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绸之路”是横贯欧亚大陆的重要商贸交通线，在历史上促进了欧洲、亚洲、非洲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为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疾病的蔓延提供了传播渠道。研究表明，炭疽、麻风和鼠疫3次世界性大流行均是沿“丝绸之路”传播的^[1]。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后，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积极响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发挥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视窗的作用，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随着国际交流的日新月异，鼠疫传播的概率也在不断增加。如何加强新疆鼠疫防控，促进沿线国家交流合作，建立有效信息共享平台和长效预警、应急机制，对于推动“健康丝绸之路”，提高沿线国家健康卫生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1世纪以来，中央先后部署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西部地区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丝绸之路”复兴的前景日渐清晰。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外局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3]，“丝绸之路”是指古代连接亚洲、非洲、欧洲的商业贸易和民族交流迁徙的大通道。我国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始国，境内有南北2条线，1条经新疆通往中亚、欧洲和远东其他国家，1条经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唐蕃古道）通往印度、尼泊尔等国家。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合作，是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的伟大事业。新疆承东启西，与中亚、南亚和欧洲国家接壤，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新疆被确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让新疆从过去内陆的“口袋底”一跃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门户，使新疆由一个向西的物流通道变成“一带一路”上重要的物流集散地和交通枢纽，如此重要的战略定位对新疆的长足发展来说是重大历史机遇。

自2003年的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之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接连不断，西非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征、巴西寨卡病毒病、马达加斯加鼠疫等疫情的暴发给各国政府敲响了警钟，传染病的肆虐已经成为各国所面临的重大公共安全问题^[4]。如何推动“健康丝绸之路”，完善监测网络体系，加强居民健康教育，促进沿线国家在重大传染病方面的监测、防控及突发事件卫生应急方面的协调合作，构建“一带一路”健康命运共同体，是我们每一位疾病控制人员为“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所必须肩负的责任。

“一带一路”建设在给沿途国家带来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为传染病的远距离传播和蔓延提供了便捷渠道，比较基因组学研究表明，古代的鼠疫、炭疽和麻风就是沿着“丝绸之路”传播的，通过对不同来源鼠疫耶尔森菌（鼠疫菌）基因组的测序研究进一步证明鼠疫很可能起源于中国及其邻近地区并传播到远东及欧洲等国家，“丝绸之路”在古代鼠疫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5-7]，“丝绸之路”沿线与我国新疆接壤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和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及蒙古国均为鼠疫自然疫源地，有的甚至与新疆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相接壤，如中亚山地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帕米尔与阿莱山地鼠疫自然疫源地东部均与我国帕米尔高原鼠疫疫源地相接，纳伦河下游鼠疫疫源地与我国新疆阿合奇天山鼠疫疫源地相融合，中亚荒漠鼠疫自然疫源地哈萨克斯坦国巴尔喀什湖荒漠的鼠疫疫情连续不断，20世纪30年代曾波及到离我国边境32 km的潘菲洛夫荒漠，时有人间疫情发生^[8-9]。这些客观因素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所面临的潜在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对我国居民的健康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新疆特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在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其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应引起高度重视。

鼠疫是由鼠疫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以发病急、传播快、病死率高、传染性强为特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也是唯一一种改变了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的传染病。自90年代以来，全球鼠疫防控形势日益严峻，随着国际铁路、海运及航线的开通，能源输出、货运物流、人文旅游等交流的日益频繁，鼠疫染疫动物及其制品从鼠疫疫源地向非鼠疫疫源地和人口稠密地区远距离运输的概率随之增加，加大了鼠疫疫源地以外地区突发鼠疫疫情的风险^[10-11]。历史上曾经有3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图 1），分别是公元6世纪的“汝斯丁（Justinian）瘟疫”、14-17世纪的“黑死病”和19-20世纪的鼠疫，曾导致数亿人丧生^[12]。

图 1 3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传播路线示意图（中国人间鼠疫）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plague transmission routes in three worldwide plague pandemics (Human plague in China)

图选项

我国是世界上鼠疫疫源地分布最广、类型最复杂的国家，截止2017年，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布于19个省（自治区）319个县（市、旗），疫源地面积达1 560 300 km²，已判定的自然染疫动物有91种之多^[13-14]。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前的305年中，我国共流行鼠疫179年次，死亡人数达240万例^[15]。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是我国极具开发前景的地区之一，但也是地方病肆虐的重灾区。新中国成立前有文献记载的新疆人间鼠疫流行就有12起，新疆最早的人间鼠疫流行记述见于1894年的《鼠疫概论》^[16]。据1917年的《新疆游记》记载^[17]，l912-1913年发生在和田、于田和洛浦3个县的1起死亡人数超过10万例的瘟疫大流行即为鼠疫。

新疆现有的鼠疫自然疫源地面积达330 000 km²，其中包括4种不同类型的山地鼠疫自然疫源地，面积约167 000 km²，2005年发现的准噶尔盆地大沙鼠（Rhombomys opimus）鼠疫自然疫源地面积约为160 000 km^2[18]。近年来由于禁猎和环保工作的深入，鼠疫疫源地内宿主动物的密度有所上升，鼠疫菌的检出率也较高，连续多年的监测数据证实，疫区内动物间鼠疫流行呈增强趋势，其潜在的危险性对新疆的经济建设，尤其是“丝绸之路”建设等重大战略部署的实施带来极大隐患。

