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IPCC AR5），1901－2012年，全球陆地和海洋温度上升了0.89 ℃（0.69~1.08 ℃）。相比全球平均水平，我国的增温情况更为显著，中国近50年来年平均地表气温增温幅度约为1.10 ℃，增温速率接近0.22 ℃/10年^[1]。气候变化还会引起海平面的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率和范围增加等，对人群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在气候变暖对传染病影响中，以媒介生物传染病最为敏感，一方面由于媒介生物的时空分布易受气候因素的影响，温度即使是微小的上升也会引发媒介生物数量和分布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病原体在媒介生物体内的繁殖与扩增也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总结气候变化对我国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的影响及应对研究进展，提出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重点，为适应气候变化保护我国人群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蚊虫约21属400余种，重要的媒介蚊虫包括中华按蚊（Anopheles sinensis）、雷氏按蚊（An. lesteri）、微小按蚊（An. minimus）、大劣按蚊（An. dirus）、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埃及伊蚊（Ae. aegypti）、三带喙库蚊（Culex tritaeniorhynchus）、淡色库蚊（Cx. pipiens pallens）和致倦库蚊（Cx. pipiens quinquefasciatus）等。气候变暖引起感染或携带病原体的媒介蚊虫分布区扩展，媒介蚊虫及宿主在年内活动期延长，病原体生长繁殖期扩大。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是登革热的主要传播媒介，气候是影响我国白纹伊蚊西北分布边界的潜在原因^[2]，对我国云南省埃及伊蚊入侵扩散有重要影响。大多数研究发现，媒介伊蚊密度与温度、湿度和降雨量呈正相关，少数研究发现湿度与蚊密度无相关或负相关^[3-4]。日照时数、风速和平均气压等可对媒介伊蚊密度产生影响。在20.00~30.00 ℃，温度升高会加速卵的发育，在极端环境下会以滞育卵的形式存活^[5]；温度还会影响羽化后雌蚊比例和成蚊体积，即在25.00 ℃时产生的雌性个体最多，成蚊个体与其寻找宿主能力呈正相关。温度还会影响媒介伊蚊叮咬和觅食行为，媒介伊蚊在25.00~30.00 ℃时叮咬率最高^[6]，温度 < 18.00 ℃时，飞行距离 < 50 m；在20.00~27.00 ℃时，可飞行400 m^[6-7]。温度会影响登革病毒外潜伏期（EIP）。例如，在30.00 ℃时登革Ⅱ型病毒EIP是12 d，在32.00~35.00 ℃时是7 d，缩短了5 d^[8]，加速了登革病毒在蚊体内繁殖。湿度、气压和日照时数等还会影响媒介伊蚊行为和存活率^[9]。气温和降雨量可影响疟疾媒介按蚊繁殖和体内疟原虫发育速度，恶性疟原虫比间日疟原虫对温度和降雨量更为敏感^[10]。疟疾一般传播到冬季等温线为16.00 ℃的地区；当气温在20.00~27.00 ℃时，疟原虫体外潜伏期明显缩短。气温升高媒介按蚊吸血频率增加，繁殖加快，是疟疾在地方性流行区之外发生暴发重要的原因。降雨量和湿度变化可引起媒介按蚊孳生地分布变化。在我国中部，凉爽季节疟疾对最低温度敏感，而温暖季节疟疾对最大温度敏感，凉爽气候带滞后效应期较温暖气候带更长^[11]。

