蚊虫不仅吸血骚扰，而且是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登革热、寨卡病毒病和丝虫病等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命。中华按蚊（Anopheles sinensis）、雷氏按蚊（An. lesteri）等是疟疾的重要传播媒介，三带喙库蚊（Culex tritaeniorhynchus）是乙脑的主要传播媒介，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和白纹伊蚊（Ae. albopictus）是登革热和寨卡病毒病的主要传播媒介，淡色库蚊（Cx. pipiens pallens）和致倦库蚊（Cx. pipiens quinquefasciatus）是班氏丝虫病的主要传播媒介^[1]。

蚊媒病防制的重要环节就是切断传播途径，减少居民对媒介蚊虫的暴露，一方面可以对媒介蚊虫进行消杀防制，另一方面需要增强居民的防制知识和自我防护意识，从而降低暴露的机会。无论是蚊虫的消杀或者居民的主动防护措施的落实，都需要居民的积极参与。因而，居民对蚊媒知识的了解，对蚊虫防制的态度，以及是否采取个人防护、参与蚊虫控制等行为，均对蚊虫防制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其中居民对蚊虫防制知识的了解更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运用基于健康相关行为改变的“知-信-行”（knowledge，attitude and practice，KAP）模式对蚊媒防制知识健康教育现状开展了一系列现场调查和干预研究，围绕蚊媒防制的热点话题如登革热、疟疾、基孔肯雅热等蚊媒病以及长效药物蚊帐等防蚊措施，选取不同的研究人群，如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医务人员、师生、赴外务工人员、国际海员和港区作业人员、有害生物防治业（PCO）人员等，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分析研究对象蚊媒防制相关的知识、信念、行为3个方面存在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优化和改进蚊媒防制知识的健康干预措施和办法，为防制蚊虫及蚊媒病提供群众基础和创造支持性环境。居民蚊虫防制知识主要包括：①蚊虫的生活史和生态习性，主要涉及蚊虫的生长周期、孳生地和雌雄吸血特性等；②蚊虫与人类健康的关系，主要涉及蚊虫传播疾病的方式和途径、重要蚊媒传染病知识；③蚊媒防制知识，如个人防制、家庭防制等。本文对2006年9月至2017年12月国内外不同人群蚊媒防制知识的调查研究进行综述，旨在进一步深入开展针对性的蚊媒防制知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借鉴。

1 城市居民蚊媒防制知识健康教育

城市是开展蚊虫防制的主要地区。城市中人口密集，有互联互通的各种地下水管网和污清水平不一的各种水体，根据冷培恩等^[2]对上海市城市蚊虫的研究，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环境改变等变化，地面雨水井和地下集水井等已经成为城市环境中蚊虫孳生的重要场所。同时根据张博^[3]对城市化过程中蚊虫孳生与景观特征及水质关系的研究，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区域景观特征进而破坏了蚊虫原有的孳生环境，地表水污染又使城市河道成为新的蚊虫孳生地。另外城市居民小区中还有许多人工积水容器，这些因素导致城市中存在大量蚊虫孳生地^[4]。因此，对城市居民开展蚊媒健康教育是防制蚊虫以及防制蚊媒病的重要方式。

王东等^[5]对济南市居民登革热知晓情况调查发现，济南市居民登革热蚊媒知识知晓率为57.2%，居民对于登革热蚊媒知识的知晓情况与文化程度呈正比，居民贮水习惯与防蚊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与性别、年龄和职业有关，应根据不同居民的年龄和文化程度等开展个性化的蚊媒健康教育。赵玉强等^[6]对山东省城市居民蚊媒防制知识态度行为现状调查发现，居民对蚊媒传病知识方面有67.6%的被调查者知道疟疾是由蚊虫传播，63.2%的居民知道雌蚊吸血，66.2%的居民能识别适合蚊虫生长的环境；居民家庭及个人所采取的防护措施方面，有90.1%的居民家庭住房装有纱门、纱窗，有54.6%的人认为居室内驱杀蚊虫最有效的是喷雾杀虫剂，有19.2%的人认为悬挂蚊帐比较麻烦，夏季蚊帐内闷热，影响睡眠，超过半数（52.3%）的人不愿使用涂抹在皮肤表面的驱避剂。这些调查表明，城市居民对蚊媒传病特性的认识明显弱于其骚扰特性的认识，居民缺乏对蚊媒防制措施的知识动力，另外在蚊媒防制行为中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化学防治（杀虫剂），而不是物理防治（蚊帐）。周明浩^[4]在对南京市城区采取包括健康教育在内的蚊虫综合治理研究发现，在试验区对蚊虫开展清除孳生地、降低蚊幼密度为主的综合措施以及对居民采取蚊媒健康教育的措施之后，居民蚊虫相关知识知晓率和灭蚊信念持有率均显著高于对照区。吴培标等^[7]在对潮州市居民登革热防制知识（登革热症状、蚊虫孳生地、防蚊灭蚊方法）进行调查发现城市居民知晓率为77.9%，且城市与农村居民对登革热防制知识知晓率基本一致，说明该地区不论是来自城市或农村的所有居民，大家接受登革热蚊媒相关知识的机会是相等的。李琴等^[8]对攀枝花市居民登革热蚊媒防治知识调查发现，当地居民登革热蚊媒防治知识知晓率总体水平不高（45.02%），且存在地区、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等差异，他认为要结合居民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因素，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开展登革热健康教育。李水明等^[9]在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发生登革热疫情后，开展登革热防控知识应急健康教育发现，干预组和对照组总体知识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存在部分知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健康教育效果不明显，说明现有的登革热健康教育传播方式与居民所期望的并不完全一致，健康教育的方案仍需优化。

