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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信息
- 李奔福, 许翔, 吴方伟, 严信留, 字金荣, 彭佳, 保雪莹, 蔡璇, 周子悠, 李春富, 龚正达, 杨亚明
- LI Ben-fu, XU Xiang, WU Fang-wei, YAN Xin-liu, ZI Jin-rong, PENG Jia, BAO Xue-ying, CAI Xuan, ZHOU Zi-you, LI Chun-fu, GONG Zheng-da, YANG Ya-ming
- 云南省部分山区小型兽类体内外寄生虫感染状况调查
- An investigation of ecto-and endoparasites of small mammals in some mountainous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19, 30(2): 172-175
- Chin J Vector Biol & Control, 2019, 30(2): 172-175
- 10.11853/j.issn.1003.8280.2019.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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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 2018-10-17
- 网络出版时间: 2019-03-01 09:11
2 云南省地方病防治所, 云南 大理 671000
2 Yunnan Institute of Endemic Diseas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小型兽类数量庞大且与人类有密切关系,对人类的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十分普遍[1]。小型兽类携带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有传播的可能,对人类造成一定威胁。小型兽类是多种病原体的宿主和传播者,而体外寄生虫则可能是病原体的传播媒介,因此,调查小型兽类体内外感染情况及寄生虫物种构成,有助于对当地传染病风险进行科学评估,便于开展科学防控。为掌握云南省小型兽类感染寄生虫情况,预防人兽共患寄生虫病传播和流行,并提供有效依据以便采取相应措施,本研究对云南省小型兽类感染寄生虫情况进行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地点和对象2016年10月15日至12月16日在云南省西北部的香格里拉市、德钦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贡山县)和南部红河流域的元阳县、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金平县)和河口瑶族自治县(河口县)作为调查研究的空间范围,每县选择4个乡镇作为样点开展小型兽类的调查取样。
1.2 调查方法在调查点采用夹日法布放大号鼠夹(5 m夹线法,自制新鲜油条为诱饵)进行捕鼠,傍晚布放,次晨收取。根据面积大小确定布夹数[2],计算小型兽类密度。将捕获的小型兽类以小布袋分装带回实验室,用氯仿熏杀体外寄生虫,然后再进行编号、分类定种和性别鉴定[3]。所捕获的小型兽类经解剖后肉眼观察其体内病变脏器和肠内寄生虫,将有病变的组织及周围正常组织用手术刀切取,或直接摘取脏器和肠内寄生虫置于平皿中,用蒸馏水洗净后放入高压灭菌保存管中送实验室进行形态学鉴定。
1.3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所有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小型兽类构成共调查24个点,布放鼠夹6 371夹次,捕获小型兽类经鉴定隶属5目8科18属44种766只,捕获率为12.02%。其中,贡山、元阳、金平、德钦和香格里拉市及河口县捕获率分别为29.08%(251/863)、16.79%(183/1 090)、9.37%(102/1 089)、8.51%(67/787)、7.10%(71/1 000)和5.96%(92/1 542)。雌性373只,占捕获总数的48.69%,雄性393只,占捕获总数的51.31%。在捕获的小型兽类中,滇绒鼠(Eothenomys eleusis)占13.58%(104/766),中华姬鼠(Apodemus draco)占12.14%(93/766),大耳姬鼠(A. latronum)占5.74%(44/766),短尾鼩(Anourosorex squamipes)占5.48%(42/766),黄胸鼠(Rattus tanezumi)占5.35%(41/766),为优势种。
2.2 体外寄生虫感染情况小型兽类体外寄生虫携带率为22.06%(169/766)。其中蚤携带率为21.67%(166/766),革螨为7.83%(60/766),蜱为1.83%(14/766)。所捕获的44种小型兽类中,携带蚤、革螨和蜱所占比例分别为61.36%(27/44)、54.54%(24/44)和18.18%(8/44)。优势种滇绒鼠、短尾鼩、黄胸鼠、中华姬鼠和大耳姬鼠体外寄生虫携带率分别为53.85%(56/104)、23.81%(10/42)、12.20%(5/41)、11.83%(11/93)和4.55%(2/44)。
