疟疾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我国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有“疟”等记载。1902年，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证实了疟疾由蚊虫传播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疟疾曾给我国造成沉重的疾病、经济和社会负担。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疟疾防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5年，我国药理学家屠呦呦因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2021年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新闻公告，中国疟疾本地感染病例由20世纪40年代的3 000万例减少至0例，确认中国正式获得WHO消除疟疾认证^[2]，成为全球第40个获得该认证的国家，同时也是WHO西太平洋地区30多年来第1个消除疟疾的国家。消除疟疾是继消除绝对贫困之后，我国又一项了不起的壮举，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实现“无疟疾世界”愿景贡献了中国智慧。本文总结了我国建国70余年来不同阶段消除疟疾媒介按蚊控制策略和技术，展望了未来利用创新的媒介按蚊防控策略、技术和经验助力全球消除疟疾、实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前景。

随着我国疟疾防治工作的推进，媒介按蚊控制策略也不断演化创新^[3]。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高，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抑制局部大暴发大流行为该时期的重点工作。当时媒介按蚊控制主要是依靠“除四害”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4]。该运动正式开始于1952年3月14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民广泛参与，以改善环境卫生、普及卫生知识、消灭媒介生物为主要内容的运动，被WHO誉为“中国的国宝”。

进入20世纪80年代，根据我国疟疾防治形势，采取了“媒介生物综合治理（integrated vector management，IVM）”策略，对于该时期控制疟疾流行降低发病率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年后，我国中部沿黄淮流域地区间日疟疫情出现反弹，为巩固防治成果，采取了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综合疟疾防治策略。根据该时期疟疾防控形势，2004年作者提出了“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sustainable vector management，SVM）”^[5]，为此后我国消除疟疾媒介按蚊控制提供了科学指导，贡献了创新策略理念^[6]。2010年后，我国疟疾防治进入消除阶段，基于SVM指导下的“消除疟疾媒介按蚊疫点处置”为该阶段消除疟疾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我国的疟疾防治主要经历6个阶段：重点调查及防治试点研究阶段（1949－1959年）、控制流行阶段（1960－1979年）、降低发病率阶段（1980－1999年）、巩固防治成果阶段（2000－2009年）、消除疟疾阶段（2010－2020年）、疟疾消除后阶段（2021年之后）^[7]。虽然每个阶段疟疾防治策略措施不同，但是疟疾媒介按蚊控制对不同阶段的疟疾防治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1949年无数据；ITN表示杀虫剂浸泡蚊帐；IVM表示媒介生物综合治理；SVM表示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LLINs表示长效杀虫剂浸泡蚊帐；IRS表示室内滞留喷洒。 图 1 我国不同时期消除疟疾媒介按蚊控制策略与技术 Figure 1 Anopheles control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for malaria elimin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China

图选项

20世纪40年代，我国疟疾疫情十分严重，每年约有3.5亿人处于疟疾感染风险，每年约3 000万例疟疾病例，疟疾流行县约占当时全国县总数的70.00%~80.00%。1950－1959年10年间，我国疟疾呈现地方性流行态势，其中1952年疟疾发病率高达548.23/10万。

该时期疟疾防治策略为重点调查与重点防治，降低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抑制局部暴发流行。媒介蚊虫（含媒介按蚊）控制策略与技术方面，1952年起，全国开展了“除四害”运动，采取了清除垃圾、疏通沟渠、填平洼地、改善饮水、防蚊灭蚊等一系列措施。1953年起，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开展。1956年1月26日，《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第二十七条提及了12年内基本消灭蚊虫在内的“四害”，标志着我国爱国卫生运动纳入了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1950年全州有50余万例疟疾患者，通过大规模“除四害”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到1956年全州疟疾发病率下降了90.00%（与1950年发病率比较）。1958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同年8月又发出《关于继续开展除四害的决定》。在上述策略措施等指引下，到1958年，我国疟疾的发病率下降至215.83/10万，有722个县、市基本消灭了疟疾。

该阶段逐步有计划地开展了疟疾全面防治工作，但受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流动增加（1966年后）、政治环境不稳定（1966－1976年）等因素影响，黄淮平原（60年代初）、江汉平原（70年代初）发生了间日疟大流行。

该时期疟疾防治策略为贯彻“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南方微小按蚊（Anopheles minimus）为主要传播媒介地区采取防制传播媒介和消灭传染源并重的综合防治策略；北方中华按蚊（An. sinensis）为主要传播媒介地区采取以消灭传染源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1964年，《防治疟疾技术方案》中明确了媒介控制等措施和要求。该时期实施的“一防、三治、压高峰”等措施，其中“一防”就是防蚊灭蚊，主要结合农田水利建设和爱国卫生运动，发动群众防蚊灭按蚊，有效控制了当时的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1977年，原卫生部要求各地继续开展以“两管五改”等为中心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填平了大量的坑洼，疏通了大量的沟渠，清除了大量的媒介按蚊孳生地。