2 农村居民蚊媒防制知识健康教育

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较城市落后，在改水改厕、道路硬化、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方面均与蚊虫孳生地有密切关系。在农村自然环境中有许多适合蚊虫孳生的场所，如雷氏按蚊、中华按蚊和三带喙库蚊等主要孳生在稻田中，骚扰阿蚊（Armigeres subalbatus）在污水环境如旱厕粪坑中孳生。另外农村中相比城市有较多的牲畜，其可作为蚊虫良好的吸血源。以乙脑为例，猪是乙脑的重要传染源，蚊虫叮咬带乙脑病毒的猪后，病毒即在蚊体内增殖，可经卵传递给下一代，当带病毒蚊虫再次叮人，就可感染人^[10]。乙脑中职业分布也是以农村居民发病为主^[11]，龙江等^[12]对重庆市农村地区235例乙脑病例的流行病学分析发现，居住环境是影响乙脑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63.8%的的被调查家庭中蚊虫密度较高，但采取防蚊措施的仅占46.4%，缺乏蚊媒相关知识是乙脑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陈少明等^[13]对海南省儋州市农村居民登革热防制健康教育效果进行干预研究发现，干预前农村居民对于登革热蚊媒的相关知识知晓率较低（均＜65%），进行一系列蚊媒健康教育干预（主要包括对村干部的知识培训、入户宣传、集中组织学习等），蚊虫密度明显下降，表明农村地区蚊媒健康教育对蚊虫防制有一定的作用。陈凤灵等^[14]对佛山市禅城区创建登革热综合防控示范区前后居民健康教育干预效果研究发现，开展登革热宣传教育后有利于提高所调查村委会居民登革热防控知识知晓率、相应态度和正确行为形成率。张淑^[15]对湖北省农村地区疟疾防制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该地区农村居民疟疾蚊媒防制知识知晓率以及行为规范率偏低，影响农村居民疟疾防制知识行为因素主要为地区、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蚊媒健康教育成为疟疾防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农村蚊媒健康教育要结合农村居民特点开发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材料，采取生动具体的健康教育方法，提高健康教育人群覆盖面。

3 医务人员蚊媒防制知识健康教育

医务人员是进行健康教育的主力军，对医务人员进行蚊媒健康教育调查研究，既可以知晓医务人员对蚊媒相关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提升医务人员传播健康信息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也可以提高医务人员对蚊媒病的敏感性和重视度，真正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关静等^[16]对北京市医务人员登革热蚊媒认知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医院和科室的医务人员其掌握登革热知识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应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提高医务人员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人员的登革热认知水平。王伟等^[17]对天津市基层医务人员虫媒防制知识与态度及行为调查发现，基层医务人员对常见虫媒的具体防制方法掌握率较高，但对虫媒防制策略认识不清，仅有47.7%的医务人员认为解决城市虫媒侵害问题的关键在于开展以控制孳生地为主的综合治理。基层医务人员对不常见的虫媒传染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率也较低。发现虫媒侵害后仅有3.0%的人愿意请专业的消杀公司处理。获取虫媒防制相关知识的主要途径为电视广播（41.7%），来自社区的健康教育较少（6.8%）。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虫媒防制知识、态度及行为方面存在不足，针对该人群的虫媒传染病知识及虫媒防制培训有待加强。Thakor等^[18]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帕坦区开展针对全科医务人员（multipurpose health workers，MPHWs）蚊媒传染病和蚊虫控制措施的教育干预发现，干预前全科医务人员对蚊媒基础知识了解较多，对蚊虫控制措施和蚊媒传染病的体征和症状了解较少，干预后蚊虫控制措施和蚊媒传染病知识均有显著提高。

