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疾是经按蚊叮咬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重点防控的传染病之一。2018年全球约有2.28亿疟疾病例（93.0%的患者来自非洲），其中死亡40.5万例，可见疟疾仍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1]。杭州市自2010年以来无本地感染病例，2015年通过消除疟疾考核，2016年进入疟疾消除阶段。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因经商、务工、留学及旅游而带动的出入境人数急剧增加，导致国内境外输入性病例日益增多，确诊病例有间日疟、恶性疟、三日疟及卵形疟^[2-3]。杭州市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7.8 ℃，年平均降雨量1 553.8 mm，年平均相对湿度80%，适合传疟媒介的生存。本文旨在了解杭州市消除疟疾后传疟媒介种群及密度分布现状，为消除疟疾后输入性疟疾引起再传播风险评估及输入性疟疾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根据既往疟疾流行及媒介按蚊分布情况，设置杭州市传疟媒介监测点，2018和2019年各5个监测点，其中城区点为下城、江干和西湖区，郊区点为萧山、余杭和富阳区，农村点为临安区、建德市、桐庐和淳安县。各监测点根据自然地理环境和农作物分布、牲畜饲养等因素，各选取具有代表性的1个自然村或社区为监测点。

蚊虫种群监测时间为2018和2019年的每年7－9月，每月开展1次监测，7、9月监测时间为1 d（1夜），8月监测时间为连续3 d（3夜）。成蚊和幼蚊密度监测时间为每年的5－10月，每月上、下旬各监测1次。

采用诱蚊灯法，选择室内（人房内）和室外（近水稻田或池塘处）各放置诱蚊灯1盏。诱蚊灯光源离地1.5 m，每天从日落至次日日出，将捕获的蚊虫冷冻处死，经蚊媒专业人员进行蚊种形态学鉴定，再将每盏灯每晚的监测结果填入数据记录表。

采用室外全通宵人诱法，通宵观察1晚（19：00至次日07：00），在居民区（或住户）与孳生地（水稻田、池塘等）之间选择1个点，悬挂1顶双层蚊帐，帐底边离地面不少于0.3 m，1人坐或卧在帐内诱蚊，1人手持捕蚊管在内外帐之间走动，捕捉停歇在内帐外侧和外帐内外侧上的成蚊，捕捉15 min/h，捕获的所有按蚊冷冻处死后，经蚊媒专业人员进行蚊种形态学鉴定，再记录每次捕蚊种类和数量。

人诱按蚊密度〔只/（人·h）〕=通宵捕获的按蚊总只数/（人饵数×捕捉小时数）

采用勺捕法在各监测点选池塘或水塘（2个）、水坑或水沟（2个）及稻田（5块，城区点可选择其他孳生环境）各舀取5勺共计45勺水，观察记录水中按蚊幼虫条数并计算幼虫（蛹）勺舀指数。

勺舀指数=捕获的按蚊幼虫总只数/45勺

来源于杭州市2016－2020年的疟疾年报表、网络直报数据及确诊病例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参照《疟疾诊断标准》（WS 259—2015）进行疟疾诊断和病原学分类，对确诊的间日疟病例流行季节、地区、人群分布特征及感染来源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监测数据由专人负责录入Excel 2003软件并整理分析，ArcView 3.2软件作图，运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组间率的比较（χ²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各监测点于2018和2019年每年的7－9月采用全通宵诱蚊灯法，共捕获各类蚊虫1 686只，按蚊中仅发现传疟媒介中华按蚊（Anopheles sinensis）116只（占捕获总数的6.88%），未发现雷氏按蚊（An. lesteri）、大劣按蚊（An. dirus）及微小按蚊（An. minimus）；郊区点和农村点均有中华按蚊分布，城区未捕获中华按蚊；捕获库蚊1 341只，占79.54%，为杭州市的优势蚊种；农村点按蚊的构成比（9.50%）显著高于城郊点（4.20%）（χ²=18.440，P < 0.001），而郊区点伊蚊的构成比（16.45%）显著高于农村点（8.32%）（χ²=25.710，P < 0.001）。见表 1。

表 1 杭州市消除疟疾后2018－2019年各监测点诱蚊灯法捕获各类蚊虫构成情况 Table 1 Composition of mosquitoes captured by mosquito-trapping lamp in monitoring sites from 2018 to 2019 after malaria elimination in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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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监测点5－10月通过帐内人诱法捕获按蚊834只，均为中华按蚊。由图 1可见，淳安县密度最高为2.40只/（人·h），其次为建德市、富阳区、临安区及桐庐县。中华按蚊密度随着月份推后呈上升趋势，7月下旬达到峰值，郊区点为0.56只/（人·h），农村点为5.63只/（人·h）（图 2），淳安县7月下旬则达到20.50只/（人·h），之后密度逐渐下降。

图 1 杭州市消除疟疾后2018－2019年各监测点中华按蚊成蚊密度地区分布 Figure 1 Density of Anopheles sinensis in monitoring sites from 2018 to 2019 after malaria elimination in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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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杭州市消除疟疾后2018－2019年各监测点人诱法监测中华按蚊密度变化 Figure 2 Changes in the density of Anopheles sinensis captured by human-trapping from 2018 to 2019 after malaria elimination in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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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监测点5－10月通过勺捕法捕获中华按蚊幼虫373条，仅在淳安和桐庐县、临安区3个农村点捕获，勺舀指数分别为0.70、0.05和0.02条/勺；7月下旬中华按蚊幼虫密度最高（平均为0.54条/勺）（图 3）。各监测点在幼蚊可能孳生地水塘、水沟（水坑）及稻田进行了密度调查，结果仅在稻田中发现幼蚊。

