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全球登革热发病率大幅增长，全球约有一半人口处于登革热发生的风险区。该病具有传播迅猛，发病率高、人群普遍易感、重症类型死亡率高等特点，倍受人们的广泛关注^[1]。在我国，登革热具有典型的输入性和突发性，在发生时常常表现为较大范围、较严重的暴发流行等特点^[2]。2013年云南省登革热暴发流行，共报告1 938例，2014年广东省大规模暴发流行登革热疫情，报告病例超过45 000例^[2-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自1978年成为我国首个发生登革热暴发流行地区后^[4]，至今陆续有输入性病例报告。2012-2014年佛山市禅城区又连续3年发生本地登革热暴发流行，登革热的防治已经成为该区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为探索一套有效预防控制措施，减少和降低登革热的发生及流行，笔者借助创建省级登革热防控工作示范区的契机，对创建前后禅城区从政府层面到基层部门（村居委会）的登革热应对能力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分别于2014年6-7月和2015年12月调查禅城区政府、禅城区卫生和计生局（卫计局）、各镇街道卫计局/爱卫办公室（爱卫办）、辖区村居委会。调查问卷分别发放115和141份，回收115和141份，两年的回收率均为100%。

采用德尔菲法确定使用的“登革热应对能力调查表（行政部门填写）”。该表格根据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联合发文《广东省登革热防控综合防控示范区（试点）工作方案》（粤卫办[2015]30号）的有关职能要求编写，经预调查及省、市、区流行病、虫媒生物学等专家组制定。内容包括组织架构和预案管理的建立、卫生应急队伍、培训和演练、应急物资储备、消杀人员储备、爱国卫生运动情况执行、工作经费落实和监督机制建立等。调查人员分别在创建示范区前后（创建示范区前指2014年，创建示范区后指2015年8月后）开展问卷调查，质量控制人员对回收问卷进行审核。

使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录入及逻辑检查，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由于各层政府部门的要求不同，分别对禅城区政府、各镇街道、各村居委会进行分析，对登革热防控应急能力的分析采用χ²检验，并对其均数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禅城区政府设立登革热防控综合协调指挥部于卫计局。禅城区政府、禅城区卫计局在示范区创建前后的防控能力基本一致，包括建立健全的组织架构和预案管理、组建和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建立卫生应急队伍，培训到位、储备应急物资和消杀人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工作经费保障和监督机制落实等。

禅城区三街道一镇在示范区创建前后均建立本级登革热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印发本级政府登革热专项预案，有消杀人员的储备和应急队伍的建立，其中各镇街道的消杀人员和应急队员由2014年（46±56）人和（210±124）人上升到2015年（69±106）人和（446±477）人，但其增幅无统计学意义（t=-0.387、-0.957，P=0.712、0.370），每月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和保障专项经费，平均经费有所上涨（由2014年的144万元上升至2015年的160万元），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25，P=0.831）。2015年部分镇街道开始增设本级卫生应急医疗机构，其中防蚊病床有所增加，由2014年（3±4）张增加到2015年（5±4）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180，P=0.260）；与2014年比较，2015年辖区全部镇街道均有应急物资储备（包括消杀器械、药品、驱避剂等），各镇街道对辖区负责地段蚊媒密度风险高的物业、医院、公园和工地等进行督导，督办高风险的地段蚊媒密度下降到安全范围内，见表 1。

表 1 佛山市禅城区三街一镇在创建示范区前后登革热应对能力情况

表选项

与2014年比较，2015年辖区各村居委会建立本级的组织架构和预案管理比例有所上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22.510、47.890，均P＜0.05）；在卫生应急方面，2015年有93.38%村居委会建立本级应急队伍，高于2014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890，P＜0.05），其中应急队员人数由2014年的14人增加到2015年的17人，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20，P=0.106）；2015年，36.03%村居委会组织本级登革热防控的应急演练，远高于2014年（χ²=44.180，P＜0.05）。近两年，有60%左右的村居委会组织本级培训或参加上级部门培训。在后勤保障方面，无论是应急物资的储备还是消杀人员的储备，近两年均有明显增幅（χ²=63.520、37.330，均P＜0.05），其中消杀人员的配备各村居委会由2014年的4人增加到2015年的7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600，P＜0.05）。同时，2015年有51.47%的村居委会负责本村地段范围内的物业、公园、工地等场所的督办，远高于2014年（8.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2.270，P＜0.05）。另外，绝大多数村居委会参与爱国卫生运动，改善本地段的环境卫生状况，对从根本上做好蚊媒控制工作提供了保证。对于登革热防控工作经费，近两年仅有约64%村居委会保障到位，但2015年各村居委会平均专项经费是2014年的2倍（t=-3.250，P＜0.05），见表 2。

