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媒介生物传染病占全球传染病构成比达17%以上。该类疾病中的绝大多数尚无有效疫苗和防治药物，媒介生物防控依然是控制该类疾病的关键^[1]。随着时间不断推移，我国媒介生物控制策略及理念经历了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的依托爱国卫生运动的媒介生物防控策略措施，到改革开放后的“媒介生物综合治理”策略^[2]，直至目前的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3-4]等历史阶段。在不同历史时期媒介生物防控策略的科学指导以及几代媒介生物防控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就，少数媒介生物传染病已被成功消灭，如丝虫病；部分媒介生物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如鼠疫和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等，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理念影响力不断提升。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5]，人员贸易往来愈加频繁，媒介生物传染病依然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6]，我国登革热本地病例发生范围已经北扩至山东省济宁市，基孔肯雅热本地病例和输入性寨卡病毒病时有发生^[7-8]，西尼罗热传播风险存在^[9-10]，输入性疟疾不断发现^[11]，对我国消除疟疾政治承诺构成了挑战。本文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媒介生物防控策略措施及其对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控制的成就进行述评，对未来我国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防控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探讨并提出防控建议。

媒介生物及其传播疾病对我国居民的危害由来已久，我国人民在与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20世纪40年代我国每年约有3.5亿人处于疟疾感染风险，每年约有3 000万例疟疾病例^[12]。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媒介生物防治基础十分薄弱，媒介生物传染病如鼠疫、斑疹伤寒、疟疾、黑热病、丝虫病和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等肆虐，1952年全国疟疾发病率曾高达548.23/10万，构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除害防病工作，1949年提出了“贯彻‘预防为主’工作方针，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历来是疟疾高流行区，被称为“瘴疠之区”，1950年全州有50多万例疟疾患者，通过大搞“除四害”讲卫生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疟疾发病率下降了90%以上。1952年，美帝国主义对朝鲜发动了细菌战，毛泽东同志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为取得反细菌战的胜利，全国开展了“除四害”运动，主要措施包括清除垃圾、疏通沟渠、填平洼地、改善饮水、处理粪便、捕鼠、灭蝇、灭蚊、灭蚤和灭臭虫等。细菌战的应对间接地推动了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发展，该运动后被称为“爱国卫生运动”^[13]。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半年内全国各地就清除了各类垃圾7 400余万担，疏通渠道28万km，改建厕所490万个，改建水井130万眼，还填平了大量的污水坑塘，城乡卫生面貌大幅改善。媒介生物控制方面，灭鼠4 400多万只，消灭蚊、蝇和蚤共100多万公斤。1957年11月，重庆市成立了除四害委员会，采用毒（饵）、打（鼠夹）、熏（硫磺熏下水道）三管齐下的方法，共消灭鼠类590多万只。同期，鼠疫发病率由1950年的0.68/10万下降到1952年的0.15/10万，HFRS的发病率由0.004 7/10万下降到0.002 2/10万。

该历史时期，政务院发出了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工作重点是城市厂矿，形式为突击和日常保洁相结合，不少厂矿建立了清洁队、卫生扫除日等制度，保持了车间、居室、食堂和厕所内、外环境的整洁，职工患病率逐渐下降。1955年冬，毛泽东起草并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四害”结合起来，对防控媒介生物传染病，确保居民健康起到很好地推动作用。195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除四害》的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消灭鼠、麻雀、苍蝇和蚊虫。该历史时期将麻雀定为“害鸟”是爱国卫生运动中走过的一段弯路；然而，“除四害”运动对当时媒介生物传染病防治起到了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1958年，全国共消灭鼠类19.3亿只，消灭了大量的蚊和蝇等，全国各地普遍进行了清除垃圾粪便、修建和改良厕所等工作，消除了蚊和蝇等孳生环境。当时，鼠疫和黑热病基本被消灭，722个县、市基本消灭了疟疾，一些地区基本消灭了丝虫病。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任务是：“全党动员，全民动手，争取在全国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实现‘四无’（无鼠、麻雀、苍蝇和蚊虫），基本消灭4种寄生虫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和钩虫病）”等。1960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纲要》）把“除四害”讲卫生列入《纲要》内容，在各级政府领导下，广大群众广泛参与，许多城乡清除了大量的垃圾和污物，“四害”密度大幅降低。同期，鼠疫发病率由1953年的0.080/10万下降至1966年的0.004/10万。