鼠类可传播鼠疫、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等疾病。气候变暖使得适宜鼠类生长繁殖环境时空范围扩大，引起其分布区增加和年内危害期延长，增加鼠传疾病扩散的可能性。以黄胸鼠（Rattus tanezumi）为例，气候变暖使携带鼠疫耶尔森菌（Yersinia pestis，鼠疫菌）的黄胸鼠活动范围超出北纬17°以南地区。不同啮齿动物种群对温度和降雨量的响应也不相同。在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半干旱草原，温度对小型啮齿动物的生物多样性有显著积极影响；降雨量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12]。在阿拉善荒漠地区，温度升高会抑制子午沙鼠（Meriones meridianus）种群数量且该鼠对高温耐受性低于跳鼠。气温会影响鼠类活动强度，20.00~30.00 ℃时有利于其活动，当气温 > 30.00 ℃或 < 10.00 ℃时，活动强度明显降低。降雨量可促进植物生物量增加，阿拉善荒漠地区子午沙鼠与植物生物量关系密切^[13-14]。上海市奉贤区鼠类种群动态与气候、生态因子存在相关性，其中鼠密度与气温大多呈负相关，与相对湿度大多呈正相关，极端暖事件对鼠密度有滞后正效应，降雨量与鼠密度相关性不显著^[15]。

我国约有110余种蜱分布，可传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SFTS）、蜱传脑炎、莱姆病和人粒细胞无形体病等疾病。气候变暖可引起某些蜱分布范围扩大、活动季节改变，进而引起蜱传疾病发病率增高。温度是对活动蜱的数量影响最为显著的环境变量，对蜱的各期发育均有影响，温度越低，蜱发育时期和生活史延长，繁殖前蜱的死亡率增大^[16]。温暖的冬季会降低蜱的死亡率，延长蜱活跃的时段，年平均温度上升还会影响蜱的地理分布。相对湿度和降雨量也会影响蜱的发育周期和数量，研究发现，当湿度 < 73%时，蜱的产卵期会延长，数量会减少。

温度是影响恙螨生长发育各期的重要因子，同时，其生长发育还受降雨量和湿度等影响，表现为地理和季节分布上的异质性。小板纤恙螨（Leptotrombidium scutellare）在我国南北分布广泛，其幼虫出现时间随等温线的推进自北向南推迟^[17]。地里纤恙螨（L. deliense）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是夏季型恙虫病疫区的主要媒介，在广东和福建省呈现不同的季节性和周期性消长规律。地里纤恙螨在广州市每年有6－7月与9－10月2个密度高峰^[18]；福建省平潭岛的地里纤恙螨5月出现，6－7月密度达高峰，9月以后逐渐减少。受气候变化影响，病原体、媒介、宿主和环境相互作用规律变动，上述恙螨的范围、时期和密度消长和分布规律发生改变。既往观察发现，我国恙虫病夏季型疫区（广东、福建、浙江和云南省等地）分布在北纬31°以南，6－8月为发病高峰；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恙螨出现时间提前，福建省出现了恙虫病春季病例^[19]。

钉螺是血吸虫病的唯一中间宿主，受温度、光照、湿度、降雨量等因素影响，钉螺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一定的地方性。研究发现，气温升高有助于钉螺的繁殖和扩散。冬春季温度升高，钉螺体内一氧化氮合成酶等发生变化，更有利于钉螺生存^[20-21]。在一定温度范围内（15.00~30.00 ℃），活螺和幼螺平均密度与温度和湿度变化呈正相关。温度对钉螺产卵量的影响极其显著，最适繁殖温度为25.00 ℃^[22]。血吸虫幼虫毛蚴活动性、在钉螺体内发育速度和尾蚴的溢出等均与温度有关。一项针对尾蚴溢出研究发现，1.00~3.00 ℃未见尾蚴逸出，5.00 ℃仅有少量逸出，20.00~25.00 ℃为适宜温度^[23]。气候变暖伴随的降雨量和湿度的变化，可能造成钉螺孳生面积扩大，使血吸虫在钉螺内生长发育的季节延长。也有研究基于温度、湿度、降雨量和日照时间等与钉螺感染率进行模型拟合，发现钉螺感染率与年平均温度呈正相关，而与年平均相对湿度、年平均降雨量及年平均日照时数无相关性^[24]。气候变化对我国主要媒介生物的影响见表 1。

