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由病媒生物传播的疾病占法定报告传染病的近1/3^[1]。辽宁省是我国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疫情较严重的疫区之一，2004和2005年发病例数和发病率均居全国第1位^[2]。HFRS人群发病率的高低与鼠密度消长趋势基本一致，且呈正相关^[3]。为进一步做好鼠传疾病防制，预防鼠传疾病的发生与流行，辽宁省多年来一直开展鼠密度监测，密切关注鼠密度变化趋势及鼠类种群结构变化规律。本研究对2006-2015年辽宁省监测点鼠情监测资料进行了全面整理，对数据进行深入处理分析，以了解辽宁省鼠密度、鼠类组成及数量动态，为防控鼠传疾病提供基础数据以及制订相关法规提供依据。

中号板夹（120 mm×65 mm）、生花生米、应急灯或手电筒、塑料袋、鼠袋、塑料桶、消毒药。

按照《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试行）》^[4]和《辽宁省病媒生物监测实施细则》要求，在全省14个市的城镇设置居民区和特殊行业（餐饮、食品制售）2种类型监测点，农村设置村内和村外2种类型监测点，全省共设置监测点56个，3个月内不在同一区域监测，不同月份选取的监测区域之间距离＞0.5 km。

2006-2015年每年监测1个消长周期（1-12月），每月中旬进行，以月为统计单位。

采用夹夜法，晚布晨收。各监测点每次布放有效夹数≥100夹，室内布夹按2夹/15 m²，＜15 m²的房间布放1夹；室外沿障碍物布夹，5～10 m布放1夹。记录捕获鼠数并进行鼠种鉴定，计算鼠密度。无效夹判断：①不明原因击发未捕获鼠类的鼠夹；②捕获鸟类、蛙类等非鼠类小型动物的鼠夹；③诱饵丢失，且未击发的鼠夹和遗失的鼠夹；④已击发，但鼠夹上仅有少量鼠毛、小段鼠尾或鼠爪的鼠夹计为有效夹，但不计为阳性鼠夹。

运用Excel 2003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006-2015年辽宁全省共布放鼠夹1 059 319夹次，有效夹1 009 744夹次，捕获鼠类18 929只，10年间鼠密度分别为2.93%、2.20%、1.90%、1.49%、1.52%、1.49%、1.59%、1.66%、1.71%和1.80%，平均鼠密度为1.87%。2006-2015年鼠密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2006-2009年鼠密度下降最为明显，下降了49.15%。2015年鼠密度（1.80%）与2006年（2.93%）相比下降了38.57%，但自2010年开始，鼠密度呈小幅逐渐升高趋势，2015年鼠密度（1.80%）与10年间最低的2009年鼠密度（1.49%）相比上升了20.81%，但2015年（1.80%）略低于10年间总平均鼠密度（1.87%），见图 1。

图 1 辽宁省2006－2015年鼠密度 Figure 1 Rodent density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5

图选项

2006-2015年辽宁省不同生境鼠密度农村村内（3.39%）＞农村村外（1.97%）＞特殊行业（1.32%）＞居民区（0.97%），城市鼠密度（1.15%）远低于农村（2.69%）。10年间城市和农村鼠密度整体呈下降趋势，但近几年城市和农村鼠密度有回升趋势，农村尤为显著，见表 1。

表 1 辽宁省2006-2015年不同生境鼠密度（%） Table 1 Rodent density in different habitats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5（%）

表选项

农村村内、特殊行业和居民区鼠密度均呈下降趋势，而农村村外鼠密度呈先下降后回升趋势。农村村内鼠密度降幅最大，自2006年起呈大幅下降，最大降幅达46.09%，但2010-2015年出现小幅上升。与2009年的最低水平相比，2015年农村村内鼠密度上升了24.80%，超过了10年间的平均水平。农村村外鼠密度自2006年开始下降，最大降幅达42.91%，但2012-2015年又回升至2006年的水平，2015年与2011年的最低水平比较，上升了54.36%，超过了10年间的平均水平；特殊行业和居民区鼠密度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2015年鼠密度较2006年分别下降了56.81%和55.88%，均低于10年间的平均水平，见表 1。