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深入推进，居民生活水平和交通条件有了很大改观，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自驾游等旅游产业不断兴起，进入疫区的流动人员逐年上升，接触染疫动物的机会大大增加，这将加大人间鼠疫发生和蔓延的风险。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疆的鼠防专业队伍曾是全国最强的阵容之一，但是随着鼠疫防控老专家的相继退休和社会的发展，出现鼠防人才断层，队伍不稳的局面，很多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不愿投身到这种条件艰苦、经常出野外工作的鼠疫防控事业中来，多数基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编制短缺，专门从事鼠疫防控工作的人员少，导致目前新疆的鼠疫防控专业能力和技术水平不高。

鼠疫疫源地内的人间鼠疫首发病例大都是直接接触染疫动物或由带鼠疫菌的跳蚤叮咬所引发的腺鼠疫，若未得到及时诊治，腺鼠疫就会很快转为病程短、传播迅速的继发性肺鼠疫。在人间鼠疫传播中染疫旱獭扮演了重要角色，旱獭本身不会主动与人接近，若不人为捕猎、剥食或袭击旱獭，人间鼠疫少有发生，但由于经济利益驱使，仍存在捕猎旱獭现象，致使我国鼠疫病例大多因捕猎、剥食旱獭而被感染^[19]。值得一提的是，动物捕猎管理和旱獭皮检疫的权限分别在林业和动物检疫部门，使得鼠疫防治的“三不三报”制度落实不彻底。

我国鼠疫自然疫源地面积大且大都分布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新疆是我国鼠疫自然疫源地面积最大的地区之一，疫源地类型多样，均分布在高山、荒漠地带。鼠疫防治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鼠防人员工作条件艰苦，而且工资待遇较低，专业人员流失严重，近年来鼠疫防控经费还在不断减少，导致部分正常工作无法深入开展。

新疆全区有10个地（州、市）的23个鼠疫自然疫源县（市、区），设立了26个固定监测点（含2个兵团监测点）和3~5个流动监测点开展鼠疫监测工作，其中包括5个国家级鼠疫监测点（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呼图壁县、吉木萨尔县和精河县）。为了强化鼠疫监测关口前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国家鼠疫控制应急预案》和《全国鼠疫监测方案》，结合新疆鼠疫防治工作实际制定《新疆鼠疫监测方案》。以人间鼠疫监测为重点，通过建立鼠疫监测三级网络，实行“首诊医生责任制”，加强鼠疫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等工作，做到尽早发现疫情，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在动物间鼠疫监测中，开展宿主动物监测、媒介监测、病原学检测、血清学检测、风险评估及预警等监测工作。

根据新疆实际情况，及时修订鼠疫等重大突发传染病疫情应急预案，成立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建立长效应急机制；定期开展培训及现场演练等工作，进一步提高监测人员理论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和信息管理，确保储备物资的更新和轮储保持动态平衡。

通过发放宣传单、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式，以“三不三报”制度为主要内容对进入疫区的牧民、采矿民工、流动人员等开展鼠疫防控知识宣传；在鼠疫自然疫源地设立警示牌，凡在鼠疫高发季节进入旅游景点或入住旅游景点宾馆的游客均由经营单位随门票或房卡免费配发预防鼠疫知识宣传卡片；强化鼠疫三级监测网络的作用，调动乡村医生和基层卫生人员的积极性，发挥他们不可替代的优势作用，增强居民和医护人员的自我防护意识，及时向社会发布应急相关知识，提高公众风险防范意识^[20]。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新疆已经形成沿边、沿桥和沿交通干线向国际及我国内地拓展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成为亚欧大陆桥重要枢纽。与我国新疆接壤的“丝绸之路”沿线的很多国家均为鼠疫自然疫源地，国境卫生检疫部门要与卫生防疫部门、境外检疫部门建立信息沟通机制，紧密合作，加强对出入境物流、人流、交通工具等的监管工作，确保将鼠疫等传染病拒之于国门之外^[21-22]。

“一带一路”战略在沿线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国正在展开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23]。目前已有中国科学院流感研究与预警中心、新疆大学、泰山医学院与俄罗斯联邦预算研究院实验和临床医学研究所在北京签订“禽流感和突发新发病原监测研究合作框架协议”。如果我们能主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鼠疫等传染病项目合作，通过专业领域机构间合作、科研学术交流、鼠疫联防联控等工作，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和预警机制，形成完善的鼠疫防控网络，提高与周边及沿线国家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必将得到沿线国家的拥护，形成“健康外交”、“民生外交”、“绿色外交”和“科教援助与经济回报”相互促进的新局面，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一条健康和谐之路^[24-25]。

鼠疫防治领域急需解决的课题很多，但由于科研队伍不稳、专业水平不高，致使无法申报鼠疫防治工作中重大且有可能突破的科研课题。今后要结合新疆鼠疫防治工作需要，积极开展研究，建立鼠疫分子生物学快速检测技术平台、病原微生物追踪溯源技术平台、鼠疫预测预警数据分析平台等项目。为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激发年轻科技人员开展科研工作的积极性，设立重点学科建设和青年科技项目，健全科研项目管理机制，以科研带动人才建设、促进新疆疾控事业的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我国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的跨区域经济合作的创新模式，是新时代对古老“丝绸之路”的复兴计划。推进“一带一路”传染病防控领域合作，做好鼠疫潜在风险防范预案，建立沿线国家鼠疫防治合作机制，加强新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鼠疫防治领域沟通，创新与周边国家远程信息共享，为全面深化“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