表 1 气候变化对我国主要媒介生物的影响 Table 1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major disease vectors in China

表选项

登革热（dengue fever，DF）是由4种血清型登革病毒引起的一种虫媒传染病，在我国主要传播媒介为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2019年，登革热在我国13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现本地病例，严重威胁人群健康。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气候变化是全球登革热扩散的主要原因。IPCC AR5指出，登革热和气候变量在全球和区域尺度上均存在密切相关（高置信度）。温度、降雨量、光照、湿度、极端天气事件对登革热的传播有重要影响。气温升高，登革病毒的外潜伏期缩短，媒介伊蚊成蚊叮人频率增加。降雨量增多可加速媒介伊蚊的发育和繁殖。气候变化对登革热影响存在滞后效应。Bai等^[25]研究发现，温度升高将明显增加登革热传播的可能性。郑学礼和罗雷^[26]指出，当气温升高时，病毒外潜伏期缩短，蚊虫叮咬频率加快，媒介伊蚊分布区可能扩大。侯祥等^[27]发现，上月降雨天数与登革热的发生呈非线性正相关关系。气候因素驱动了广州市的登革热发病；上月最低温度、上月平均相对湿度、当月平均相对湿度与广州市登革热发生呈正相关，而当月风速、当月温度、滞后2个月降雨量与广州市登革热发生呈负相关^[28]。在台湾省南部，气象因素是登革热发生的重要决定因素，登革热确诊病例数与滞后1~2月的气象变量（温度、降雨量和相对湿度）呈阳性相关^[29]。气候变暖对降雨的分布也存在影响，有助于增加媒介伊蚊孳生地数量，导致媒介伊蚊幼虫大量繁殖，从而增加登革热暴发风险^[30]。

乙脑是由乙脑病毒引起，主要经三带喙库蚊叮咬传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近年来，乙脑发病率维持在较低水平，流行区已由西南地区（云南、贵州省及重庆市、四川省等）扩大到了西北地区（陕西、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及东北地区（辽宁省等），且成人发病率增高。乙脑发病与气象因素，如温度、湿度、降雨量等密切相关。大多数研究认为，气候变化对我国乙脑发病影响存在滞后效应。例如，在我国西南地区，滞后1个月的温度和滞后2个月的降雨增加了乙脑的发病风险^[31]。在重庆市，基于零膨胀回归模型显示气温（滞后1和3个月）与乙脑发病率呈正相关，降雨量（当月、滞后4个月）与乙脑发病率呈负相关^[32]。在山东省临沂市，当剔除了疫苗作用后，乙脑的发病与月平均温度和相对湿度呈正相关^[33]。

疟疾曾是严重威胁我国人群健康的重要媒介生物传染病。自2017年起，中国已经无本地疟疾病例，2020年中国已经完成了消除疟疾省级考核，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已向WHO提交了中国消除疟疾申请。当前防控研究的重点是输入性疟疾引起的本地传播问题，特别是来自于非洲、东南亚等疫区归国人员。IPCC AR5指出，疟疾和气象变量在区域尺度上呈正相关（高置信度）。疟疾的分布和传播与温度、降雨量、湿度、日照时数等气象因素密切相关^[34-36]。

鼠疫是人群感染鼠疫菌引起的，媒介蚤类是鼠疫菌的储存宿主，气候改变会影响蚤类数量增减，其中季节性变化带来的温湿度改变对其影响最为显著。蚤类主要通过形成菌栓来传播鼠疫，蚤类与菌栓的最适生存温度共同决定着鼠疫菌的繁殖能力，菌栓形成率及形成速度明显受气温影响^[37]。有研究表明，春天气温增加1.00 ℃会导致沙鼠鼠疫流行率增加50.00%以上^[38]。啮齿目动物更适宜在温暖、湿润的冬季和春季生存，受未来气候变化影响，鼠疫在温带区的危险性将可能增加^[39]。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现象的出现对鼠疫流行的影响更加严重，更易引发大规模的鼠疫疫情^[40]。