2006-2015年辽宁省主要鼠种为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黑线姬鼠（Apodemus agrarius）和小家鼠（Mus musculus），构成比分别为72.70%、14.52%和7.35%，褐家鼠为优势鼠种。2006-2015年褐家鼠构成比呈下降趋势，黑线姬鼠和小家鼠呈上升趋势，黑线仓鼠（Cricetulus barabensis）和大仓鼠（Tscherskia triton）变化不大，见表 2。

表 2 辽宁省2006-2015年鼠种构成比 Table 2 Rodent constituent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5

表选项

2006-2015年辽宁省褐家鼠构成比呈逐年下降趋势，褐家鼠构成比从2006年的80.64%下降到2015年的64.61%，下降了19.88%。 2015年黑线姬鼠、小家鼠、黑线仓鼠和大仓鼠构成比与2006年比较，均明显上升，上升幅度均＞100%，除黑线仓鼠外，2015年其他3种鼠构成比均高于10年间的平均水平，见表 2。

2006-2015年辽宁省不同生境鼠种构成不同，其中居民区、特殊行业、农村村内优势种为褐家鼠，构成比分别为90.20%、96.62%和83.20%，3种生境中褐家鼠构成比均＞80%，特殊行业褐家鼠构成比最高达96.62%；3种生境小家鼠的构成比次之，分别为8.92%、3.04%和9.51%，3种生境中褐家鼠和小家鼠构成比之和均＞92%，占绝对优势；而农村村外优势种为黑线姬鼠，构成比为50.85%，褐家鼠次之，为26.29%，见表 3。

表 3 辽宁省2006-2015年不同生境鼠种构成比 Table 3 Rodent constituent in different habitats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5

表选项

农村村内褐家鼠构成比呈下降趋势，最大降幅达17.15%，2015年构成比较2006年下降了13.58%，小家鼠构成比呈上升趋势，2015年构成比较2006年上升了95.01%，黑线姬鼠构成比变化浮动较大，规律性不明显，近几年呈上升趋势，而黑线仓鼠、大仓鼠构成比变化不明显；农村村外黑线姬鼠、小家鼠和黑线仓鼠构成比呈上升趋势，而褐家鼠呈下降趋势，与2006年比较，2015年构成比下降了33.46%，大仓鼠构成比相对稳定；居民区褐家鼠2015年构成比较2006年下降了8.71%，而小家鼠比2006年上升了87.46%，黑线姬鼠、黑线仓鼠和大仓鼠在稳定的区间内浮动，变化不明显；特殊行业褐家鼠构成比呈下降趋势，2015年构成比较2006年下降了6.44%，而小家鼠呈上升趋势，黑线姬鼠、黑线仓鼠和大仓鼠构成比变化不大，见表 4。

表 4 辽宁省2006-2015年不同生境鼠种构成比（%） Table 4 Trends for the rodent constituent in different habitats in Liaoning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5（%）

表选项

2006-2015年鼠密度整体呈下降趋势，2015年鼠密度与2006年比较下降了38.57%，说明辽宁省此10年间鼠密度的控制工作取得显著效果。首先与辽宁省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支持和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密不可分，各级政府每年度开展的集中灭鼠行动对降低鼠密度起到促进作用。其次，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持续深入，居民开始主动参与到防鼠灭鼠活动中。此外，与省、市、县（区）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防鼠灭鼠工作的有效开展密不可分。自2010年开始，辽宁省鼠密度呈小幅逐渐升高趋势，提示目前防鼠灭鼠工作仍不可松懈，各级政府仍需持续关注重视防鼠灭鼠工作，并将工作落到实处。

鼠密度和鼠种分布是HFRS发病的主要影响因素^[5]。辽宁省总体平均鼠密度（1.87%）以及各年鼠密度均＞1%，而鼠密度在1%以下方可控制HFRS的流行^[6-7]，鼠密度高可能是辽宁省近年来HFRS高发的主要原因之一。防鼠灭鼠工作则是控制HFRS的重中之重。

2006-2015年辽宁省不同生境鼠密度农村村内＞农村村外＞特殊行业＞居民区，城市鼠密度远低于农村。辽宁省不同生境中仅居民区鼠密度＜1%，而农村村内、农村村外和特殊行业3类生境鼠密度均＞1%，表明居民区生境HFRS流行的风险较低，而农村村内、农村村外和特殊行业的风险较高，仍需高度重视。虽然居民区鼠密度＜1%，发生HFRS流行的风险较低，但是城市人口密度密集，人员流动频繁，控制鼠密度仍不容忽视。