2.3 体内寄生虫感染情况小型兽类体内寄生虫携带率为12.27%(94/766)。其中,河口、金平、贡山、德钦和元阳县以及香格里拉市所捕获的小型兽类体内寄生虫感染率分别为31.52%(29/92)、18.63%(19/102)、12.75%(32/251)、5.97%(4/67)、4.92%(9/183)和1.10%(1/91)。肝毛细线虫(Hepatica capillariasis)感染率为6.66%(51/766),绦虫感染率为6.92%(53/766),其他线虫感染率为0.26(2/766),还有些线虫种类无法鉴别,有待进一步分子检测。感染率最高的是河口县,其次是金平县,最低的是香格里拉市,各县之间小型兽类体内寄生虫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4.994,P=0.000)。
2.4 不同性别、年龄组体内寄生虫感染情况分别对不同性别、年龄组寄生虫感染情况分析,不同性别小型兽类体内寄生虫感染无统计学意义(χ2=0.007,P=0.934)。不同年龄组小型兽类体内寄生虫感染无统计学意义(χ2=0.035,P=0.983)(表 1)。
2.5 不同小型兽类体内寄生虫感染情况在所捕获的小型兽类中,感染绦虫的有13种,占所捕获种类的29.55%(13/44),各种小型兽类感染绦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7.345,P=0.005)。感染肝毛细线虫的小型兽类有12种,占所捕获种类的27.27%(12/44),各种小型兽类感染肝毛细线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8.597,P=0.000)。感染膜壳绦虫(Hymenolepis saginata)的小型兽类有3种,分别为大耳姬鼠、滇绒鼠和灰腹鼠,其他线虫感染分别为黄胸鼠和大缺齿鼩鼱。不同小型兽类体内感染寄生虫的数量见表 2。
2.6 不同海拔小型兽类体内外寄生虫感染情况在所捕获小型兽类中,海拔在100~3 999 m之间所捕获小型兽类动物均携带蚤类,其他寄生虫在4 000 m以上的小兽体外未检获(表 3)。不同海拔之间小型兽类蚤携带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2.331,P=0.000),蜱、革螨携带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197,P=0.754;χ2=7.103,P=0.069);不同海拔之间体内寄生虫肝毛细线虫、绦虫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议(χ2=33.345,P=0.000;χ2=13.836,P=0.003)。
3 讨论本次调查共捕获小型兽类5目8科18属44种766只,总密度为12.02%。调查结果显示,云南省山区小型兽类物种的多样性较高,这可能与云南省西北部地区和红河流域的独特地理气候特点以及食物资源相对丰富有关[4-5]。啮齿目鼠科姬鼠属的中华姬鼠、大耳姬鼠和鼠科鼠属的黄胸鼠、仓鼠科绒鼠属的滇绒鼠、食虫目鼩鼱科短尾鼩属的短尾鼩为优势种,说明其繁殖、生存和适应能力较强。
小型兽类体外寄生虫携带率为22.06%,蚤、革螨和蜱携带率分别为21.67%、7.83%和1.83%,不同小型兽类体外寄生虫携带率不同,携带2种及以上体外寄生虫的有白尾松田鼠(Phaiomys leucurus)、大耳姬鼠、滇绒鼠、齐氏姬鼠、灰腹鼠、北社鼠(Niviventer confucianus)、中华姬鼠、黄胸鼠、短尾鼩、长尾大麝鼩(Crocidura dracula)和毛猬(Gymnure)。在海拔100~3 999 m之间所捕获小型兽类体外有携带蚤、蜱和革螨,4 000 m以上的小兽仅发现携带蚤。蚤类携带率较高的是大绒鼠、藏鼠兔、大缺齿鼩鼱、西南绒鼠(Eothenomys custos)和滇绒鼠,革螨携带率较高的是珀氏长吻松鼠(Dremomys pernyi)、针尾鼹(Scaptonyx fusicaudatus)、高山鼩鼱(Sorex alpinus)和纹背鼩鼱(S. cylindricauda),蜱携带的主要种类是大耳姬鼠和齐氏姬鼠。寄生虫群落的存在是鼠源性疾病的先决条件,调查结果提示云南省小型兽类密度以及体外寄生虫携带率均较高,存在传播相关鼠传疾病的风险[6-10]。小型兽类体外寄生虫与宿主动物多样性在地理分布趋势上存在差异,由于它们对环境的适应性、水湿条件等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11]。蚤类、革螨和蜱通过叮咬和吸血传播人兽共患病病原体,云南省横断山区是多种自然疫源性疾病如鼠疫、地方性斑疹伤寒、恙虫病、钩端螺旋体病、肾综合征出血热、巴尔通体病和森林脑炎等的主要流行区,小型兽类是多种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储存宿主[12]。
