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媒生物不仅叮刺吸血对人、畜造成危害, 而且是多种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和贮存宿主, 同时又是生化武器的重要载体, 如鼠疫、霍乱、炭疽等。近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 媒介生物及携带的病原体通过口岸、边境借各类交通工具跨国界迁入窜出、传播扩散。自2009年以来, 在中国-哈萨克斯坦边境(中哈边境)地区不断发现病媒生物及其携带的病原体入侵, 对人类健康、安全、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中哈边境主要由都拉塔、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吉木乃等口岸和对应的哈萨克斯坦国口岸构成, 边境线全长约1 700 km, 均与哈萨克斯坦东部、巴尔喀什湖的东南部大沙鼠(Rhombomys opimus)鼠疫自然疫源地毗邻^[1], 是我国中哈边境地区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第12种类型的大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2-4], 该地区也是鼠、蚤、蜱等各类媒介生物的高发分布区, 不仅面临鼠疫的外源性传入, 还面临周边沿线内源性传入传出的双重威胁和挑战。为识别、预警、监控和防范病媒生物及其携带病原体跨境传入传出引起的疫病疫情扩散流行, 在中哈边境地区对截获入侵的、两国间共有的病媒生物种类、检出的病原体结果及监控措施探讨如下。

2009-2018年, 在中哈边境创建5道病媒生物监控防线, 由都拉塔、霍尔果斯、巴克图、吉木乃、阿拉山口口岸入出境通道截获入侵的病媒生物及鼠疫指示动物的送检材料, 并在两国边境线、界碑、铁丝网处布夹捕获宿主动物并采集其寄生物。

对截获、捕获的各类病媒生物均单只装袋, 采集其体外寄生物, 镜下分类鉴定, 对疑难标本、新种鉴定参照文献[5-7], 制成玻片标本核实复判。

检测鼠、蚤、蜱携带的病原体[伯氏疏螺旋体、鼠疫耶尔森菌(鼠疫菌)、汉坦病毒]; 试剂:Qiagen RNA提取试剂盒, Progema反转录试剂盒, Qiagen DNA提取试剂盒, TaKaRa One Step RT-PCR Kit, ABI Agpath-IDIM One-Step RT-PCR。

抽取宿主动物血液、脏器悬液进行血清学检测, 提取鼠、蚤、蜱中基因组DNA和RNA的过程:参见CTC-SOP-004-2012, 经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RT-PCR)扩增病原体基因片段; 将扩增片段克隆后测序, 确定病原体的阳性及基因型, 采用DNAMan与BLAST分析, 利用MEGA 6.0软件构建分子遗传进化树。参照标准:(1)伯氏疏螺旋体、森林脑炎病毒检测参照SN/T3395-2012。(2)鼠疫菌、汉坦病毒检测参照SN/T2616-2010。(3)新疆出血热病毒检测参照SN/T2948-2011。

2009-2018年, 中哈边境口岸在入出境通道对交通工具进行检疫查验中发现截获的病媒生物及鼠疫指示动物共计67批27种(表 1), 送检的种类如下。

表 1 中哈边境入出境通道第1道防线截获的病媒生物及鼠疫指示动物调查结果(2009-2018年)

表选项

在入境交通工具、集装箱中截获鼠类12批2科3属5种11只, 其中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 4只, 小家鼠(Mus musculus) 3只, 大沙鼠2只, 鼩鼱(Soricidae araneus)及普通田鼠(Microtus arvalis)各1只。

在入侵截获活及死的犬、猫、沙狐体上采集蚤类3种, 其中猫栉首蚤指名亚种(Ctencoephalides felis felis) 261匹, 人蚤(Pulex irritans) 1匹, 犬栉首蚤(C. canis) 5匹。

在入境进口牛皮中采到蜱3种241只, 有亚洲璃眼蜱(Hyalomma asiaticom)、残缘璃眼蜱(Hy. detritun)和盾糙璃眼蜱(Hy. scupense)。

在入境集装箱中采到美洲大蠊(Periplaneta americana) 1批1只, 侧缘佘氏蠊(Shelfordella lateralis) 1批13只。

捕获普通蝙蝠(Vespertilio murinus)1批1只, 沙狐(Vulpes corsac) 1批1只。

有鸡、鸭、鸽子10批共9只。

有死及活的犬、猫、兔类27批30只。

有羊、骆驼及牛骨、动物皮、脏器、尸体类11批6种。

在两国边境线调查显示, 在边境可见对方成片的鼠洞, 大沙鼠通过两国间仅有的铁丝网、界碑自由地迁入窜出, 对捕获鼠及其体表寄生物进行检测、鉴定, 大部分均与国内种类相同。

共捕获小型哺乳类动物12种2 665只, 其中大沙鼠1 203只, 红尾沙鼠(Meriones erythrourus)809只, 褐家鼠207只, 小家鼠320只, 灰仓鼠(Cricetulus migratorius)63只, 西伯利亚五趾跳鼠(Allactaga sibirica)16只, 小五趾跳鼠(A. elater)15只, 鼩鼱12只, 沙狐2只, 虎鼬(Vormela peregusna)13只, 蝙蝠(Vespertilio murinus)2只, 蒙古兔(Lepus tolai)3只。