2006-2015年城市和农村鼠密度整体下降，其中居民区和特殊行业鼠密度虽有小幅波动但仍呈持续下降趋势。但近几年城市和农村鼠密度有回升趋势，农村尤为显著，说明辽宁省农村村内和村外鼠密度控制工作前期较好，但近年防鼠灭鼠工作重视程度不足和防鼠灭鼠专业培训缺失，可能是导致鼠密度有所回升的原因。同时提示辽宁省对于农村的防鼠灭鼠工作亟需提高，今后辽宁省防鼠灭鼠工作重点应向农村适度倾斜，政府应加强对农村生境防鼠灭鼠工作的重视程度。

2006-2015年辽宁省主要优势鼠种为褐家鼠、黑线姬鼠和小家鼠，其中褐家鼠构成比最高为72.70%。鼠种构成与2009-2013年辽宁省^[8]、2011-2013年浙江省^[9]和大连地区^[10]优势鼠种一致，但与南方省份不同，如云南^[11]、贵州省^[5]。2006-2015年褐家鼠、黑线姬鼠、小家鼠的构成比例处在较为稳定的区间，褐家鼠构成比呈下降趋势，黑线姬鼠和小家鼠构成比呈上升趋势，褐家鼠和小家鼠的构成比变化趋势与河南省一致^[12]，但辽宁省褐家鼠仍为优势鼠种，黑线仓鼠和大仓鼠构成比变化不大。

2006-2015年辽宁省居民区、特殊行业、农村村内优势种为褐家鼠，其中特殊行业褐家鼠构成比最高，3种生境小家鼠的构成比次之，在居民区、农村村内应针对褐家鼠和小家鼠的习性进行灭鼠，特殊行业应针对褐家鼠的习性进行灭鼠；而农村村外优势种为黑线姬鼠，褐家鼠次之，因此，农村村外应针对黑线姬鼠和褐家鼠的习性进行灭鼠。居民区、特殊行业、农村村内优势种为褐家鼠，农村村外优势种为黑线姬鼠，与王谷生等^[13]对湖北省连续8年的鼠情监测结果一致。

2006-2015年辽宁省居民区、特殊行业、农村村内和村外褐家鼠的构成比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农村村外下降最多，特殊行业下降最少。而小家鼠在以上4种生境中构成比均呈上升趋势，在特殊行业构成比最高上升了近5倍，其原因主要是城市卫生环境的改善，以及农村地面硬化逐渐普及，对褐家鼠的栖息不利，大量向室外庭院转移。小家鼠巢穴简易，可生活于地面硬化的室内，随着褐家鼠由室内向室外转移，小家鼠则由室外向室内转移，导致其数量与构成比上升^[14]。在农村村外黑线姬鼠构成比呈上升趋势，提示农村村外灭鼠工作尚待加强，应同时进行野栖鼠灭鼠工作，以防止野栖鼠类向内迁徙。在4种生境中黑线仓鼠和大仓鼠的构成比变化不明显。

综上所述，辽宁省经过多年的城市环境卫生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卫生条件有了大幅改善，鼠类的栖息地减少，食物来源短缺，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以及各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在防鼠灭鼠工作中的努力都是促进鼠密度下降的积极因素。但近年鼠密度的回升提示对鼠类防制仍不可松懈怠慢，各级政府应给予充分重视。有研究表明，一个城市的经济条件并非影响当地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效果的关键因素，关键在于重视程度以及经费投入力度^[15]。建立以政府、疾病控制专业人员和居民三位一体的联合控制机制，以期达到对鼠类可持续控制的目的。尤其农村鼠密度明显高于城市，提示辽宁省农村仍是防鼠灭鼠工作的主战场，政府应给予足够重视。虽然城市鼠密度低于农村，但城市人口密集、人员流动频繁，控制鼠密度仍不容忽视，应因地制宜持续开展鼠密度监测，并加大灭鼠力度。

病媒生物控制是对病媒生物性传染病，特别是对尚无有效疫苗控制的病媒生物性传染病防控的重要手段。辽宁省病媒生物控制应遵循媒介生物综合治理基础上的可持续控制策略^[16]，在鼠类防制中提倡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综合防制策略^[17]，同时积极宣传鼠类防控知识，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消除鼠类觅食及栖息场所，将鼠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水平，为居民的健康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