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并在文件中首次将转基因科普与研发和安全管理并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的一号文件相比，“分子育种” 的委婉表述被“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替代，这表明了中央对转基因研发旗帜鲜明的态度，有助于转基因议题的脱敏，纠正当前舆论污名化转基因技术的倾向。

加强转基因科普的政策导向，与2009年批准转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证书一样，可能成为中国的转基因发展史上标志性的事件。但这一政策的实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既是因为传统科普工作以教授和普及正确知识为主的思路难以适应信息时代知识爆炸的特点，也是由于像转基因这样社会观念已经趋于固化的技术，会持续受到各种心理与社会因素的影响。要设计有效的传播方案，我们需要结合国情对这些因素进行细致梳理与把握。

下面，本文首先追溯并辨析了近年来已经开展的转基因科普工作。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国内外经验研究，探讨了科学知识与转基因接受度之间的关系。随后，我们又探讨了风险认知变量与转基因态度的互动。最后，我们从国情出发，分析了导致公众转基因态度极化和固化的原因，并在总结已有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转基因科学传播的一些可能的路径。

事实上，各种转基因科普此前一直在进行。在一些科研项目中，尤其是在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培育的重大专项中，便包含了科普性质的转基因风险交流课题。各地科委与科协系统在每年的科技周和科普日活动上，也不乏转基因科普的议题设置。但整体来看，这些脉冲式的科普活动并不系统，受众面受限，形式较为单一，因此成效并不明显。

Huang等^[1]正在发表中的研究就体现了这一问题，他们对具有人口代表性的城市消费者的大样本量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2012年对转基因的接受度从2003年的61%^[1]下降到24%。那么，诸多渠道的转基因科普收效甚微，是否是因为“科普”本身存在问题？

当然，这一疑问并非是让转基因科学家或相关科学界放弃与公众的交流。相反，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沿着正确的方向寻找答案，从而促使科学家更积极地与公众进行沟通，化解公众的疑团，提高他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

同样，问题的提出也不因为我们遵循着科学文化学者的理论反思，认为科普是一个带有权力色彩的词汇，体现着普及科学者与被普及科学的公众之间的不平等^[2]。必须承认，科学界与公众之间在知识上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科普恰恰是致力于消弭鸿沟，而不是体现一种政治权力的不平等。

公众之所以对“科普”一词“存疑”，我们认为，不能把围绕转基因的科学传播工作，局限在传统科普所侧重的传播知识方面。世界各国科学传播研究者三十多年来对转基因的研究表明，转基因争议是公众心理认知特点、社会背景以及科学延后的传播体制相结合的产物，远非公众的转基因知识不够。也就是说，公众接受转基因与否，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科学知识。用促进“转基因科普”的方式来促进与公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交流，非常容易把解决方案局限于加强公众的知识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检讨转基因科普本身很有必要。

作为近来最有争议的议题，转基因技术长期以来吸引了大批学者，从社会、政治、经济、传播、心理认知以及文化等方面进行研究。贾鹤鹏等^[3]对这些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而在这些研究中，公众的科学知识程度不能决定公众的转基因接受度，得到了很多科学传播实证研究的支持。

在对转基因议题进行传播研究之初，学者们就认为，科学知识水平对于人们接受新科技至关重要。大量研究表明，只有极少数公众对现代基因科技有基本的了解^{[4, 5]}。另一方面，已有多项研究表明，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与人们对科学总体上的支持呈正相关^[6]。这些研究很自然地让人以为，人们的科学知识、特别是生物技术知识可以预测他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

但研究显示，公众对转基因的风险意识与他们的生物知识水平没有相关性或者只有很弱的相关性^{[4, 7]}。受访者的知识类型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认知的影响并不显著^[8]。也有研究表明，受众并不是认为遗传学知识不重要，他们的风险意识的高低与“不可知效应”紧密相关。他们相信，围绕着转基因还有大量的未知因素，即便科学家对此也不能穷尽^[9]。另一项研究则断定，与其说更高的知识决定了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不如说较高的知识水平启动了人们理性的认知，让人们更加倾向于基于风险与收益来衡量转基因，其结果，是知识水平本身只能部分地解释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10]。