20世纪70年代以来，菊酯类杀虫剂浸泡蚊帐（insecticide treated nets，ITN）作为一种主要的媒介按蚊控制措施广泛应用。

经过前期全面的疟疾防治，该时期疟疾流行强度明显减弱。该阶段出台了一些疟疾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1987年5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1989年9月1日起实施）；《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1989年3月）。

疟疾防治策略在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下，以年发病率在1%以上地区和恶性疟流行区为重点。在以中华按蚊为主要传播媒介的间日疟流行区，采取以传染源管理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在以微小按蚊或雷氏按蚊（An. lesteri）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地区，采取控制媒介按蚊和传染源并重的防治策略；在有大劣按蚊（An. dirus）存在地区，采取减少孳生地结合传染源管理的综合防治策略；在发病率降至5.00/万以下地区，采取加强疟疾监测为主的策略。以达到缩小恶性疟流行范围、使全国疟疾年发病率稳定在1.00/万以下水平。

媒介按蚊防控实践方面，提出了“蚊虫综合治理”理念^[8]。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爱卫办）建立了全国“四害”密度监测系统——蚊虫监测（1988年），下发了《关于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通知》和《国家卫生城市检查考核标准》（“除四害”达标）（1989年10月），印发了《灭鼠、蚊、蝇、蟑螂标准》及《灭鼠、蚊、蝇、蟑螂考核鉴定办法》（1997年1月）等。

从防控技术来看，我国从80年代以来，室内滞留喷洒（indoor residual spraying，IRS）是中部及部分南方省份恶性疟流行区媒介按蚊控制的主要措施之一。在微小按蚊、雷氏按蚊为主要传播媒介地区，实施每年1~2次滴滴涕（DDT）室内滞留喷洒（> 1 000万人口）或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浸泡蚊帐（> 500万人口）等灭蚊措施。IVM案例方面，1986－1988年，在山东省邹县和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进行了“城镇大面积蚊虫综合防制的研究”现场试验，经过2年环境治理为主的综合防制，蚊虫密度降至很低水平^[9]。

此外，新农村建设、住房创新、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农耕制度改变、稻田农药使用和稻田养鱼等，也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媒介按蚊孳生栖息环境，降低了媒介按蚊密度，促进了疟疾发病率的下降。例如，1983年我国稻田放养鱼面积近60×10⁴hm^2[10]；稻田养鱼（鲤鱼、草鱼、罗非鱼）降低了中华按蚊幼虫密度（下降率可高达80.00%），促进了水稻生长，提高了经济效益。黄淮平原地区通过改良环境以减少人、蚊接触及控制传染源的综合措施，提高了当地疟疾防控效果^[11]。在江苏省邳州市的“新农村建设”中，采用以“改良环境（挖大塘，填坑洼，改良环境，建新房，留后窗等），减少人、蚊接触”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以后，疟疾发病率逐年下降，效果非常显著。

通过上述系列策略措施的实施，到1999年，全国疟疾发病率（2.34/10万）较1980年（337.83/10万）下降了99.31%。

2000年后，我国大多数地区疟疾疫情处于较低水平，但2001－2007年淮河流域发生了间日疟疫情回升，引起了我国疟疾发病率回升^[12-13]。

该阶段出台了一些与疟疾相关的法规、规章和规划规划文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3年5月9日起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2003年11月发布）；《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2006年2月发布）；《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2006年3月发布）；《2006－2015年中国疟疾防治规划》（2006年2月发布）。

疟疾防治策略上来说，贯彻“预防为主、科学防治”的方针，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中华按蚊、大劣按蚊分布区采取以控制传染源为主的综合疟疾防治策略，微小按蚊、雷氏按蚊为主要媒介分布区采取传染源控制和媒介按蚊防制并重策略。例如，在云南省湄公河流域的住房创新实践中，研究发现人群住房墙体用木板和竹子的房屋中疟疾患病率显著高于其他建筑材料（水泥和砖）。当地通过改善住房结构，控制媒介按蚊，降低了人、蚊接触，极大地减少了疟疾的发生^[14]。

在我国中部，2006年安徽、河南省于暴发点启动了疟疾疫情应急处置，加强了组织领导和经费投入，采取了消灭传染源、防蚊灭蚊等综合性防控措施，遏制了疟疾疫情上升势头，阻断了疫情扩散蔓延。以河南省永城市为例，2006－2009年（高疟疾流行情景），通过采用球形芽孢杆菌生物灭幼蚊减少媒介按蚊孳生地（关键措施）、杀虫剂浸泡蚊帐和滞留喷洒灭成蚊等综合性媒介按蚊控制措施，达到了最大程度降低疟疾传播强度目的^[15]。该市在沿豫皖边界的31个行政村投放球形芽孢杆菌生物灭幼剂（每10~15 d投放1次），降低了中华按蚊密度，形成了一道生物防控疟疾的屏障，阻断了外界疟疾向永城市的传播与蔓延。

