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蚊媒传染病频发，其在我国每年传染病总发病病例中占5%~10%，但其病死数占传染病总病死数的30%~40%^[1]。而控制蚊媒是控制蚊媒传染病的重要手段，对某些蚊媒疾病来说，甚至是唯一有效手段。同时蚊虫也是重要的骚扰性害虫之一。为掌握我国重要病媒生物的种类、数量、分布和动态，进行病媒传播疾病的风险评估，2005年中国CDC启动了全国重点传染病及病媒生物监测项目，其中病媒生物监测按照《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试行）》，主要在人居及周边环境进行蚊虫、鼠类、蝇类和蜚蠊4类重要病媒生物的密度监测。随着病媒传播疾病防控的形势不断变化，对病媒生物监测提出了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要求。2016年，为适应病媒传播疾病防控的新需求，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新的《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各监测点开始按照新的监测方案开展病媒生物监测。

为了解我国人居及周边环境蚊虫的常见种类、密度和季节消长规律，并对过去11年监测工作做一总结，现将2006－2015年（2005年为监测启动年，仅部分监测点在部分月份开展监测，因此未将2005年数据纳入分析）全国蚊虫监测情况总结并报告如下。

本研究分析数据来自全国病媒生物监测系统中2006－2015年的蚊虫监测数据。

综合考虑地理位置、病媒生物传播疾病分布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工作能力，在全国范围内选定43个地级市作为国家级监测点（直辖市作为1个监测点），开展蚊、蝇、鼠、蜚蠊密度监测。其中2005年确定17个省40个监测点，2006年增加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个市和北京市共3个监测点，至此，监测点总计43个，分布于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19个省41个监测点开展蚊虫监测，蚊虫监测点分布见图 1。2014年山东省东营市监测点调整至聊城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南宁市监测点调整至北海市。

图 1 我国病媒生物监测系统蚊虫监测点分布情况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surveillance sites for mosquito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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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试行）》中的诱蚊灯法进行监测。诱蚊灯采用光催化捕杀蚊蝇器（武汉市吉星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波长360~380 nm，灯泡功率8 W），每个监测点（地级市）城区选择居民区、公园（含街心公园）、医院各4处，农村选择民房和牲畜棚（牛棚和猪圈等）各4处，无牲畜棚的以民房补齐。除牛棚、猪圈外，其他均在外环境中进行。每处使用诱蚊灯1盏。监测从日落20 min后开始，连续诱集6 h或一夜（考虑实际工作开展情况，本研究捕蚊时间统一为 12 h）。第2天将集蚊盒取出，鉴定种类、性别并计数。

每月监测2次，相邻两次的测定间隔为15 d，遇风雨天气（风力五级以上）顺延。越冬蚊虫活动前1个月即开始监测，连续2次监测皆未捕到蚊虫即结束。

蚊虫监测为季节性监测，非全年监测，各地根据当地蚊虫出现和消失的实际情况，每年开始和结束监测的时间并不一致，未开展监测月份蚊虫密度默认为0。为合理评价全年蚊虫密度，体现低密度月份对全年蚊密度的稀释作用，方便不同地区间监测数据的比较，本研究对监测数据做如下处理：未开展监测的年初月份挂灯数以开始监测的最早月份为准，捕获蚊虫数为0；未开展监测的年末月份挂灯数以结束监测的最晚月份为准，捕获蚊虫数为0。

数据整理和分析采用Excel 2007、EpiInfo 7、Arcgis等软件对全国病媒生物监测点2006－2015年的蚊虫监测资料进行相关统计分析。灯诱法蚊密度计算公式：