HFRS是由汉坦病毒引起的一种以发热、出血及肾功能受损为主要症状的自然疫源性疾病^[41]。既往研究认为，HFRS发生数量与温度、降雨量等有关。在高发季节前1~6个月内适宜的温度（10.00~25.00 ℃）和充足的降雨量（> 120 mm）是HFRS的高危因素。充足的降雨量、较高的空气湿度和适宜温度等通过影响汉坦病毒宿主数量而影响HFRS发病^[42]。此外，较高的湿度可以增强汉坦病毒在外环境的感染性和生命力，潮湿地区或半湿润地区对汉坦病毒传播有促进作用^[43-44]。平均温度、降雨量、相对湿度和植被4个因素对HFRS影响的滞后模式不同^[45]，温度对HFRS的最大滞后效应在不同气候带的表现也不相同^[46]。

SFTS是2009年我国首次发现的新发蜱媒传染病，近年来主要发生在辽宁、河南、湖北、安徽和山东省等地区。气象因素是决定我国SFT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既往研究发现，SFTS的发生主要与温度、相对湿度、降雨量、日照时数等密切相关，多呈“倒U型”分布^[47-56]，而平均气压为保护因素^[53]。

TBE是一种具有潜在致命性的人兽共患疾病，由TBE病毒引起，蜱叮咬传播。我国TBE多发于黑龙江、吉林、云南省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等地，该病发生与温度、相对湿度和降雨量呈显著正相关^[57]。在我国东北地区，TBE发病率与当月的平均气温、前1个月的累积日照时数呈正相关，与当月累积降雨量、前2个月月平均相对湿度呈负相关^[58]。

我国位于全球“恙虫病流行三角”的区域内，受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城市化和医疗水平等影响，该病在我国的分布和发病呈扩大趋势。温度、降雨量、光照和湿度等变化直接影响媒介及宿主或者通过影响植被间接影响恙虫病分布。有研究显示，恙虫病发生风险在月平均最高、平均、最低降雨量分别为600、200、12 mm时达到最大，月平均最高、平均、最低温度分别在34.00、22.00、12.00 ℃时发生风险最高，月平均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值在100~200时发生风险较高。气象因素对恙虫病发病影响呈现区域异质性。在我国北方，恙虫病高风险区分布于降雨量达400 mm、日照时间140~180 h和相对湿度在62.00%~65.00%的区域；我国南方相对湿润，有利于恙螨的定殖、扩散^[59]。气候变化通过对生境的非线性影响，改变食物来源、媒介和宿主的丰度，使得云南省恙虫病发病率随草地面积增加而先降后升，随着灌木面积增加而先升后降^[60]。上述影响过程存在潜隐期，危险因素的暴露与发病间存在滞后性，在广州市表现为温度升高1.00 ℃，本周恙虫病发生风险增加3.80%；相对湿度增加10.00%，滞后4个月发病风险增加8.50%^[61]。

血吸虫病主要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我国日本血吸虫病流行最广，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近年来随着防控力度加大，我国血吸虫病感染率持续下降，但输入性血吸虫病风险日益增加。气温、相对湿度和降雨量对血吸虫病传播风险有较大贡献。研究发现，我国血吸虫病流行于1月平均气温0 ℃以上地区，随着气温升高，0 ℃等温线向北移动，使更多人处于罹患血吸虫病风险中^[62]。我国血吸虫病传播的高风险区年降雨量在1 095~1 927 mm，最暖月平均气温19.70~29.30 ℃。气候变化对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的影响见表 2。

表 2 气候变化对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的影响 Table 2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vector-borne diseases in China