著名舆论研究专家Druckman等^[11]进一步以实验研究为手段证明了知识在形成对转基因争议态度时的从属作用。他们的研究证实：在人们形成对转基因的态度过程中，事实性信息(近似于上述研究中所说的知识)所发挥的作用，不如价值和情感性信息大。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著名研究^[11]也考察了人们对碳纳米管这一人们更加陌生的领域的态度，结果发现，受试者在第一次试验中形成了对碳纳米管的态度后，在几周后的后续试验中，只会继续选择支持自己早先形成的态度的材料，不论这一材料在科学上是否正确。

该项研究将这种认知过程称之为动机性推理，也就是人们只是在有了特定动机的情况下，才会启动自己的认知系统来寻找知识，完成推理过程，且这一过程经常是受到既有动机的影响。而价值和情感则成为了启动和筛选转基因等事实的动机和认知通道。

心理学认知原理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类认知能力有限说。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了克服人类的有限认知能力，我们的祖先养成了诸如只关心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选择性记忆)、选择性遗忘、更加关注负面消息(负面偏好)、动机性推理(人们往往本能地选择证据，维护自己的既定观点)等种种习惯。这些习惯让我们躲避风险，让我们更加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认知资源。

回到转基因的问题上，一个尴尬的局面是，当公众对此不关心时，很难对其进行转基因的知识普及，普及了也很难记住。但当各种有关转基因的负面消息充斥媒体或者是网络空间时，人们会迅速形成态度，这种类似社交过程中的“刻板印象”大部分时候是负面的，而且一旦形成就会趋于固化。人们遇到新的转基因信息时，往往本能地拿它与既定态度做一比较，然后迅速做出决定，自然，多数的决定是回避或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没有动机去学习和获取相关的科学知识，其固有的知识很难支持他们全面客观地对待一项微观领域的科学技术。因此，科学知识既难于在转基因初始态度形成中发挥作用，又因为种种成见而很难在后续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但是，仅仅靠心理认知因素，并不能充分说明何以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与人们对科学总体上的支持相关^[6]，也不能表明，其他对于普通人较为陌生的科学技术，何以没有引发人们的持续抵制。实际上，正如Huang等^[1]的研究所表明，在转基因议题尚未大举进入中国公共话语空间时，中国消费者不但对转基因的接受度高，其对转基因的接受也更受到信息与价格的影响。

另一项中国公众对生物技术舆论的调查表明，人们的教育水平(是否拥有大学以上学历)与其对各项生物技术(含转基因农业、转基因食品、基因检测、克隆人类细胞等)的接受有明显相关性。同样，其他以消费者为对象的研究，也表明了生物知识多寡与受众接受转基因程度有正相关性^[12]。

为何中国的研究结论会与上述知识作用有限的研究结论有较大出入呢？首先其原因可能在于时间的错位。上述的中国研究，最晚是在2006年进行，其时转基因尚未能形成热点公共话题，中国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尚未固化，知识仍然有用武之地。

除了研究的时间因素这个表面原因外，对上述中国的研究结论更为重要的解释则涉及到信任的问题。学历差异对认知的影响事实上代表着对科学界的信任度方面的差异，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下，学历越高越容易信任科学家的工作(但必须指出，由于转基因议题的持续激烈争议和人们态度的日趋固化，中国当下的情况可能会与此有差异)。

实际上，许多学者相信，体制性信任，特别是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是人们对转基因技术具有较低风险意识和较高接受程度的主要因素。所谓公共机构，既包括了管理具有潜在风险性技术的政府部门，也包括了开发这些技术的科学机构、科学家和企业。

经典著作《社会信任与危机管理》一书指出，公众对新兴技术的信任与信心意味着他们认可这种技术的合法性。而政府的风险管理部门当然应该是评判合法性的主要机构之一。多项研究肯定，信任是预示人们对新技术持积极态度的主要指标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他们接受化工厂和愿意接受蓝藻污染的风险呈很强的正相关^{[13, 14]}。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的支持度与其对政府的信任相关，而对政府的信任则可能受到其他非科学因素的影响^[15]。

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公众需要政府为新技术的安全负责并管理可能出现的风险。就转基因技术而言，由于在公众认知水平和全面理解转基因技术所需要的知识之间总是存在差距，这样体制性信任就成为填补这一差距的心理手段^[16]。体制性信任推动着转基因产业在美国的扩张。美国民意调查机构Pew所做的公众对转基因态度的常规调查显示,83%的美国人相信FDA对转基因安全所做的结论^[17]。

而近年来，随着反转基因组织把辩论的重点从食品安全转移到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转基因标识(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不实行转基因强制标识制度)，并不断将美国主管部门反对标识转基因的立场塑造成维护公司利益，美国公众对处理转基因问题的专业机构的信任度似乎有所降低^[18]。