表 2 佛山市禅城区各村居委会在创建示范区前后登革热应对能力调查

表选项

县（区）级政府作为我国的基层政权组织，是直接涉及基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部门^[5]，对登革热防控更是责无旁贷。根据近几年登革热的防控工作现场反映，作为政府最基层政府部门--村居委会若措施落实不力，蚊媒密度就难以迅速降低，往往影响登革热的防控效果。为此，本次课题重点针对政府至基层部门的群防群控能力进行调研。调查发现区政府和各镇街道从领导架构的建立、卫生应急建设、后勤保障、经费预算和督办机制均能落实到位，在创建示范区前后的差异无明显变化，且前期创建中与陈斌等^[6]调查的未充分发挥村居委会等基层部门的作用结果一致。

自创建示范区后，禅城区借助创建示范区的契机，启动城市管理网格化及镇、村直联制，建立常态化联防联控机制--区直部门挂点至各个村（居委会），对登革热防控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协调和帮扶，促使最基层政府（各村居委会）建立领导架构和预案管理，使建立组织架构和专项预案的村居委会数量明显高于创建示范区前，构建了区、镇（街道）、村（居委会）三级联动的登革热防控机制。

2014年广东全省登革热疫情大流行，禅城区受邻近的广州市、佛山市南海区的影响，出现登革热疫情流行，病例数达500多例，创历史新高，越来越多的村居委会基层领导意识到登革热防控的重要性。2015年，通过示范区创建工作推动，有90%的村居委会组建应急队伍，队伍人员为每村居委会17人，均高于2014年的组建率和队伍的人数，建立起最基层村居委会的蚊媒监测队伍，从而构建区、街道（镇）、村（居委会）三级蚊媒监测网络，实现了对全区各村（居委会）的监测全覆盖。此外，示范区创建后，＞80%的村居委会通过组建本级消杀人员或聘请消杀公司来扩大本级消杀人员的配备，明显高于创建前，其中消杀人员的配备有明显增加。同时，工作经费的投入，有效实现应急资源的合理配置：示范区创建前后，均有60%的村居委会有登革热防控专项经费，且平均专项经费明显增加。示范区创建后，有60%的村居委会将专项经费用于购买应急物资的配备尤其是专业的消杀器械、药品、驱避剂等，明显多于创建前（11%）村居委会储备应急物资，基本解决了最基层政府（各村居委会）消杀人员储备不足、消杀药物欠缺及专业消杀机构配备不足等问题。

黄清臻等^[3]提出对各项防控登革热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及时纠正各项防控措施中发现的问题是关键。示范区创建后，各级政府部门均将督办机制落实到位，及时反馈和共享监测结果，使督办的力量落到实处，尤其是体现在基层政府部门（各村居委会）督办能力的提升。近50%村居委会对责任地段内物业、公园或建筑工地高风险的蚊媒密度进行督办，多于创建前（＜10%）的村居委会执行督办评估机制，责令其改进工作，消除隐患，从而达到防控的效果。

综上所述，禅城区创建广东省首个登革热防控示范区，建立常态化群防群控机制。与孟凤霞等^[2]提出设置登革热媒介防控的长效机制不谋而合。登革热防控是需要政府主导，各部门合作与全面参与的工作，平时要主动干预，不能等疾病来临时或疫情暴发时再采取行动^[7-8]，类似消防队应急处置^[9-13]；应主动采取预防控制降低成本，可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4]。通过创建登革热防控示范区，其政府群防群控的能力得到提升，不仅对登革热疫情防控起到促进作用，也对各种如寨卡病毒病、黄热病等虫媒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从根本上起到限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