4 师生蚊媒防制知识健康教育

学校健康教育包括学校健康服务、健康教学和健康环境3方面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方便地将健康教育整合到教育过程中，促使教育效果向社会辐射^[19]。儿童青少年正值人生观、价值观和稳定行为形成的关键期，可塑性强，有通过教育改变其自身行为的潜能，并可由他们扩展到学校教职工、家庭和社区^[20]。以学校为基础、以师生为目标的蚊媒健康教育就是着眼于提高师生对蚊媒的认知，转变对蚊媒的态度，培养蚊媒病的保健意识和防御能力。

许坚等^[21]对登革热流行地区小学生和村民相关知识及行为调查发现，小学生对登革热蚊媒的知识知晓率及正确行为形成率远高于村民，他建议采取通过学生影响家长，家长带动家庭，家庭带动社会的蚊媒健康教育传播链。Labeaud等^[22]在美国俄亥俄州开展的一项以学校为基础的新尼罗河病毒蚊媒健康教育研究中，对学校儿童实施以蚊虫生物学和以蚊虫叮咬预防措施的健康教育干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在一般蚊虫知识、新尼罗河病毒知识以及个人防护行为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该项研究证实了在儿童中经蚊媒干预后知识及行为得到有效地提升，同时证实了公共卫生教育对于儿童来说是一个有效的预防工具，是蚊媒病流行的社会敏感因素，也是蚊媒病预防的高性价比的策略。Suwanbamrung等^[23]在泰国南部小学生中开展的登革热蚊媒基本知识知晓率问卷调查以及学校、家庭等环境中幼虫调查研究中，对306名4~6年级的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共设置15个相关的登革热蚊媒问题。结果显示，登革热健康教育项目的关键因素在于提升学生对登革热知识的了解以及减少居住环境中蚊幼虫的数量。因此对登革热的预防和控制需要根据学生的年龄及教育背景运用不同的健康教育手段，同时加强社区中埃及伊蚊繁殖地点的控制。Choo和Blackwood ^[24]在墨西哥Yucatan省开展了一项以学校为基础的基孔肯雅热蚊媒防制健康教育干预项目，在干预前后发现当地居民在蚊媒防制几个关键方法中有显著改变（使用驱避剂、清除室内积水容器孳生地），确定了当地居民基孔肯雅热蚊媒防制的行为模式以及阻碍蚊媒控制有效实施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经济因素。

庞敏慧等^[25]对广州市大学生登革热防制知识、态度、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发现，受访的大学生登革热防控知识知晓率不高，尤其对蚊虫的相关习性了解不足，但持有积极支持的态度，均愿意投入防蚊灭蚊的行列，但是由于知识储备不足，防控行为的实施率较低，因此，最为迫切的是要有效提高大学生登革热防护知识水平（尤其是蚊媒知识），引导规范的防护行为习惯。Bota等^[26]在巴基斯坦信德省开展的大学生登革热知识、态度和观念的研究中，450名被调查大学生中有94.6%的人听说过登革热，但是近乎50%的调查对象不能正确回答登革热传播媒介埃及伊蚊的相关知识。因此，仍需要在不同课程中加强登革热蚊媒健康教育，以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对登革热蚊媒的了解。Lugova和Wallis^[27]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开展的大学师生登革热知识、态度和观念的横断面调查中发现，参与调查的372名大学师生普遍拥有一定的登革热相关知识、良好的态度和预防实践，但大多数人回答蚊虫叮咬习惯、登革热流行的季节性和蚊虫孳生地等知识点正确率不高。大学教职工在登革热知识和态度方面比学生更优，利用回归分析得出登革热知识、态度与登革热预防实践显著相关，因此，登革热预防实践是大学师生登革热预防的策略之一，同时健康教育宣传的重点在于学生、年轻教职工和其他低教育收入水平人群。