图 3 杭州市消除疟疾后2018－2019年农村点5－10月中华按蚊幼虫密度变化 Figure 3 Changes in the density of Anopheles sinensis larvae in rural areas in May to October from 2018 to 2019 after malaria elimination in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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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年杭州市共确诊间日疟病例1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其中2016、2017年各4例，2018年2例，2019、2020年各1例；1－12月发病数分别为1、0、2、1、1、0、2、1、2、1、1和0例，流行季节（5－10月）共有7例；感染地来自亚洲和非洲（各6例）；病例现住址在余杭和西湖区各4例，滨江、萧山、富阳区及建德市各1例（图 4）。发病到确诊时间范围1~26 d，平均（7.08±8.24）d，其中≤15 d 10例，> 15 d 2例。

图 4 杭州市消除疟疾后间日疟病例地区分布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vivax malaria cases after malaria elimination in 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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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疟疾曾流行猖獗，间日疟、恶性疟、三日疟均有流行。据历史资料记载，中华按蚊、雷氏按蚊及微小按蚊都曾发现过。但近20多年来，杭州市未全面开展过传疟媒介密度监测，仅在疟疾局部暴发疫情发生过的建德市三都镇开展媒介监测。本次通过对杭州市10个区（县、市）传疟媒介种群监测结果显示，中华按蚊是杭州市单一传疟媒介，这与之前的建德市媒介调查结果及浙江省传疟媒介监测结果一致^[4-5]，此次监测结果显示除建德市仍有中华按蚊分布外，农村点（淳安和桐庐县、临安区）和郊区点（富阳区）也有检出，而城区均未捕获中华按蚊。农村点成蚊出现的时间为5月上旬至10月上旬，郊区点为7月上旬至9月上旬，中华按蚊成蚊密度随着月份增加逐渐上升，7月下旬为高峰期，郊区点密度为0.56只/（人·h），农村点为5.63只/（人·h），之后逐渐下降。可以看出：中华按蚊密度出现一个高峰，可能与浙江省水稻种植结构调整，2004年后形成较稳定的单季稻为主的种植结构有关^[6]；农村点出现按蚊的时间比郊区长，密度也明显高于郊区，可能与农村大面积水稻种植、生态因素密切相关。中华按蚊对孳生环境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其主要孳生场所是稻田及其有联系的灌溉系统，其他如池塘、水坑、芦苇塘、沼泽、洼地积水等，也是其良好的孳生场所。本次监测所捕获的按蚊幼虫均在稻田内发现，距居民住宅50 m以内，与李凯杰等^[7]监测结果一致，幼蚊密度7月下旬最高，与该时期气温、湿度适合蚊虫的繁殖，此时往稻田中注水，准备种植水稻，孳生环境空间大幅增加有关。

本次监测还发现建德市成蚊密度为0.50只/（人·h），较2005－2017年平均密度〔11.00只/（人·h）〕有明显下降^[4]，与建德市作为国家疟疾监测点和浙江省疟疾重点监测点，每年将传疟媒介监测纳入工作任务考核，并将爱国卫生运动、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开展媒介环境治理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淳安县曾在“全面防治阶段”发现过中华按蚊及微小按蚊，之后一直未做传疟媒介密度监测，而本次监测发现淳安县7月下旬中华按蚊密度高达20.50只/（人·h），接近建德市2005－2009年平均水平〔22.50只/（人·h）〕。近10年的疫情监测结果显示，淳安县在2012和2015年曾发现过2例境外输入性间日疟病例，2016－2020年建德市、富阳区各发现1例间日疟输入病例，可见农村和郊区存在发生输入性疟疾二代病例的潜在风险。疟疾消除后疫情监测显示，间日疟病例主要集中在西湖和余杭区，且流行季节（5－10月）病例较多（7例），间日疟患者从发病到确诊间隔平均时间为（7.08±8.24）d，较之前提前1 d^[8]，但是两地均有病例在15 d后才被确诊，存在漏诊、误诊情况，传染源未及时得到确诊和规范治疗，增加了传播风险。虽然余杭和西湖区此次监测未发现中华按蚊，但是这2个区与临安和富阳区毗邻，也存在疟疾再传播风险。故在郊区、农村及病例集中的地区需要持续性进行传疟媒介的监测，对蚊密度较高区域，及时开展环境治理，有效减少按蚊孳生地。

随着全球气温升高，人们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等自然、社会环境的改变，势必会对传疟媒介的种类及其生态习性、吸血习性、地理分布和密度变化的情况产生影响。尽管杭州市疟疾已经消除，但境外间日疟病例持续输入，若传染源或无症状感染者未能及时发现，传疟媒介中华按蚊又持续存在，输入性间日疟再传播蔓延的风险依然存在。开展持续性规范的传疟媒介监测，做好传疟媒介环境治理，提高各级医疗单位疟疾病例检测的敏感性，是杭州市消除疟疾后防止输入病例再传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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