共采集蚤12种28 924匹, 其中臀突客蚤(Xenopsylla minax)23 800匹, 长吻角头蚤(Echidnophaga oschanini)1 260匹, 秃病蚤指名亚种〔Nosopsyllus (Gerbillophilus) laeviceps laeviceps〕1 659匹, 后弯怪蚤(Paradoxopsyllus repandus)269匹, 叶状切唇蚤突高亚种(Coptopsylla lamellifer ardua)498匹, 真凶中蚤精河亚种(Mesopsylla eucta shikho)76匹, 修长栉眼蚤指名亚种〔Ctenophthalmus(Paractenophthalmus)dolichus〕95匹, 同形客蚤指名亚种(Xenopsylla conformis conformis)560匹, 宽臂纤蚤(Rhadinopsylla cedestis)473匹, 人蚤51匹, 犬栉首蚤3匹, 猫栉首蚤指名亚种180匹。

捕获蜱3种, 其中亚洲璃眼蜱1 523只, 残缘璃眼蜱197只, 盾糙璃眼蜱60只^[8]。

2014年11月在中哈边境界碑线捕获虎鼬1只, 在其体表采集人蚤51匹, 在捕获的赤狐体上采到犬栉首蚤3匹, 均为口岸开放以来发现的新种。2017年6月在中哈边境界碑线及哨卡布放620夹, 捕获鼠类34只, 经鉴定哨卡褐家鼠3只, 红尾沙鼠2只, 大沙鼠27只, 灰仓鼠2只, 鼠密度为5.48%。采集鼠体表寄生物, 染蚤、染蜱鼠9只, 采集寄生物164只(匹), 经鉴定分别为臀突客蚤125匹, 秃病蚤指名亚种17匹, 长吻角头蚤6匹, 若蜱16只。在红尾沙鼠和大沙鼠中检出3份多房棘球蚴, 感染率为8.6%。

自2005年以来首次在中哈边境地区的宿主动物大沙鼠及其体表、洞干游离蚤中检出鼠疫菌7份, 其中鼠疫F1抗原7份、抗体阳性样本37份, 多房棘球蚴56份^[9]。

自2015年以来对采集的中哈边境两国共有的、入侵的媒介生物, 除采用血清学、细菌分离法进行鼠疫F1抗体、抗原血清学检测外, 对炭疽杆菌、布鲁氏菌、土拉弗朗西斯菌等20余种病原体用快速检测试剂筛查外, 还采用PCR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 在中哈边境共有的鼠、蚤、蜱病媒生物中选取部分样品进行病原体检测, 先后从鼠中首次检出伯氏疏螺旋体30份、汉城型汉坦病毒(SEOV)24份、博卡病毒2份、嗜吞噬细胞无形体3份; 在蚤类中检出斑点热群立克次体、巴尔通体、Q热立克次体、立克次体; 在蜱中检出伯氏疏螺旋体、贝氏柯克斯体、巴贝西虫、弗朗西斯菌样、斑点热群立克次体、Q热立克次体; 在蚊中检出沃尔巴克氏体, 在4种宿主中检出13种病原体546份阳性样品(表 2)。并对阳性产物克隆后测序、DNAMan与BLAST分析, 利用MEGA 6.0软件构建分子遗传进化树。其中2015年以来先后从5种鼠108份鼠肝脏样本中检测到伯氏疏螺旋体核酸阳性样本30份, 阳性率为27.8%, 阳性样本序列的同源性为99.1%~100%, 系统进化分析证实阳性样本均为伯氏疏螺旋体型, 属于较少报道的型别。证明在中哈边境口岸地区鼠类中携带有莱姆病病原体。从臀突客蚤、叶状切唇蚤突高亚种和后弯怪蚤均检测到巴尔通体DNA片段。通过测序得到3株不同基因的巴尔通体序列, gltA、ITS和ribC的DNAMan同源性分别为93.6%、52.5%和86.7%。BLAST比对和进化树分析结果与Bartonella sp. AL01、02、04相同。95份小兽样本经PCR检测及测序发现阳性样本24份(其中大沙鼠11份, 红尾沙鼠、子午沙鼠和柽柳沙鼠各4份, 灰仓鼠1份), 阳性率为25.3%。经DNAMan比对分析发现5个不同汉坦病毒基因型, 同源性为98.4%;BLAST序列分析均与GenBank数据库中已登录的SEOV同源性达98.1%~98.3%。遗传进化树显示, 与汉城型DPRK08聚为一支^[10-16]。

表 2 中哈边境口岸病媒生物携带病原体检测结果(2015-2018年)

表选项

在截获的66批27种媒介生物及鼠疫指示动物、中哈边境共有的媒介生物中检出13种病原体546份阳性样品, 究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因素所致:①人为故意因素, 如骆驼尸体在入境货车中、大沙鼠尸体在货车蹬车踏板上; ②有随货物混装的可能, 如鼠、禽类等; ③有当地病媒生物迁入交通工具随货物入侵的可能, 如蚤、蜱、螨、鼠类等。