如果缺乏体制性信任，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也会明显降低。例如，上世纪90年代末，有研究者将同样的有关转基因安全性的信息给两组英国公众看，其中一组公众被告知这是科学家的结论(对照组)，另一研究组则通知受试者这是英国政府的结论(实验组)。结果后一组对转基因安全认可度明显比第一组低。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英国政府在疯牛病问题上隐瞒真相所导致的结果^[19]。

而国内学者对涉及科学内容的媒体报道及微博发言的长期观察和研究也发现，公众和媒体对科学议题的态度，同样与对体制的信任度密切相关。例如，范敬群等^[20]针对在湖南衡阳违规进行的转基因黄金大米营养转化实验的微博传播的研究显示，网友对科学的质疑往往与其对政府管理的不满和对传统权力的颠覆有关。

除了政府外，体制性信任也体现在对科学权威的尊重上。近年来，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了尊重科学权威和信任科学家对人们接受转基因等新兴技术的重要性^[21]。 一项最新发表的对澳大利人十年来在转基因问题上态度变化的研究也表明，转基因技术的接受度与对科学家和管理者的信任显著相关^[22]。

回到本节开头探讨的问题，虽然人们通常对很多科学知识都缺乏学习的动力，但转基因问题由于在激烈辩论和媒体报道中，紧密地与体制信任因素^[23]联系在一起，导致对体制缺乏信任的公众在总体上更加不愿意相信由政府部门和科学家给出的转基因科学结论。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公众在转基因等风险技术议题上缺乏对政府、科学家等体制性因素的信任呢？价值相似度或者价值认可性是导致人们是否信任公共机构的重要原因。价值相似度指的是信任者和被信任者分享同样的价值^[24]。

当人们发现一种技术可能有风险时，他们需要找到可以信赖的公共机构提供担保。Gameroa等^[25]的综述表明,公众是否信赖公共机构基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该机构的专业能力，另一个是该机构的可信性(即是否有意愿调控风险，保护公众)。而可信性这个心理建构变量就与价值相似度有很强的关系。

在涉及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时，与公众分享共同的价值观表明这样的机构更加可信，而彼此冲突的价值观则让公众感受完全相反。例如，Kennedy等^[26]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在重要议题上彼此并不相互认可时，就会产生对方有偏见的意识，这进而减弱了信任的程度。

与人们的常规理解不同，科学传播的过程不仅涉及事实，也涉及到多层次的价值因素，特别是面对争议性技术时更是如此^[27]。在需要确定这些技术的开发者或管理者是否可信时，公众不会仔细评估证据来确定该机构是否可信。与之相反，他们不过是快速依据各种线索来判断这一机构是否与自己分享共同的价值，进而做出判断。

反对转基因的组织，即便并不一定深刻理解上面探讨的理论，但在实践上却深谙如何利用价值因素驱动公众对科学家及政府机构的不信任，而后者由于体制性的缺陷，则在每一次“转基因安全事件”中都一再“失分”。

价值立场构建最典型的案例是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转基因舆论演变历史的作用。从2004年12月的《南方周末》刊登出《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28]一文开始，该组织与媒体合作，先后披露了转基因稻种非法种植(2005年)、含有Bt63转基因的中国大米制品就出现在欧盟的预警系统(2006)、反对转基因水稻获生物安全证书的“信息不透明”(2010年)、黄金大米违规进行儿童营养学实验(2012年)等多起事件。每一起事件都应用了构建价值认同的手法，紧盯程序瑕疵或监管漏洞。另一些不能确定始作俑者的案例还包括世博会杜绝转基因产品(2010)，农业部幼儿园禁止采购转基因色拉油等。这些事件都成功诱导了公众更多关注从事转基因研发的科学家或农业主管部门是否可信，言行是否一致，而不是转基因的科学安全问题，由此引发了对转基因的持续质询和抵制。

公众的抵制，并非建立于详细掌握了转基因知识，而只是基于相信科学家牟利或政府言行不一的逻辑，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科学家的信任。最终，较弱的体制性信任导致了新技术接受度的低下。

这种情况并不限于中国。Herring^[29]就详细分析了印度反转基因组织回避和抵制科学信息，将转基因描述为导致农民致贫致病致残及管理不善等涉及价值的议题从而引发人们更大不满的这一“控制信息传播框架(framing)”的策略。