2006－2015年，全国病媒生物监测系统共收集到蚊虫317.94万只，密度为2.32只/（灯·h）。其中淡色（致倦）库蚊（Culex pallens/quiquefasciatus）最多（图 2），占捕获总数的57.09%，除2010年所占比例低于三带喙库蚊（Cx. tritaeniorhynchus）外，其余各年份均以淡色（致倦）库蚊最多，各年构成比为40.49%~69.24%不等；三带喙库蚊排在第2位，占27.28%，2010年该蚊所占比例首次超过淡色（致倦）库蚊，达47.07%，2014、2015年所占比例也＞30%，当年牲畜棚捕获的三带喙库蚊占比也较高（图 3），2006年所占比例最低，仅为10.74%，低于其他蚊虫比例；其他蚊虫〔包括刺扰伊蚊（Aedes vexans）、骚扰阿蚊（Armigeres subalbatus）、凶小库蚊（Cx. modestus）、背点伊蚊（Ae. dorsalis）、朝鲜伊蚊（Ae. koreicus）等〕占7.44%列第3位，除2006、2007年所占比例＞10%外，其他年份所占比例均＜10%；中华按蚊（Anopheles sinensis）排第4位，占6.56%，各年份所占比例均＜10%；白纹伊蚊（Ae. albopictus）排在第5位，占1.49%，其中2013年所占比例最高，达3.58%，2006、2011、2012年也均＞2%，其余年份占比较低；雷氏按蚊嗜人亚种（An. lesteri anthropophagus）（监测方案中称为嗜人按蚊，以下均称嗜人按蚊）、埃及伊蚊（Ae. aegypti）所占比例均＜1%；各监测点均未捕获大劣按蚊（An. dirus）。

图 2 2006－2015年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捕获蚊虫构成比 Figure 2 Species composition of mosquitoes from surveillance sites in 2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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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6－2015年三带喙库蚊在各环境的构成比 Figure 3 Percentage of Cx. tritaeniorhynchus at different habitats in 2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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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蚊虫总密度在2006－2013年间总体呈波浪式下降趋势，但2013年后，密度开始逐渐上升。优势蚊种淡色（致倦）库蚊密度最高，达0.66只/（灯·h），其年消长趋势与蚊虫总密度趋势相似；三带喙库蚊密度居第2位，达0.32只/（灯·h），在2006－2013年间其密度除2010年突然升高外，一直较为平稳，2013年后又开始逐渐上升；其他蚊种密度与中华按蚊接近，分别为0.086和0.076只/（灯·h），变化趋势也较为相似，2010年密度突然升高，2013年后密度再次开始上升；白纹伊蚊密度居第5位，为0.017只/（灯·h），年际波动不大。各蚊种中，除2010年密度低于三带喙库蚊外，其余年份均以淡色（致倦）库蚊密度最高，三带喙库蚊密度大部分年份（2006、2010年除外）居第2位，中华按蚊密度与其他蚊种密度接近，交替占据第3、4位，白纹伊蚊密度各年均居第5位（表 1）。

表 1 2006－2015年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捕获各蚊种密度a〔只/（灯·h）〕 Table 1 ensity of mosquitoes captured at surveillance sites in 2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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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5年，以牲畜棚捕获蚊虫密度最高（图 4），达4.77只/（灯·h）；其次是农户，达1.27只/（灯·h）；公园蚊虫密度居第3位，为0.55只/（灯·h），但其中2009和2010年密度略低于居民区；居民区蚊虫密度居第4位，为0.49只/（灯·h），但除2009和2010年居第3位外，2006、2011、2012年蚊虫密度低于医院环境，居第5位；医院蚊虫密度总体上最低，为0.44只/（灯·h），但个别年份上升至第4位。

图 4 2006－2015年全国病媒生物监测各环境类型捕获蚊虫密度情况 Figure 4 Density of mosquitoes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at surveillance sites in 2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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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蚊种均以牲畜棚密度最高，优势蚊种淡色（致倦）库蚊（图 5A）、三带喙库蚊（图 5A）、中华按蚊（图 5B）牲畜棚密度占绝对优势，但白纹伊蚊（图 5B）在各环境类型的密度相近。

图 5 2006－2015年不同蚊种在不同环境的密度情况 Figure 5 Density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mosquitoes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in 2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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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监测省份捕获蚊密度不高（图 6），＜1.00只/（灯·h），辽宁、四川、江西、天津4省（直辖市）蚊密度在1.00~2.00只/（灯·h）之间，山东、湖北、湖南省蚊密度在2.00~3.00只/（灯·h）之间，广西蚊密度最高，为4.12只/（灯·h），其次为江苏省，为3.59只/（灯·h）。