表选项

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我国媒介伊蚊适生区及登革热风险区将进一步向北、向西扩大。例如，樊景春等利用CLIMEX模型预估发现，当前我国白纹伊蚊的高度适生区集中于海南、台湾、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9个县（区）（6 085.87 km²）。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白纹伊蚊高度适生区将向西、向北扩展，如在典型浓度路径（RCP）2.6情景下（最低增温），到2050年高度适生区将达到400个县（区）（9 319.25 km²），在RCP8.5情景下（最高增温），到2050年高度适生区将达到602个县（区）（13 074.75 km²）。受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媒介伊蚊适生区变化的影响，将有更多的地区适合登革热传播。当前我国有142个县（区）的1.68亿人处于登革热高风险区，在RCP2.6情景下，2050年高风险区将覆盖344个县（区）的2.78亿人，2100年高风险区将覆盖277个县（区）的2.33亿人。RCP8.5情景下，登革热的高风险区将进一步扩大，到2100年将增加至598个县（区）的4.93亿人^[63-64]。

未来气候变化将对我国媒介按蚊适生区和疟疾风险区产生重要影响，对我国维持消除疟疾状态构成重大威胁。基于Maxent物种分布模型发现，同时考虑土地利用和城市化后，2030和2050年代暴露于4种媒介按蚊的人口可能会呈现显著的净增长^[65]。未来不同情景下不同年代的疟疾发病率呈现同样的趋势。以2004－2010年河南和安徽省205个县（区）为现场^[66]，使用遗传规划模型（GP-based model）发现，未进行防控情景下，未来疟疾发病率会显著升高，分布范围将显著增加，其中，2020年华北地区发病率将会升高19.00%~29.00%。基于广义可加模型（GAM）的预测发现，在RCP4.5和RCP 8.5情景下，间日疟和恶性疟分布范围在西北、北部、东北预计会有较高增长（> 50%），间日疟空间变化比恶性疟更加明显。2030年2个情景（RCP4.5、RCP 8.5）下间日疟将会平均增加5.50%和9.80%，恶性疟将会平均增加8.40%和6.90%；2080年代上述2个情景下间日疟将会平均增加49.80%和34.30%，恶性疟将会平均增加47.10%和79.60%^[67]。

目前大多数研究基于模型进行不同时空的预测预警研究。一项基于最大熵（MaxEnt）模型对山东省HFRS的流行区风险预测，结果表明HFRS发病高风险区预测结果与实际发病分布基本一致，效果较好。全国HFRS发病的预测结果显示华北、华东、华中及西南地区多个省份为高危地区^[68]。目前尚未发现针对HFRS的预估研究报道。

气候变暖可使钉螺的分布区扩大，对我国2030年消除血吸虫病目标构成不利影响。既往研究发现，在RCP2.6、RCP4.5和RCP8.5情景下，同基准期相比，钉螺的非适生区面积减小，而低-中适生区面积扩大，中-高适生区呈现向北方移动的趋势。杨坤等^[69]对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血吸虫病在我国传播范围与强度进行预估，发现2050和2070年代2种情景下血吸虫病分布北界出现北移，风险扩大，到2050年，血吸虫病例将增加500万例，但也有研究发现不同的结果。一项针对江苏、山东、河北等省份的研究表明，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前提下，随着纬度升高，北部地区气温升高，但是降雨量呈现减少趋势，并不能完全满足钉螺北移和血吸虫病流行向北扩展的气候条件^[70]。

随着气候变化对我国媒介生物时空分布的影响不断增加，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发生风险也随之增加，加之近年来人群的自我防护意识越来越强，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相关的防控策略措施也不断发展。

2000年以前，我国媒介生物防控策略是媒介生物综合治理（integrated vector management，IVM）。2000年以后，随着驱动我国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发生的自然和社会因素的改变，我国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的防控策略也随之改变。刘起勇指出，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是实现全球病媒控制对策2017－2030年的核心路径，该策略充分考虑了健康、生态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媒介生物综合治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实现了媒介生物的常规长效控制及媒介生物传染病风险的精准管控，在指导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从暴发应急控制向暴发风险控制的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WHO“全球病媒控制对策2017－2030”均涉及应对策略方面的内容。毕鹏^[71]认为，加强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影响的社区干预是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健康的策略之一。在安徽省，一项针对611名临床医护人员的研究表明，多部门合作，有效防控措施，提高农村保健经费投入，加强网络直报硬件建设是气候变化背景下应对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主要策略^[72]。