该时期内我国各级人民政府被各级革命委员会代替，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不再进行，许多卫生防保机构被撤并，大量的人员被裁减或被迫改行，某些工作处于停顿状态。爱国卫生运动仅在部分地区、部分时期坚持开展。因此，全国层面来看，许多城乡的卫生面貌开始出现恶化，媒介生物传染病疫情出现了一定程度地回升。例如，HFRS发病率由1966年的0.46/10万上升至1973年的2.07/10万，疟疾发病率由1966年的596.84/10万上升至1970年的2 961.10/10万。为有效防控媒介生物传染病疫情，周恩来指示要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亲自指导了防疫队和支援西北巡回医疗队，以确保控制传染病流行和改善卫生状况。该时期内，在农村围绕解决好管水和粪便这2个基本问题，采取了改造环境卫生等各项措施，受到了广大农村居民的欢迎，被概括为“两管、五改”，即管水、管粪，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和改造环境。“两管、五改”措施是成为指导该时期农村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要求和目标，对于传染病防控起到了积极作用。到1976年，HFRS发病率由1973年的2.07/10万下降至1.69/10万，疟疾发病率由1970年的2 961.10/10万下降至470.76/10万，乙脑发病率由1970年的20.58/10万下降至7.58/10万。

1976－1977年，党和国家工作逐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爱国卫生运动开始恢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爱国卫生运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70年代开展了“除四害”达标活动。陆宝麟提出“蚊虫综合治理”理念^[14]。1978年4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爱委会及其办事机构把卫生运动领导起来；同年8月，在山东省烟台市召开了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经验交流会，会上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门前三包”（卫生、秩序、绿化）和“四自一联”（自修门前路、自通门前水、自搞门前卫生、自搞门前绿化，统一规划联合集资）等措施。80年代，汪诚信^[15-16]提出“科学灭鼠”的理念。上述种种策略措施等，对各地媒介生物传染病控制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疟疾发病率由1977年的524.62/10万下降至1984年的88.12/10万；乙脑发病率由1977年的7.06/10万下降到1984年的2.56/10万。1985年起，我国建立了“全国四害密度监测”系统，为该时期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防控奠定了坚实基础。80年代起，长效卫生杀虫剂浸泡蚊帐在我国四川和云南等省使用，有效促进了我国疟疾发病率的下降^[17-19]。198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把爱卫工作纳入社会发展规划，加强领导，使卫生条件改善及卫生水平提高与四化建设同步。1990年，国务院批准了对全国455个城市进行卫生大检查，到1995年10月155个城市被评为“卫生城市”，23个城市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城市卫生质量大幅提高。从当时全国的传染病发病率来看，到1990年底，全国共有11.70万例疟疾病例，发病率下降为10.60/10万，同20世纪50年代相比下降了95.00%^[20]。截至1995年，鼠疫发病率依然保持较低水平（0.000 7/10万），HFRS发病率低至5.29/10万，疟疾发病率显著降低至4.19/10万，乙脑发病率降至1.32/10万。然而，该时期登革热疫情略有反弹，发病率由1990年的0.03/10万上升至0.58/10万。

20世纪90年代末至2003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暴发之前，媒介生物控制方面研究及控制经费相对不足，人才队伍出现青黄不接现象。一些自然和社会因素，如气候变化、环境改变、全球化、城市化、杀虫剂抗性和土地利用方式改变、人群行为的改变等因素影响和制约，媒介生物传染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特别是以我国中部的安徽^[21-22]和河南省^[23]等淮河流域疟疾疫情反弹^[24]，我国登革热传播媒介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分布范围进一步北扩，登革热在我国南方多个省份出现及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为有效控制媒介生物，该段时期开展了大量的探索性研究，形成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和积累了许多防控经验，亟待创新的媒介生物控制策略及理念。2004年，基于多年媒介生物控制实践及对取得的成就的总结，刘起勇^[25]提出“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sustainable vector management，SVM）”。该策略内涵是“基于健康、经济及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开展及时、有效的媒介生物监测，对媒介生物及相关疾病做出切实地风险评估和控制规划，综合、有序地选择生态友好的控制技术和措施，始终实施监测指导下的媒介生物综合控制和管理，开展多部门合作及全民参与的协调行动，将媒介生物长期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该策略的支持系统包括可持续的技术、人力资源、管理和财政（核心）。

