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的虫媒病毒性疾病，可传播登革热的媒介伊蚊有多种，但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仍是大部分流行区的主要传播媒介^[1]。在经贸活动频繁、边境旅游增多和气候变暖等因素影响下，随着与云南省接壤的缅甸、老挝等登革热流行区的疫情越来越严峻^[2-3]，云南省临沧、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州）等多地均暴发了多起登革热本地疫情^[4-6]。2013年云南省景洪市首次暴发登革热疫情，病例高达1 253例，2015年该市再次出现登革热本地暴发病例，共报告1 054例。2015年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耿马县）首次暴发登革热疫情，报告病例196例，2017年报告296例。当地登革热媒介监测资料显示，耿马县孟定镇和景洪市城区以埃及伊蚊为主^[7]。这两地在登革热疫情暴发时主要采用化学防治方法迅速杀灭成蚊来控制登革热疫情。杀虫剂的大量使用、滥用以及操作方法的不规范，导致伊蚊对杀虫剂产生抗药性并严重影响伊蚊控制效果。

师灿南^[8]2015年对景洪市城区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Ae. albopictus）做过相关抗药性研究，王建羽等^[9]2016年在耿马县孟定镇开展了埃及伊蚊成蚊对6种杀虫剂的抗药性调查，两者均得出埃及伊蚊对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为进一步了解云南省登革热重点地区埃及伊蚊抗药性动态，2017年笔者在云南省景洪市城区和耿马县孟定镇开展了埃及伊蚊对11种杀虫剂的抗药性调查，为登革热媒介控制及抗药性综合治理提供基础科学依据。

2017年8-9月，在云南省景洪市城区和耿马县孟定镇采集埃及伊蚊幼虫和蛹（均采自登革热疫点及其周围室内外的花瓶、水桶、泡菜坛、饮水机水槽、轮胎及其他废弃容器等）。羽化和鉴定后^[10]，饲喂鼠血（小白鼠，产地为思茅市），繁殖至子一代（F1），用F1代3~5 d雌成蚊进行杀虫剂敏感性测定。

3.20%氯菊酯、0.08%氯氟氰菊酯、0.23%顺式氯氰菊酯、0.20%溴氰菊酯、0.27%高效氯氰菊酯、0.25%马拉硫磷、0.25%杀螟硫磷、0.03%残杀威、4.00%滴滴涕（DDT）、0.02%恶虫威和0.06%氟虫腈，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提供（药膜滤纸批号：20170618）。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成蚊滤纸接触筒法进行测定^[11]。将试虫移入装有杀虫剂药膜滤纸的接触筒中，接触筒直立，观察蚊虫击倒情况。每筒测定试虫20~30只，每种杀虫剂重复测试4筒，同时设立空白对照，观察并记录首只蚊虫被击倒时间和10、15、20、30、40、50、60 min时的蚊虫击倒数。待测蚊虫接触供试杀虫剂60 min后，将接触过杀虫剂的待测蚊虫移入恢复筒内，恢复筒置于（26±1）℃，光照周期（L : D）=14 h : 10 h，相对湿度为（75±5）%的环境中，且饲以10%葡萄糖水，24 h后记录蚊虫死亡数并计算死亡率。若对照组死亡率＞20%，则实验失败，重新实验；若对照组死亡率为5%~20%，则用Abbott公式校正死亡率^[12]。

计算蚊虫接触10、15、20、30、40、50和60 min时的击倒率，并采用SPSS 20.0软件中的probit法，统计并得出半数击倒时间（KT₅₀）^[13]。根据WHO抗药性评价标准确定蚊虫抗药性级别^[14]，死亡率≥98.0%为敏感群体（S），死亡率80.0%~97.9%为可能抗性群体（M），死亡率＜80.0%为抗性群体（R）。

景洪市城区埃及伊蚊接触氯菊酯、氯氟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溴氰菊酯、顺式氯氰菊酯、马拉硫磷、杀螟硫磷、恶虫威、残杀威、氟虫腈和DDT后，首只击倒时间最短分别为32、40、20、13、16、50、49、20、19、58和＞60 min；接触60 min后，击倒率分别为4.59%、9.80%、58.51%、63.98%、58.06%、3.03%、5.63%、94.86%、98.67%、0.59%和0；24 h校正死亡率分别为0.92%、0、3.19%、91.40%、20.43%、85.86%、100%、97.71%、96.67%、99.41%和1.96%；KT₅₀分别为＞60、＞60、53.83、45.39、48.25、＞60、＞60、36.34、32.13、＞60 min和KT₅₀无法计算。景洪市城区埃及伊蚊对氯菊酯、氯氟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顺式氯氰菊酯和DDT均产生抗药性；对溴氰菊酯、马拉硫磷、恶虫威和残杀威为可能抗性；对杀螟硫磷和氟虫腈仍敏感（表 1）。

