都是在论争中进步的，关键是让转基因争论回归科学的轨道，通过科学普及让转基因技术获得公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DNA重组技术出现伊始，分子生物学家就开始关注其安全性。1975年召开的阿西洛马国际会议，确立了重组DNA技术的基本策略，“认可它对于生命科学的意义，正视其潜在的生物安全风险，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鼓励继续研究”^[10]。这次会议后，政府部门开始对重组DNA操作实施管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1976年颁布《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86年发布《重组DNA安全性考虑》。相关国际组织和各个国家开始制定转基因操作指南和安全评价指导性文件。

我国是较早实行转基因安全管理的国家之一。1993年原国家科委颁布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1996年农业部颁布实施《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2001年国务院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明确指定农业部负责，会同科技、卫生、环保、外经贸、检验检疫等部门组成部际联席会议共同管理；2002年、2004年和2007年，农业部和国家质检总局先后发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配套规章。法律法规要求对转基因生物研究、开发、生产和应用的各环节进行安全评价，通过安全管理避免和控制风险，用科学技术解决科学发展的问题。

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安全与否关键在于转入什么基因。转基因是在明确基因序列、功能、作用方式的前提下，将生物界已经存在的基因转入到目标生物中。所得到的转基因生物还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评价，明确转基因生物潜在的风险，并采取切实可行的管理措施。我国参照国际惯例，实施分级分阶段的安全评价，将农业转基因生物分为4个安全等级，及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安全证书5个阶段。以转基因植物为例，主要从分子特征、环境安全、食用安全三方面进行评价。分子特征是安全评价的科学基础，有助于识别转基因生物是否存在相关安全性问题。环境安全主要考虑生存竞争能力、基因漂移的影响、对非靶标生物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及转基因生物的功能效率和靶标生物的抗性风险。食用安全主要评价外源蛋白的毒理学、致敏性，以及转基因生物的营养学和全食品安全等。科学研究和试验表明通过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生物是安全的。欧盟投资3亿欧元、历时25年的研究结论是，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并不比常规育种技术风险大。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医学会、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等权威组织，都得出同样结论：转基因农作物的食物成分，不比普通方法选育的农作物组分更危险^[11]。

安全管理是管控转基因生物风险的关键，主要是针对安全评价中的潜在风险，采取对应的安全控制措施。世界各国通常采取过程管理，按照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规范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试验以及生产应用后的监测。从实验室、温室到田间试验，每一个研发过程都要在严格的管控下开展，防止未经过安全评价的转基因生物扩散到环境和食物链。我国建立了涵盖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全过程的安全监管，重点是转基因农产品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的实验室研究和田间试验阶段。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与试验的单位，必须具备与安全等级相适应的安全设施和措施，做好安全监督记录，以备核查。一是建立转基因生物试验的操作程序，包括包装、运输、贮存、销毁、收获，以及试验点的隔离管理和采后期监控，保障每一个环节可控制、可溯源^[12]。二是建立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档案，包括材料管理记录、试验操作记录以及相关管理制度等，表明所采取的安全管理是适当的。三是规定了不同等级基因工程操作和试验的安全控制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切实做到有章可循。通过建立属地化管理制度和研发人第一责任人制度，严格控制条件，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保障转基因生物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胆创新研究，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要确保转基因安全，在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转基因工作要求，需要立足长远，统筹兼顾，综合考虑科学、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按照系统谋划、重点突破的思路，进行科学规划，主要有五方面的思考和建议。

“打铁还需自身硬”，发展转基因产业的关键在于自主创新，研发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2008年我国启动实施转基因重大专项，把转基因技术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举措。建立了水稻、玉米、大豆、棉花等作物规模化转基因技术体系，一批具有应用前景的抗虫、抗除草剂新品系蓄势待发；克隆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重要价值的关键基因107个，打破了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垄断。但总体来说，着眼于产业长远发展的基础性研究还相对薄弱，具有应用价值和竞争力的功能基因相对较少，商用转化载体、表达元件等大多来自于国外，研发基础相对落后。因此，要以产品应用为目标，以国际产业发展为引领，加强抗虫、抗除草剂、抗旱、品质改良等产品的开发，以及启动子、增强子、载体等转化元件的挖掘。同时，将自主创新与引进吸收再创新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专利即将到期的有利时机，把好的基因、好的平台、好的产品为我所用。

“用最严格的程序、最严谨的试验、最详实的数据”。一是要按照我国的法规和技术规范，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开展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评估，确保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二是要保证安全评审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评审结果要向社会公示，听取公众及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三是强化综合评估。对技术成熟度、公众接受度以及产业影响、贸易影响、社会影响、经济效益等开展综合评价。进行主要安全指标、目标性状、农艺性状的综合验证和比对，确保将综合性状优良的品种推向市场。四是提高信息透明度。逐步公开获得安全证书转基因作物的综合评价报告和申报书，试验审批结果，以及安全监管的相关信息，扩大公众知情权和监督范围。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广泛宣传转基因技术的原理，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评价、安全管理，以及转基因生物对农业、环境和消费者的作用。在科学层面，通过不同声音之间的交流沟通，达到广泛共识，使公众能够理性地对待转基因产品。在传播途径方面，充分发挥新型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和网络的力量，提高科普知识的传播效率和覆盖面。在科普力量方面，凝聚部门合力、建立长效机制，充分发挥科学家、技术协会、公益机构、媒体等各方面的作用，培训更多的科普专家，多方共同传递科普信息。在科普受众方面，开展分层次宣传。面向大、中学生，以报告会、论坛等方式集中宣传；面向社区居民，以“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日”等活动为平台进行面对面交流；面向领导干部，推动转基因进入各部门的培训课程。

建议遵循“先是非食用、然后是间接食用，最后是食用”三阶段稳步发展转基因技术的路线，按照分类分步、突出重点的思路，综合考虑公众接受程度、社会需求程度、技术成熟度和产业竞争力，以基础好、有条件、公众接受程度高的间接食用的转基因作物为推进重点。转基因产业化的有序推进，也有助于提高公众对农业转基因生物的认可和信心。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明确主体责任，强化属地化管理和研发人 “第一责任人”制度；加强部门间分工合作，形成农业部门牵头，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强化日常监管，转基因生物监管重点的同时、要在日常工作中突出执法监督。一是实施实验室和试验田的动态检查制度，有效执行安全控制措施和管理制度，禁止随意分发、转让、扩散转基因材料的行为；二是开展品种区试和种子生产、加工环节的监测，对参加区域试验的主要农作物进行转基因成分检测，对种子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进行转基因成分抽检；三是加大查处力度，通过追根溯源，查清流向，查出源头，查明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严肃处理，打击转基因非法扩散行为农业部办公厅,农业部2015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方案.2015。

转基因是一项新技术，也是一个新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要按照国家既定方略，科学分析转基因生物研发和管理面临的形势和问题，理性认识转基因技术、科学评估转基因安全，稳妥推进转基因产业，努力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使转基因技术成为推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