自2004年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提出后，根据该策略制定了登革热疫点处置媒介伊蚊控制不同区域处置策略措施，提出了布雷图指数≥5、≥10和≥20不同情景的媒介伊蚊应对策略和网格化管理模式，实现了由暴发应急控制向暴发风险控制的转变。2009年，《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发布。2015年1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中将建立健全病媒生物监测网络（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基础），纳入“努力创造促进健康的良好环境”中。2016年10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第5篇“建设健康环境”中的第13章“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提及了实施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综合预防控制策略（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核心内容），并指出病媒生物控制水平是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的重要指标。10余年来，该策略及相关技术方案对我国媒介生物传染病防控起到积极地指导作用。2010年以来，鼠疫发病率均＜0.000 5/10万，处于偶发水平；HFRS发病率均＜1.00/10万；输入性疟疾比例虽逐渐升高，但2017年以来已无本地病例发生，我国的疟疾已经从控制走向消除；同时，该策略及相关技术方案对我国输入性黄热病、寨卡病毒病和裂谷热等防控提供了参考依据。此外，该策略相关技术方案对于我国重大活动保障，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不同区域媒介生物控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保障，三峡工程建设、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媒介生物控制，2008年汶川“5·12”特大地震后的灭鼠、灭蚊、灭蝇措施等，有效确保了大灾之后无大疫^[26]。

基于该创新策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已发起并成功举办了7届“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国际论坛”，2012年该所媒介生物控制室被WHO总部任命为“WHO媒介生物监测与管理合作中心”，对成员国媒介生物控制策略制定和媒介生物传染病防控提供了技术支持。近年来，该理念已逐渐得到国际同行和WHO等国际组织的认可。WHO在“登革热预防控制全球策略2012－2020”、WHO“西太区登革热预防控制行动计划（2016）”和“Global Vector Control Response（GVCR）2017－2030”等技术指南中，均采用了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理念，对成员国登革热媒介伊蚊控制起到了指导作用，提高了我国媒介生物控制创新策略的影响力。

媒介生物传染病发生影响因素十分复杂，自然因素如气候变化^[27-30]、生态环境改变，社会经济因素如跨境人口流动^[31]、全球化、城市化等^[32]，可通过影响病原体、宿主和媒介生物等，最终引起媒介生物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2016年全球寨卡病毒病大流行及黄热病的大暴发，引起了全球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部分媒介生物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以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代表的西北地区出现乙脑暴发疫情，登革热本地病例发生北界已达山东省济宁市，输入性疟疾及媒介按蚊杀虫剂抗性^[33]对我国“2020年消除疟疾”承诺构成挑战^[34-35]，输入性寨卡病毒病和黄热病也时有发生^[36-37]。新形势下的新挑战对于媒介生物控制策略和理念提出了新要求。

2017年第70届世界卫生大会颁布了以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为核心组成部分的“WHO全球病媒控制对策2017－2030”。我国必须尽快制定或修改国家的病媒生物控制对策并与上述GVCR匹配，落实2017－2022年的系列重点工作，如开展或优化国家病媒生物控制需求评估和制定资源动员计划，评估和加强媒介生物控制人力以满足病媒生物及相关传染病防控需求，确保国家病媒生物监测网络运行，培训媒介生物防控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建立媒介生物控制基础和应用研究并进行进度审查，建立病媒生物控制多部门协调机制等9项重点工作。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以鼠传疾病中的鼠疫和HFRS，蚊传疾病中的疟疾、登革热^[38-41]、基孔肯雅热、黄热病^[42-44]、西尼罗热^[45]和寨卡病毒病^[46]，蜱传疾病中的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莱姆病及立克次体病等不断传入我国，输入地点不断从周边国家扩大到内陆、输入越来越频繁、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越来越大。媒介生物传染病的跨境传播问题不容忽视^[5]，做好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的防控是我国生物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迫切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爱国卫生运动和健康中国战略^[45]中关于媒介生物及相关传染病防控要求越来越高。国家卫生城市标准（2014版）含3项病媒生物控制内容；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建立健全病媒生物监测网络，定期开展监测调查；2015年《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国家标准提及了病媒生物综合防治。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加强重大传染病防控以及实施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策略。2018年《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18版）》中含4项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上述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纲要、标准和指南等指导性文件发布，凸显了我国对媒介生物防控的重视，也促使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需要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开拓创新。

综上所述，为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国人群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完善，才能永葆活力，最大程度地保障“健康中国2030”战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SDG）目标实现^[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