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媒生物可传播鼠疫、肾综合征出血热、疟疾、登革热、肠道传染病等多种重要传染病，是居民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广大农村地区是病媒生物良好的孳生地和栖息环境，农村院落及周围存放粮食、辅助燃料，种植蔬果、饲养家畜等习惯也给病媒生物提供了侵袭、栖息甚至孳生的条件，而与人口相对集中的城镇比较，农村及农户又是病媒生物防控的最薄弱环节。通过对山西省不同地区农村庭院及周围病媒生物孳生地调查，以期为农村病媒生物及病媒生物性疾病的预警防控提供依据。

来自山西省农村2011-2017年环境卫生调查数据。

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各县工作开展能力，在全省范围内每年选定36个县开展调查。全省11个市，太原、临汾、运城市各设4个调查县，其余8个市大同、朔州、忻州、晋中、阳泉、吕梁、长治、晋城市各设3个调查县。2011-2017年山西省共计调查70个县，占全省县(区)总数的58.82%，分布情况见图 1。

图 1 2011-2017年山西省病媒生物调查县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countie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vector breeding sites in Shanxi province during 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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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国农村环境卫生监测工作方案》进行。每县5个乡镇、每个乡镇4个村庄、每个村庄5户人家以随机方式抽样，每县共计100户农户进行庭院及周围30 m范围内病媒生物孳生地调查，9种孳生地有病媒生物孳生则定为阳性。每年全省11个市36个县调查农户3 600户。2011-2017年共计调查农户25 200户。

采用Excel 2010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统计，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011-2017年全省共调查农户25 200户，农户庭院及周围9类病媒生物孳生地中，有水旱厕所的占70.80%，有柴草垛的占32.18%，有垃圾点的占29.36%，有鸡鸭鹅圈、牛马羊圈、猪圈的分别占13.57%、12.68%和8.41%，有污水沟、死水池、废品点的分别占5.49%、0.75%和0.36%，见图 2。

图 2 2011-2017年山西省农户庭院及周围病媒生物孳生地类型分布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types of vector breeding sites in and around rural courtyards in Shanxi province during 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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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农户庭院及周围有水旱厕所所占比例在45.39%~89.76%之间，平均值为70.80%。2011-2017年间农户庭院及周围水旱厕所年度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293，P＝0.000)，2011-2014年与2015-2017年2个时间段比较水旱厕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组数据的两两比较，P值在0.000~0.036之间)。11个市农户庭院及周围水旱厕所所占比例以阳泉市最高，为89.76%，其次为大同市(88.95%)，运城市最低(45.39%)。11个市水旱厕所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790，P＝0.006)，所占比例较高的大同、阳泉、吕梁、长治和晋城市与所占比例稍低的忻州、临汾和运城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组数据两两比较，P值在0.001~0.046之间)，见图 3。

注：图例显示11个市7年调查累计水旱厕所阳性率 图 3 2011-2017年山西省农户庭院及周围水旱厕所分布情况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aqua privies and flushing toilets in and around rural courtyards in Shanxi province during 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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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农户庭院及周围柴草垛所占比例在4.71%~53.71%之间，平均值为32.18%。2011-2017年间农户庭院及周围柴草垛年度所占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274，P＝0.280)。7年间，农户庭院及周围柴草垛所占比例以大同市最高，为53.71%，其次为朔州市(50.19%)，晋城市最低(4.71%)。11个市农户庭院及周围柴草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0.630，P＝0.000)，所占比例较高的大同、朔州、忻州、临汾和运城市与所占比例较低的太原市等其他6个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组数据两两比较，P值在0.000~0.046之间)，见图 4。

注：图例显示11个市7年调查累计柴草垛阳性率 图 4 2011-2017年山西省农户庭院及周围柴草垛分布情况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firewood haystacks in and around rural courtyards in Shanxi province during 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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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农户庭院外垃圾点所占比例在13.90%~58.43%之间，平均值为29.36%。2011-2017年间农户庭院外垃圾点年度所占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237，P＝0.963)。7年间，农户庭院外垃圾点所占比例以阳泉市最高，为58.43%，其次为晋中市(47.67%)，临汾市最低(13.90%)。11个市农户庭院外垃圾点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7.961，P＝0.000)，比例较高的阳泉、晋中、运城和朔州市与其他7个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组数据两两比较，P值在0.000~0.023之间)，见图 5。

注：图例显示11个市7年调查累计垃圾点阳性率 图 5 2011-2017年山西省农户庭院外垃圾点分布情况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garbage dumps around rural courtyards in Shanxi province during 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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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农户庭院及周围家禽圈所占比例在3.38%~23.93%之间，平均值为13.57%。2012年与2015年家禽圈年度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492，P＝0.005)。7年间，农户庭院及周围家禽圈所占比例以临汾市最高，为23.93%，其次为朔州市(19.14%)，阳泉市最低(3.38%)。11个市农户庭院及周围家禽圈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5.214，P＝0.000)，所占比例较高的临汾、朔州、大同和长治市与所占比例较低的忻州、阳泉、吕梁和运城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组数据两两比较，P值在0.000~0.049之间)，其他一些市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多组数据两两比较，P值在0.001~0.049之间)，见图 6。