如果把人们对转基因接受与否的主因仅仅归结为认知习惯、信任与价值等心理因素，还是难以解释何以其他存在争议的科技没有像转基因一样遭到如此多的非议？为何转基因议题在世界转基因研发与应用的第一大国—美国就没有像中国一样“热”？

解释的方向可能涉及到社会因素、科学体制与人类认知的互动。我们注意到，转基因争议话题诞生到成为焦点，正好伴随环境保护运动阶段性转型。1990年代初期转基因争议开始起步时，欧洲以反核和反企业污染为标志的环境保护运动刚刚因为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而丧失凝聚力，很多环保组织和社会运动组织者亟需新的靶点。转基因的诞生来得“正逢其时”^[30]。

另一方面，科学家们对与公众交流的轻视让他们迅速丧失了话语权。到2003年英国举行是否让转基因产业化的全国性辩论时，科学家和政府方面坚持的科学论点反而在反对转基因活动者所坚持的“风险性”、“不确定性”、“伦理性”的框架前败北^[31]。

科学家一方的失败也与科学共同体的逻辑与媒体逻辑的错位有关。一项对近15年来世界主要英文媒体对转基因突发事件报道的研究发现，科学家或生物技术公司的信息发布总是比这些事件的热点新闻报道慢了一拍，错过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时期，相应地减少了公众全面获取转基因知识和正面信息的机会。究其原因，是因为科学家要对事件进行调查，而公司需要低调以避免争端引火烧身，结果，等科学结论出现，媒体的兴趣已经锐减，这导致在有关转基因的新闻辩论中，各方力量并不均衡^[32]。中国转基因科研与产业界同样存在这种错过热点新闻的情况。

正是社会因素和科学体制的影响，加强了反对转基因的舆论，并与人们在心理方面的各种认知“捷径”——如负面偏好、动机性推理、依赖价值认可做出事实判断等迅速结合，导致了转基因议题的公众舆论固化。

以上分析表明，转基因争议的形成是心理认知、社会、政治、科学、经济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对转基因科普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各方面的研究一致的结论为：知识程度不能决定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与人们接受包括转基因在内的新兴技术密切相关。后者对中国当前的转基因决策尤为重要。对体制的信任与决策的透明程度呈正相关。遗憾的是，相关主管部门出于惯性或避免争议的需要，在转基因问题上不能及时回应公众质询。殊不知，这只会恶化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并进一步减弱民意对转基因的支持。

基于上述结论，笔者认为，中国的转基因传播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首先，研究结论表明：与科学知识的多寡相比，对科学权威的尊重更加能引导人们对转基因的支持，而与科学家的直接接触则有助于消除陌生，建立科学权威。这意味着，从事转基因相关科研的科学家，要更积极地走出实验室与公众进行沟通，让科学权威促进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向更加理性“启动”，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对转基因利弊的合理评估基础上。

其次，虽然知识本身不能改变受众的态度，但仍有必要坚持甚至强化传播正确的转基因知识，只不过这一工作的目标并不是就此扭转公众的态度，而是要让正确的知识尽可能“占领”各种信源，让公众“启动”理性认知时能够方便地找到正确的知识，也要让非专业的传播工作者进行相关传播时有据可依。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科学传播工作者本身也像受众一样受到感性特征影响，但他们在工作中更多是受到理性思考的支配。

第三，科学家走出实验室，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是挤出时间多开几场现场或网上的转基因科普讲座，或者多发表一些科普文章。更为重要的是，当转基因争议再起或新问题出现时，也是公众最为关注转基因议题的时期，这也是进行转基因科普化最好的时机，人们需要及时看到来自科学家一方的积极而理性的声音。

第四，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仅仅靠启动一批新的科普项目，更需要整个的科研考评和科研组织体系的变化，将广义的科学传播工作以某种方式纳入到科研考评体系。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将特定比例的科研经费(一般不超过5%)用于科学传播。这样就使得科学家在转基因等议题上与公众的及时沟通，不再是费时费力又不讨好(不能记录为学术成绩)的行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科学家从事传播工作，并不仅仅是社会义务，其实也可以提升自己在科学界内的影响力，包括引用量和基金申请中标的可能性等^[33]。在这方面，中国的经验研究也提供了初步的支持^[34]。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转基因议题已经超出了科学本身，成为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具体鲜活的体现。只有积极开展各种公众参与科学的行动，比如有关科学的听证会和公民共识会议，让各种声音公众都能听到(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种观点都占有平等的地位)，这样才能真正有可能促进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与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