媒介按蚊防控宏观策略上，该阶段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开展^[6]，IVM持续进行，以IVM为核心的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广泛应用^[16]。例如，在上海市安亭新镇建设中（2001－2004年），在SVM策略指导下，开展了媒介生物监测、风险评估和建议，在该镇以规划为基础的全程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在防止疟疾等媒介生物传染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浙江省，“无蚊村”建设已成为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在农村蚊虫控制中的典范^[17]。该策略强调清除蚊虫孳生地为主的环境友好技术并建立长效机制，目前已在该省的11个地市140余个村庄推广，受益人群超6万人。

媒介按蚊控制核心技术上，2001年以后，ITN/长效杀虫剂浸泡蚊帐（long-lasting insecticide impregnated nets，LLINs）^[18-19]和杀虫剂IRS一起作为媒介按蚊关键控制措施^[20]，在恶性疟流行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做好消除疟疾工作，我国制定了一系列规划、标准等。例如，2010年我国原卫生部等13部委联合下发《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2011年发布《疟疾控制和消除标准（GB26345－2010）》；2015年发布《疟疾的诊断（WS259－2015）》；2016年发布《抗疟药使用规范（WST 485－2016）》；2016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部、商务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了《中国消除疟疾工作方案（2016－2020年）》；2017年印发《国家消除疟疾阶段媒介按蚊监测点工作方案》；2018年下发《疟原虫检测血涂片镜检法（WST 569－2017）》；2020年印发《消除疟疾后防止输入再传播技术方案》等。提出了我国消除疟疾“1-3-7定点清除”工作模式^[21-22]。

2017－2019年，我国连续3年无本地原发感染疟疾病例报告。该时期疟疾防治策略为以病例和疫点干预为主的消除策略措施。以河南省永城市为例，2010－2011年（低疟疾流行情景），开展了“消除疟疾媒介按蚊疫点处置关键技术”研究，厘清了间日疟媒介中华按蚊在自然村内的飞行距离^[23]、孳生习性^[24]、吸血习性^[25]、栖息习性、日活动节律等。在此基础上，选择不同疟疾流行强度自然村，综合应用多种媒介按蚊控制技术措施（空间喷洒、滞留喷洒、灭幼蚊剂及其措施组合），降低了人、蚊接触，切断了疟疾传播链。2012年起（消除疟疾情景），永城市继续开展了媒介按蚊生态学监测和抗药性监测，确保维持消除疟疾状态。一旦发生疟疾病例输入，立即采用疫点处置关键技术以阻断二代疟疾病例的发生。

媒介按蚊防控宏观策略上，该阶段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开展，以IVM为核心的SVM持续应用。2010年以来，ITN/LLINs作为媒介按蚊控制重要辅助措施，用于云南和海南省等部分地区消除疟疾工作；IRS主要用于已出现传播或有传播可能的疫点媒介按蚊处置。

该阶段我国已无本土疟疾病例，但输入性疟疾风险持续存在^[26]，我国主要传疟媒介按蚊依然存在，需采取“强化联防、及时发现、快速处置”为核心的综合性策略和措施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巩固消除成果^[27]。

媒介按蚊防控策略措施方面，该阶段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开展，IVM为核心的SVM策略措施持续进行；一旦发现输入疟疾病例立即开展疫点处置媒介按蚊控制，确保不出现二代疟疾病例，巩固我国消除疟疾的成果。

中国成功消除疟疾是经过几代人数十年有针对性的持续疟疾控制和消除行动才取得的。在我国从控制到消除疟疾的进程中，根据不同历史防治阶段、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类型疟疾流行强度、不同媒介按蚊种类等情景，媒介按蚊防控策略技术不断演进、创新、发展，形成了基于爱国卫生除害防病组织基础的、中国特色的“疟疾媒介按蚊分层、可持续控制策略”，为中国成功消除疟疾发挥了关键技术支持，为实现“无疟疾世界”愿景提供了中国疟疾媒介控制模式。

目前全球疟疾流行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外防疟疾病例输入巩固消除疟疾成果仍然存在挑战^[28-31]。未来，不仅需要在国内持续做好疟疾媒介按蚊防控^[32]，还亟待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33-34]，将我国创新的媒介按蚊防控策略、技术及总结的成功经验向全球推广应用^[35]，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为助力全球消除疟疾、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