注：图例显示11个市7年调查累计家禽圈阳性率 图 6 2011-2017年山西省农户庭院及周围家禽圈分布情况 Figure 6 Distribution of poultry homes in and around rural courtyards in Shanxi province during 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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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农户庭院及周围牛马羊圈所占比例在1.52%~39.10%之间，平均值为12.68%。2011-2017年农户庭院及周围牛马羊圈年度所占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044，P＝1.000)。7年间，农户庭院及周围牛马羊圈所占比例以朔州市最高，为39.10%，其次为大同市(30.67%)，阳泉市最低(1.52%)。11个市农户庭院及周围牛马羊圈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4.046，P＝0.000)，所占比例较高的朔州和大同市与其他9个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组数据两两比较，P值在0.000~0.002之间)，其他一些市间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多组数据两两比较，P值在0.000~0.034之间)，见图 7。

注：图例显示11个市7年调查累计牛马羊圈阳性率 图 7 2011-2017年山西省农户庭院及周围牛马羊圈分布情况 Figure 7 Distribution of homes for cows, horses, and sheep in and around rural courtyards in Shanxi province during 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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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农户庭院及周围猪圈所占比例在1.38%~16.14%之间，平均值为8.41%。2011-2017年农户庭院及周围猪圈年度所占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760，P＝0.982)。7年间，农户庭院及周围猪圈所占比例以朔州市最高，为16.14%，其次为忻州市(14.95%)，阳泉市最低(1.38%)。11个市农户庭院及周围猪圈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210，P＝0.002)，所占比例较高的朔州和忻州市与晋中等其他6个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组数据两两比较，P值在0.000~0.025之间)，其他一些市间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多组数据两两比较，P值在0.001~0.025之间)，见图 8。

注：图例显示11个市7年调查累计猪圈阳性率 图 8 2011-2017年山西省农户庭院及周围猪圈分布情况 Figure 8 Distribution of pigsties in and around rural courtyards in Shanxi province during 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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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农户庭院周围污水沟所占比例在0.24%~22.48%之间，平均值为5.49%。2011-2017年农户庭院周围污水沟年度所占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225，P＝0.967)。7年间，农户庭院外污水沟所占比例以晋城市最高，为22.48%，其次为吕梁市(6.57%)，大同市最低(0.24%)。11个市农户庭院外污水沟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6.879，P＝0.000)，晋城市与其他10个市农户庭院外污水沟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晋城市与其他市相比，均P＝0.000)，其他一些市间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多组数据两两比较，P值在0.000~0.047之间)。

全省农户庭院周围死水池所占比例在0.19%~1.67%之间，平均值为0.75%。2011-2017年农户庭院周围死水池年度所占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2.058，P＝0.069)。7年间，农户庭院周围死水池所占比例以朔州市最高，为1.67%，其次为吕梁市(1.19%)，阳泉市最低(0.19%)。11个市农户庭院周围死水池所占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246，P＝0.279)。

全省农户庭院周围废品点所占比例在0.05%~1.07%之间，平均值为0.36%。2011-2017年农户庭院周围废品点所占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446，P＝0.210)。7年间，农户庭院周围废品点所占比例以太原市最高，为1.07%，其次为朔州市(0.52%)，长治和大同市最低(0.05%)。11个市农户庭院周围死水池所占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1.894，P＝0.062)，见表 1。

表 1 2011-2017年山西省农户庭院及周围污水沟、死水池、废品点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ewage ditches, stagnant water pools, and salvage stations in and around rural courtyards in Shanxi province during 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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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庭院及周围病媒生物孳生地调查是全国农村环境卫生监测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病媒生物孳生水平及动态变化，可为广大农村地区病媒生物性疾病的预警防控提供重要依据。

已有相关数据报道，病媒生物孳生地相关调查多集中在城镇，涉及河道、湖泊、公园绿地、垃圾中转站及分散垃圾收集点、农贸市场、餐饮服务业、窗口单位、医院、学校等多种行业及场所。农村及农户病媒生物孳生地相关调查内容报道很少，在空间及地域上的分布差异更未见报道。

与广西^[1]、湖南^[2]、贵州^[3]、福建^[4]、重庆^[5-6]及江西省^[7](直辖市、自治区)、南京^[8]、梧州^[9]、泰安市^[10]报道数据比较，山西省农户庭院及周围有水旱厕所的比例较高；有垃圾点、柴草垛的情况与湖南、贵州省相近；有家禽圈、猪圈的比例较低，与广西、湖南、重庆、贵州省(直辖市、自治区)有较大差异，有牛马羊圈的比例则略高；靠近污水沟的比例较南方省份(直辖市、自治区)低；靠近死水塘、废品收购点的比例相当。福建和江西省对病媒生物孳生地种类汇总，显示具有这类孳生地的农户所占比例在90%左右，山西省对9种类型孳生地进行分项统计，预估汇总孳生地类型阳性比例也与此相近。

经数据统计分析，山西省农户及庭院周围8类病媒生物孳生地在2011-2017年的时间跨度上未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只有家禽圈在2012和2015年有差异。全省11个市病媒生物孳生地类型有地域差异，中部地区含太原、阳泉、晋中、长治市等相较北部及南部地区，各类病媒生物孳生地所占比例介于平均水平，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在一些病媒生物孳生地类型上有区域特征，如北部地区有柴草垛、牛马羊圈的所占比例为高，南部地区有污水沟、家禽圈、猪圈的所占比例为高。

农户庭院及周围病媒生物孳生地比例差异的产生，是调查质控允许范围内的人员因素、自然环境、地区经济水平、人群生活习惯、公共卫生宣传投入管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样本量随时间及空间的扩增，使数据分析展示了较好的可信度。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居民防病意识，改善居民卫生习惯，加强公共卫生宣传引导及病媒生物防控管理，减少进而杜绝农户庭院及周围病媒生物孳生，是控制广大农村病媒生物性传染病发生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