图 6 2006－2015年全国病媒生物监测各省捕获蚊虫密度 Figure 6 Density of mosquitoes from surveillance site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in 2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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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蚊种在各省的密度高低不同。淡色（致倦）库蚊（图 7A）以广西密度最高，其次是山东省；三带喙库蚊（图 7B）则以江苏省最高，湖北、湖南省次之，再次为四川省、广西；白纹伊蚊（图 7C）密度山东省最高，天津、海南、广东、湖北省（直辖市）密度依次降低；中华按蚊（图 7D）则以湖北省密度最高，其次是辽宁、江苏省。

图 7 2006－2015年不同蚊种在各省的密度分布 Figure 7 Density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mosquitoes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in 2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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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5年，各监测点捕获蚊虫总密度季节消长趋势呈单峰型，以7月密度最高；各年份中，2006年密度高峰持续时间较长，6月密度达到峰值后，7月略有下降，8月再次升高，2007年和2013年8月才出现峰值，2015年6月即出现峰值，其余年份均与总密度趋势相似，均在7月出现高峰（表 2）。

表 2 2006－2015年全国病媒生物监测蚊虫密度〔只/（灯·h）〕季节消长趋势 Table 2 Seasonal fluctuations of mosquitoes from surveillance sites in 2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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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蚊种中，淡色（致倦）库蚊和三带喙库蚊季节消长趋势呈典型的单峰曲线，以7月密度最高（图 8A），但三带喙库蚊（图 9A）在2015年密度最高峰6月即出现，而2006、2008、2012、2013年则出现在8月，2008年9月密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中华按蚊、白纹伊蚊虽然也呈单峰曲线，但高峰期持续时间较长，中华按蚊6－8月密度均较高，白纹伊蚊则7、8两月密度较高（图 8B），且2013－2015年密度较高水平一直持续到9月（图 9B）。

图 8 2006－2015年全国病媒生物监测不同蚊种密度季节消长趋势 Figure 8 Seasonal fluctuations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mosquitoes from surveillance sites in 2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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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蚊种密度在不同年度季节消长趋势 Figure 9 Seasonal fluctuations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mosquitoes in differ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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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环境中蚊密度均呈单峰曲线，但牲畜棚（图 10A）和医院（图 10B）蚊密度高峰持续时间较短，均以7月最高；而居民区、公园和农户的蚊密度高峰持续时间较长，特别是农户，蚊密度高峰从6月一直持续到8月（图 10B）。

图 10 2006－2015年不同环境蚊密度季节消长趋势 Figure 10 Seasonal fluctuations of mosquitoes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in 2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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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蚊虫在不同环境中的季节消长趋势不尽相同。各蚊种密度在牲畜棚的峰值均为最高（图 11），农户居第2位；三带喙库蚊（图 11B）在牲畜棚的密度峰值明显高于其他环境；中华按蚊（图 11C）与三带喙库蚊相似，但在各环境密度高峰均持续时间较长，除公园为7－8月外，其余均为6－8月；白纹伊蚊（图 11D）虽然在牲畜棚密度仍为最高，但各环境密度相差不大，且农村（牲畜棚和农户）蚊密度高峰期短，出现在7月，而城镇环境（公园、居民区、医院）高峰持续时间长，在7－9月。

图 11 2006－2015年不同蚊种密度在不同环境季节消长趋势 Figure 11 Seasonal fluctuations of different species of mosquitoes from different habitats in 200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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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全国病媒生物监测启动，按照监测方案，主要对8种与人类生活及疾病传播密切相关的蚊种，在人居及周边环境开展监测。10年的监测结果显示，淡色（致倦）库蚊和三带喙库蚊是人居及周边环境的优势蚊种，两者占所捕获蚊虫总数的80%以上。一般认为三带喙库蚊主要孳生于稻田、较清的污水和静止或半流动的水体等农村环境中^[2]，本项监测也发现牲畜棚和农户环境对三带喙库蚊构成比升高贡献很大，特别是2010年和2014、2015年，但近年上海^[3]、北京^[2]、江苏、辽宁、江苏、贵州^[4]等地在城区环境中发现三带喙库蚊，甚至孳生地，2011－2013年城区环境（居民区、医院、公园）三带喙库蚊所占比例也在逐年上升，提示不仅应加强对农村环境三带喙库蚊的控制，在城区也应加强对该蚊的监测。嗜人按蚊、微小按蚊、埃及伊蚊捕获数量很少，大劣按蚊未捕获，与这些蚊虫本身分布较为局限，还与这些蚊虫的适宜孳生环境越来越少、监测点的具体位置未覆盖这些蚊虫的孳生环境、监测人员对这些蚊虫的识别能力等有关。