几年来, 外来媒介生物借交通工具及各类载体迁入后成为输入性新种, 有的未能发现的媒介生物入侵后在宿主动物体中寄生、繁殖, 逐渐形成种群, 有的动物尸体也可能携带某些病原体造成传播, 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目前口岸开放近20余年来, 已造成或产生的隐患和后果有4种特征。

入侵新种为美洲大蠊^[17]和侧缘佘氏蠊2种, 为2018年8-9月在我国新疆阿拉山口首次发现; 印鼠客蚤(Xenopsylla cheopis)为新疆新纪录^[18], 该种于2007年又形成种群^[19], 其他如沙狐、蝙蝠等野生动物、野栖鸟、家禽类均为罕见稀有入侵种, 亚洲璃眼蜱、残缘璃眼蜱、盾糙璃眼蜱、人蚤、犬栉首蚤、猫栉首蚤指名亚种不仅为国内优势种, 也是国外入侵种。除这些种类检出的病原体外, 对禽类、大型动物类是否携带H5N1型禽流感病毒、裂谷热病毒、炭疽杆菌、中东呼吸综合征新型冠状病毒等病原体应引起高度关注。

褐家鼠自传入后, 1993年形成种群^[20], 以后又逐步向口岸周边扩散, 这些宿主与寄生物在两国边界自由迁入窜出, 更进一步证实褐家鼠已迁入到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线区的界碑、哨卡, 是两国边界区共有的鼠种, 其所携带的印鼠客蚤不仅为新疆新纪录种, 并于2007年形成种群, 染蚤率高达21.6%, 蚤指数为2.0。

入侵的媒介种类不仅繁杂而且数量多, 如多次截获的大沙鼠尸体借交通工具入侵, 该宿主动物是我国于2005年首次发现并确认的第12种类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主要优势鼠种, 也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5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重要鼠疫宿主动物, 中哈边境存在鼠疫传入的各种风险因素^[21]。普通田鼠自2007年首次发现输入后, 又在2014、2015和2017年均发现有输入。这些媒介生物除已检出的病原体外, 还可能携带未检测到或不明的其他病原体, 成为给社会造成不安定的潜在因素。

自1992年褐家鼠输入并于1993年形成种群, 2005年发现大沙鼠鼠疫, 为消灭鼠害, 上级政府对有关主管部门每年投资近60万元, 加上其他各单位用于灭鼠、人工、材料等经费, 13年来累计至少2 000万元。据不完全调查, 在口岸居民中患有包虫病及术后后遗症者不少于3例, 在新疆传染病医院住院治疗患者每年至少有上百病例, 给社会及人民造成巨大的危害和损失。近年来在创建5道监控防线中阻止病媒生物入侵虽有成效, 但仍需深入完善与探讨。

目前随着中亚5国、俄罗斯、蒙古等国边境贸易的不断扩大, 交通工具、货物夹带各类媒介生物携带病原体跨境入侵的现状越发严重, 针对上述入侵因素所造成的损失, 必须筑牢边境口岸对外来病媒生物跨境入侵传播的监控防线^[22]。首先在入出境通道构建的第1道监控防线中, 要求执法检疫查验人员:(1)强化违法必治意识, 对质量失信违法企业建立退运、安全违法黑名单档案, 建立安全失信违法行为的联合惩戒机制。(2)建立两国检疫机构双方对接沟通协商与互助协查机制, 推动跨境监管合作。(3)建立事前监管检疫前移、风险处置手段, 以杜绝和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4)不断提升对口岸出入境交通工具、集装箱、货物、人员夹带有害物传入的检疫查验、监测质量、采样技术等执法水平, 发现可疑材料应建立必采样必送检制度, 对特殊、可疑人群要重点监测, 对疑似人员应采样送检。提高发现率、检出率、截获率、识别率, 掌握输入性病媒生物种类、密度等, 建立医学媒介生物跨境传播风险监控信息预警和风险研判制度。(5)实验室应掌握高通量分子生物、血清学等方法的鉴定、检测技术, 开展多种广泛的病原谱检测筛查手段, 对截获入侵病媒生物种类建立必检制度。

为弥补第1道防线的不足, 需要在开放口岸的城区、郊区、野外分别构建第2~4道病媒生物监控防线, 建议相关部门要在第2、3道监控防线, 全面、统一、科学的开展媒介监控, 划分灭鼠等媒介责任承包区, 制订标准, 完善效果评价, 落实奖惩制度, 在口岸居民办公社区建立监测点, 随时关注疫情动态, 宣传、动员群众及时报告可疑问题, 达到早发现病媒生物及人间疫情, 防止突发疫情的发生、传播和流行。在城区、郊区、野外建立第4道监控防线, 随时关注野外疫情传入城区、郊区的动态变化。在边境区创建第5道监控防线, 针对中哈边境共同存在的迁入窜出的鼠种及寄生物进行种类、密度监测及携带病原体的检测。采取灭鼠、灭蚤措施, 保护两国边境居民及驻边战士、军用通信电缆设施安全, 筑牢中哈边境病媒生物监控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