气候变化对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的影响与日俱增，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近年来关于气候变化对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影响的应对研究也不断深入。在监测网络建设方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牵头建立了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91个地市的“全国病媒生物监测系统”以及覆盖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地市的“全国重要病媒生物抗药性监测系统”。基于上述监测系统，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重要病媒生物监测预警系统。在干预研究方面，口岸利用大数据^[73]、物联网、地理信息系统（GIS）为核心的视频监控网等新技术手段进行了输入性病媒生物智能监控研究。在广东省，陈斌等^[74]对以“自上而下”行政干预和“自下而上”社区媒介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登革热社区参与式干预模型进行了系统研究。

我国已有少数省份针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应对策略开展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但是研究区域碎片化，国家层面尚缺乏此方面的顶层设计和充足的研究证据。未来，应进一步推动此领域的研究实施并基于取得的研究证据指导国家层面的应对策略制定，力争将应对气候变化降低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负担纳入我国的疾病防控相关的政策、策略、规范、健康规划和行动计划制定中去。

当前，我国已经针对气候变化对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的影响开展了一些研究，但是仍缺乏系统性的评估。我国病媒生物监测预警网络尚不够完善，基于多维因素开展媒介生物传染病的风险评估及预警能力较弱。因此，我国应开展气候变化对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影响的系统性、经常性的研究，特别是其对未来30~50年的长期影响，加强气候变化对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实时动态风险评估和预警体系研究，定期发布国家风险评估报告，指导我国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科学精准控制。

从研究病种来看，当前气候变化对我国媒介生物及其相关传染病影响及应对研究主要聚焦于蚊传疾病中的登革热、疟疾和乙脑，鼠传疾病中的鼠疫和HFRS以及螺传疾病中的血吸虫病。其他重要媒介生物传染病研究较少，如基孔肯雅热、西尼罗热、黑热病和钩端螺旋体病等。从研究内容来看，气候变化对鼠疫和HFRS影响预估研究不足；气候变化背景下病媒生物入侵侦检及风险研究刚刚起步，如采采蝇（Tsetse fly）和部分种类锥蝽等；应用研究相对较多，但机制研究等基础性研究明显不足；气候变化背景下媒介生物传染病社区干预及可持续控制研究不足。从研究方法来看，传统研究方法较多，但社会学、人口学、气象学、地理学、环境学等学科研究方法不足。

气候变化对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影响以及应对属于当前的研究热点。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在气候变化对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影响的风险以及应对机制方面研究起步晚、立项少、经费投入不足，对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到的鼠疫、HFRS、登革热、疟疾、黑热病、包虫病等重要虫媒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防治目标任务不利。建议我国科研项目管理部委如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等应进一步加大基金投入，确保创新成果产出，为应对气候变化降低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风险，保护人群健康方面提供依据。

气候变化对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的影响以及应对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性质，涉及多部门通力合作，对研究队伍人员的知识和能力要求高，但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十分匮乏。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系统中仅1/4的被调查人员可以较好地理解气候变化对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的影响^[75]。建议：未来应进一步拓宽人才培养途径，不断加强该领域的高端人才、“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将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到该领域战略发展的高度，确保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群健康工作的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我国应加强经费投入和人才队伍建设，做好气候变化对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影响以及应对策略研究的顶层设计，做好系统性的风险评估、预测预警、防控策略规划和干预措施研究，为有效应对气候敏感媒介生物传染病新挑战，保护脆弱人群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提供持续创新的精准策略和措施。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