监测中，捕获的蚊虫除监测方案特别指出的8种蚊虫外，其他蚊虫统一计入“其他”蚊虫，在监测的最初几年，其他蚊虫的构成比较高，可能与病媒生物监测刚刚启动，监测人员对监测方案和蚊虫鉴定掌握还不熟练，导致很多蚊虫未能鉴定。随着中国CDC加强相关培训，2008年后其他蚊虫所占比例逐渐降低，但近年该比例有所上升，10年总构成比也占到捕获蚊虫数的第3位，是监测人员能力问题导致蚊虫鉴定不准确，还是监测对象之外的蚊虫种类确实多，有待进一步分析、调查。

近年来，随着登革热、寨卡病毒病、黄热病等伊蚊传播疾病的频发暴发流行，媒介伊蚊控制逐渐受到重视，2006－2015年，白纹伊蚊密度基本呈逐渐下降趋势，但淡色（致倦）库蚊、三带喙库蚊、中华按蚊等这些主要孳生于大、中型水体或农村环境，当前骚扰性高于传播疾病重要性的蚊虫密度2013年后又开始上升，导致蚊虫总密度也开始上升，是否为对这些环境孳生的蚊虫控制重视和力度不够而导致，抑或是由于孳生于农村环境，杀虫剂的暴露机会多，导致这些蚊虫抗药性水平上升而不易控制，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提示蚊虫防制要重视各类孳生环境。

2006－2015年的监测结果显示，农村（牲畜棚和农户）仍是蚊虫最易孳生环境，三带喙库蚊和中华按蚊此类野栖蚊种在牲畜棚占绝对优势。而淡色（致倦）库蚊和白纹伊蚊这类家栖、半家栖蚊种，监测各环境类型密度差异较小，特别是白纹伊蚊，且它们均嗜吸人血^[5]，但在牲畜棚密度仍为最高。近年在农村暴发几起登革热疫情，如2013年河南省许昌市^[6]及2017年山东省济宁市登革热疫情，提示对蚊虫特别是对白纹伊蚊的防制，不能仅将重点放在城市，也应重视农村的蚊虫防制。

2006－2015年，大部分监测省份捕获蚊密度不高，各蚊种在各省的密度也高低不同，总体上来说，长江以南各省的蚊密度较高。这其中有南方自然和气候条件更易于孳生蚊虫的原因，也因为本文仅比较全年蚊密度，北方地区蚊虫活动时间短，即使高峰期密度可能会高于南方地区，但全年密度值较低，当然也不排除控制力度和监测力度的原因。监测显示，蚊虫密度的高峰期在7月，但一些蚊种的密度高峰在某些年份会提前或推迟，例如白纹伊蚊在城镇环境（居民区、公园和医院）近几年的密度高峰一直持续到9月，给登革热的防控带来压力，提示要加强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启动、适时结束控制活动。

《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试行）》实施了11年，初步获得我国人居及周边环境的蚊虫种类、孳生和消长规律，为进一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蚊虫监测、掌握蚊虫孳生特点、获得蚊虫控制阈值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也发现和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诱蚊时间与白纹伊蚊活动高峰不一致、方法敏感性不够等。2015年，在总结过去11年监测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CDC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牵头修订了监测方案，2016年3月9日新的《全国病媒生物监测方案》正式发布，2016年5月4日中国CDC配套发行了《全国病媒生物监测实施方案》，新的监测方案提高了监测覆盖面要求，强调病媒生物监测数据的利用，蚊虫监测方案中增加了对国家级监测点媒介伊蚊和幼蚊以及蚊虫抗药性监测强制性要求。在新方案的指导下，全国病媒生物监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