5 出入境人员蚊媒防制知识健康教育

国境、口岸的开放带来经济发展、交流频繁的同时，也增加了蚊媒以及疟疾、登革热、黄热病等输入性蚊媒传染病的入侵威胁^[28]。目前我国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在不断增加，广东、云南等地连续发生由输入引发的当地登革热流行；2013年我国河南省禹州市（33°59′~34°24′N）发生由输入性登革热病例导致的本地暴发疫情^[29]，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也多次发布防止蚊媒传染病传入的警示通报^[30]，往返出入境口岸的出国劳务人员、留学生、海员以及港口从业人员等均是输入性蚊媒病的高危人群。在做好预警预告的同时，也要做好重点人群的的蚊媒健康教育，使口岸工作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出入境人员在国外增强自我防护意识，保持对蚊媒知识的敏感性，免受蚊媒病侵害，降低输入性蚊媒病的传播风险。

田睿等^[31]在北京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对赴非旅行疟疾健康知识知晓率的调查发现，疟疾的传播媒介等知识知晓率较高，但对于疟疾蚊媒的防护措施采用避蚊胺驱蚊霜作用知晓率较低，农村居民、＞50岁居民及未曾了解过相关知识的居民疟疾知识知晓率较低，在赴非出境人群中应针对以上人群加强疟疾知识健康教育。杨志俊^[32]以盐城地区的赴非洲、东南亚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对疟疾蚊媒进行干预研究发现，干预后赴外务工人员对疟疾蚊媒知识知晓率、蚊媒病预防控制措施的熟悉程度有显著增加。金浩^[33]通过对上海港国际海员及港区作业人员对于蚊媒及蚊媒传播疾病相关知识、态度及行为学特征的分析，发现此类人群对于蚊媒病的相关知识了解程度总体较低，不过海员对蚊媒知识的了解程度显著高于港区工作人员，在海员中，大陆海员对蚊虫的基本认识方面强于外籍海员。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在港人员蚊媒知识的宣传教育，适当开展行为学干预，以加强蚊媒疾病的预防与控制。

6 有害生物防治人员蚊媒防制知识健康教育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居民对生活质量需求的提升背景下，PCO行业快速成长。PCO人员自身知识结构、文化程度、技能水平等影响防制效果，同时其作为有害生物防治一线作业人员，面临病媒生物性传染病传染风险和卫生杀虫剂中毒风险^[34-35]。因此对有害生物蚊媒KAP进行调查，了解其存在的知识缺陷，将蚊虫生态学、疾病传染的知识加入职业培训中，可以促使PCO人员在现场作业时提高个人防护技能，提升操作的专业规范，同时可以将蚊媒知识传播给防制雇主及受益人，扩大蚊媒健康教育的受众面^[36]。

晁斌等^[37]在对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PCO人员和物业管理人员的蚊虫防制KAP调查研究发现，PCO人员对保障居民不受蚊虫侵扰方面信心不足，但其作为害虫防制的专业人员，蚊虫防制知识掌握情况明显好于物业管理人员。王伟等^[38]对天津市PCO人员病媒防制知识知晓率进行调查发现，受调查人员蚊虫防制知晓率较低，尤其是对虫媒疾病的危害和综合防制的认知比较低，建议行业协会加强规范化的职业培训，提供使用的技能训练。

7 结语

综上所述，对不同人群开展蚊媒健康教育是防制蚊虫和蚊媒传染病的一项重要措施，对蚊媒传染病传播媒介的控制，减轻蚊虫侵害，提升人居环境均有重要作用。不同人群因其生活环境、文化程度、工作场所和职业特点等的差异，蚊媒健康教育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城市居民蚊媒防制知识健康教育要侧重蚊媒传染病知识的传播，通过对蚊媒传染病严重性和易感性的认识，提高城市居民防蚊灭蚊的行为依从性；农村居民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年龄、文化、性别等人口学因素，重点提高知识的知晓率；医务人员应提升蚊虫传播疾病敏感性的认识，在日常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及时准确地运用蚊媒知识；师生要以正确防制行为的实施和固化为重点，发挥师生健康教育“以点带面”的效果；出入境人员要以自身防护知识为基础，及时做好防蚊防病工作；PCO人员要将防制知识与技能培训相结合，做好防蚊灭蚊的“关口”工作。目前国内对蚊媒健康教育的研究基本都是定量研究，一般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概率统计分析来说明总体的情况，缺乏蚊媒健康教育定性研究（如观察法、专题小组讨论和深入访谈法等），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可以比较综合、全方位和深入地揭示事物的现况和相关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39]，但目前国内将蚊媒健康教育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尚有不足，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