在所捕获的小型兽类体内寄生虫感染率为12.27%(94/766),海拔在100~3 999 m之间所捕获小型兽类体内有肝毛细线虫和绦虫感染,4 000 m以上发现绦虫感染。感染肝毛细线虫的小型兽类有12种,感染率较高的是白腹巨鼠、斑胸鼠、大绒鼠、斯氏家鼠、板齿鼠、针毛鼠和黄胸鼠。感染绦虫的小型兽类有13种,感染率较高的是高黎贡鼠、针毛鼠、斑胸鼠、大足鼠和黄胸鼠,感染膜壳绦虫的有滇绒鼠、大耳姬鼠和长尾鼩鼱(Scaptonyx fusicaudus)。绦虫是人兽共患寄生虫,由于小型兽类自然活动,其排出虫卵可污染水源和自然环境,人和动物误食虫卵而感染,鼠类群落结构多样,小型兽类寄生虫感染种类多,加之当地居民有捕食啮齿类动物,成为云南地区人和动物感染绦虫类的原因之一。而人感染肝毛细线虫,病死率高达61.00%,该病可通过病鼠和被其污染的物品、水和土壤传播,并且在居民区活动频繁,腐尸中的虫卵使土壤等污染,不注重个人卫生,儿童玩土和食入脏物,很易感染,并且该病缺乏有效的诊断方法[13-15]。
本研究中发现小型兽类体内外的许多寄生虫是人兽共患病的主要媒介。云南省西北部地区少数民族有捕食小型兽类的习惯,随着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旅游业的兴起,它们与人类的接触机会增多,由于小型兽类广泛分布在云南省西北部和红河流域地区,因此加强对小型兽类体内外寄生虫感染状况监测,做好防鼠灭鼠,讲究环境和个人卫生、不捕食保虫宿主、加强健康教育提高防病意识非常重要。
[1] |
汪诚信. 有害生物治理[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 282-328.
|
[2] |
段兴德, 龚正达, 冯锡光, 等. 云南临沧地区小型兽类的群落生态学研究[J]. 地方病通报, 2002, 17(1): 61-65. DOI:10.3969/j.issn.1000-3711.2002.01.021 |
[3] |
王应祥. 中国哺乳动物种和亚种分类名录与分布大全[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3: 1-394.
|
[4] |
龚正达, 吴厚永, 段兴德, 等. 云南横断山区小型兽类物种多样性与地理分布趋势[J]. 生物多样性, 2003, 9(1): 73-79. |
[5] |
刘正祥, 洪梅, 杨桂荣, 等. 云南省香格里拉县小型兽类的组成与分布[J]. 疾病监测, 2012, 27(12): 975-978. DOI:10.3784/j.issn.1003-9961.2012.12.015 |
[6] |
琚俊科, 龚正达. 我国小兽与自然疫源性疾病关系研究概况[J].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10, 21(4): 293-296, 302. |
[7] |
吴厚永.中国动物志.昆虫纲.蚤目[M].2版.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45-71, 116-127.
|
[8] |
刘正祥, 高子厚, 尹家祥, 等. 云南省居民区室内小型兽类体表蚤类与宿主关系研究[J].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16, 27(2): 151-154. DOI:10.11853/j.issn.1003.8280.2016.02.015 |
[9] |
朱万龙, 张浩, 孟丽华, 等. 云南剑川石龙地区小型哺乳动物群落组成和多样性研究[J]. 生物学杂志, 2016, 33(5): 1-4. DOI:10.3969/j.issn.2095-1736.2016.05.001 |
[10] |
郭天宇, 许荣满. 北京东灵山地区不同生境鼠类体外寄生虫群落的研究[J]. 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 2001, 8(4): 244-250. DOI:10.3969/j.issn.1005-0507.2001.04.009 |
[11] |
龚正达, 吴厚永, 段兴德, 等. 云南横断山区蚤类物种多样性的地理分布趋势与重要环境因素的关系[J]. 生物多样性, 2001, 9(4): 319-328. DOI:10.3321/j.issn:1005-0094.2001.04.001 |
[12] |
白瑛, KosoyMY, MaupinGO, 等. 首次证实巴尔通体在我国云南鼠群中流行[J]. 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 2002, 18(3): 5-9. DOI:10.3969/j.issn.1002-2694.2002.03.001 |
[13] |
Fuehrer HP, Igel P, Auer H. Capillaria hepatica in man-an overview of hepatic capillariosis and spurious infections[J]. Parasitol Res, 2011, 109(4): 969-979. DOI:10.1007/s00436-011-2494-1 |
[14] |
郭艳梅, 胡俊杰, 杨艳芬, 等. 肝毛细线虫及肝毛细线虫病的研究概况[J].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 2014, 30(6): 651-654, 662. DOI:10.3969/cjz.j.issn.1002-2694.2014.06.021 |
[15] |
郭艳梅, 胡俊杰, 杨艳芬, 等. 云南省安宁市鼠类感染肝毛细线虫情况调查和实验动物宿主的研究[J].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2013, 31(5): 367-3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