表 1 2017年景洪市城区和耿马县孟定镇埃及伊蚊对11种杀虫剂的抗药性测定结果

表选项

2015和2017年景洪市均采用高效氯氰菊酯、溴氰菊酯、顺式氯氰菊酯和氯菊酯进行抗药性测定，2年的校正死亡率高效氯氰菊酯为42.42%（28/66）和3.19%（3/94），溴氰菊酯为85.44%（88/103）和91.40%（170/186），顺式氯氰菊酯为24.58%（44/179）和20.43%（19/93），氯菊酯为5.31%（6/113）和0.92%（1/109）。

孟定镇埃及伊蚊接触氯菊酯、氯氟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溴氰菊酯、顺式氯氰菊酯、马拉硫磷、杀螟硫磷、恶虫威、残杀威、氟虫腈和DDT后，首只击倒时间最短分别为15、22、13、7、11、52、42、21、21、36和45 min；接触60 min后，校正击倒率分别为13.57%、22.56%、96.45%、100%、100%、1.32%、1.33%、100%、95.06%、1.73%和0；24 h校正死亡率分别为1.43%、3.01%、11.35%、60.27%、5.96%、100%、100%、100%、95.68%、95.95%和0.74%；KT₅₀分别为＞60、＞60、26.48、16.35、22.67、＞60、＞60、35.03、40.17、＞60 min和KT₅₀无法计算。孟定镇埃及伊蚊对氯菊酯、氯氟氰菊酯、顺式氯氰菊酯、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和DDT均产生抗药性；对氟虫腈和残杀威为可能抗性；对马拉硫磷、杀螟硫磷和恶虫威均敏感（表 1）。

景洪市城区和耿马县孟定镇埃及伊蚊成蚊对11种杀虫剂的抗药性测定结果显示，两地埃及伊蚊成蚊均对氯菊酯、氯氟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溴氰菊酯、顺式氯氰菊酯和DDT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这一结果可能与当地使用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较多有关（与两地近年来喷洒记录资料一致）。2015和2017年景洪市均采用高效氯氰菊酯、溴氰菊酯、顺式氯氰菊酯和氯菊酯进行抗药性测定^[8]，对其死亡率进行χ²检验，高效氯氰菊酯2015与2017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8.207，P=0.000），溴氰菊酯、顺式氯氰菊酯和氯菊酯2015和2017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2.460，P=0.117；χ²=0.593，P=0.441；χ²=3.505，P=0.061），还不能认为2015和2017年抗药性结果有差异，故可认为2015-2017年景洪市埃及伊蚊对菊酯类杀虫剂的抗药性变化不大。

景洪市城区埃及伊蚊对马拉硫磷、恶虫威和残杀威为可能抗性；对杀螟硫磷和氟虫腈仍敏感。孟定镇埃及伊蚊对氟虫腈和残杀威为可能抗性；对马拉硫磷、杀螟硫磷和恶虫威均敏感。景洪市和耿马县孟定镇埃及伊蚊成蚊对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结果为可能抗性或敏感，可能与这两类杀虫剂在我国使用时间短，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后逐渐被其所替代有关^[15]。本研究中两地埃及伊蚊成蚊均对DDT呈现抗性，其原因可能是50年代DDT已被广泛用于蚊虫防控中，在采集伊蚊时已产生抗性，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有关登革热媒介伊蚊的抗药性问题各地均有报道^[16-17]，云南省登革热重点地区之一的瑞丽市埃及伊蚊的抗药性结果与本次调查结果基本一致^[18]。此外，越南、缅甸等地埃及伊蚊对菊酯类杀虫剂同样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19-20]。孟凤霞等^[21]在登革热综合治理中也提到，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均对菊酯类杀虫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药性，且埃及伊蚊的抗药性水平略高于白纹伊蚊。

云南省登革热重点地区（德宏州、临沧市和西双版纳州）在控制登革热疫情时，常年使用菊酯类杀虫剂作为成蚊速杀的主要措施，这也导致了各地登革热媒介伊蚊抗药性的产生。本次调查采集的幼虫和蛹均来自疫点，可较真实地反映当地埃及伊蚊的整体抗药性情况，其结果可为今后制定抗药性治理措施，提高登革热媒介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在今后的登革热防控中，应停用或者限制使用已经产生抗性的杀虫剂，因地制宜、轮换或混合使用不同类型的杀虫剂。对于可能存在抗性的杀虫剂，应采用生化方法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做进一步实验验证^[22]。同时，积极开展以清除蚊虫孳生地为主的爱国卫生运动，及时清理各类积水、垃圾以及卫生死角，科学开展防蚊、灭蚊工作，切实降低蚊媒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