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吸虫病传染源种类众多，自然界有7目18科33属46种哺乳动物可自然感染日本血吸虫（Schistosomiasis japonica）^[1]。云南省除人类外，已发现牛、马、羊、猪、犬和鼠等15种动物感染血吸虫^[2]，其中野生动物以鼠类感染最多。2009年底云南省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3]，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传播链并未完全阻断，血吸虫病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复杂，且小兽感染血吸虫一直被关注，其在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尚存争议。为进一步探究云南省血吸虫病达到传播控制标准后小兽在传播疾病中的作用，于2010－2011年对云南省血吸虫病历史重疫区洱源县小兽血吸虫感染情况进行调查，了解该地区血吸虫病流行病学特征，为有效控制血吸虫病提供科学数据。

1953年洱源县被确定为血吸虫病流行区，是云南省血吸虫病重疫区之一，属山丘型血吸虫病流行区。根据地理环境和地形特征，又分高原平坝（坝区）和高原峡谷（山区）2种亚型，全县有8个镇（乡）56个行政村382个自然村流行血吸虫病，流行区主要分布在99°67′～100°06′E，25°59′～26°14′N，海拔1 700～2 450 m的辖区，平均气温13.9 ℃，年平均降雨量为732 mm。洱源县农村经济收入以农牧业为主，坝区耕地以田地为主，主要农作物有水稻、蚕豆、烤烟、油菜及大蒜等，除猪完全圈养外，其他存栏家畜大多数圈养，部分放养；山区耕地以梯田和旱地为主，主要农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蚕豆及薯类等，除奶牛、猪基本圈养外，其他家畜均为放养。

根据血吸虫病流行类型和疫情资料，在云南省血吸虫病流行区洱源县分层随机抽取具有典型高原平坝亚型的三营镇永乐村委会文笔自然村、高山峡谷亚型的炼铁乡前甸村委会新农自然村和新庄村委会干地曲自然村作为调查点。

2010－2011年采用夹夜法在调查点村庄周围农耕区有螺环境每晚布放≥200夹诱饵鼠夹，每村连续布放两晚，晚放晨收，捕获动物后分类鉴定。解剖后观察肝脏表面有无日本血吸虫虫卵结节，显微镜下鉴别阳性或可疑病变组织，撕碎法检查肝内、门静脉及肠系膜静脉中有无成虫，同时取出肠腔内粪便混匀，利用改良加藤涂片法计数血吸虫虫卵，计算鼠密度及小兽血吸虫感染率等。

鼠密度（捕获率）＝捕鼠总数/有效夹总数×100%

感染率（阳性率）＝阳性数/检查数×100%

每年对调查点90%以上居民（6～65岁）采用间接红细胞凝集试验（IHA）进行血清学筛查，对血检阳性者（IHA＞1∶10），利用尼龙绢集卵孵化法检查，孵化阳性粪便再用改良加藤法进行病原学定量检查（1粪3检）；并采用塑料杯顶管孵化法检查可能散养的存栏家畜，对数量≥60头（匹、只）的家畜每村每种抽查，＜60头（匹、只）的家畜全部检查，抽样自然村存栏数较少的家畜种类，则从相邻自然村中抽取部分家畜以补充增加样本量，若犬粪便较难采集，则收集农户院内或住宅周围新鲜粪便，用尼龙绢集卵孵化法检查，计算血吸虫感染率及感染度等。

每年春秋两季对调查点历史有螺和可疑有螺环境，采用系统抽样结合环境抽样法进行调查，以5～10 m设框，按环境逐框登记和建卡，捕获框内全部钉螺，压片镜检，计算有螺面积、有螺框出现率、活螺密度、钉螺感染率及感染螺密度等。

应用Excel 2003和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率的比较采用 χ²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010－2011年在调查点村庄周围农耕区有螺环境共计12晚累计布放鼠夹2 517夹次，回收有效鼠夹2 401夹次，捕获小兽307只，捕获率为12.79%，隶属3目3科4属6种，以啮齿类为主，占85.67%（263/307）。斯氏家鼠（Rattus sladeni）和齐氏姬鼠（Apodemus chevrieri）为优势种，分别占53.75%（165/307）和20.85%（64/307），山区和坝区小兽组成略有区别。共解剖检查小兽305只，粪检发现1只斯氏家鼠感染血吸虫，感染率为0.61%，小兽感染率为0.33%，斯氏家鼠EPG（x）为0.291，小兽群EPG（x）为0.157，见表 1。

表 1 抽样调查点农耕区小兽种群组成及血吸虫感染情况 Table 1 Species composition and infection of Schistosomiasis of small mammals in the cultivated area of the sampling villages

表选项

2010－2011年共检查1 233人次，患病12人次，其中2010年开展全面血检过筛后进行粪检，血检阳性率为16.32%（103/631），粪检阳性率为5.88%（6/102），校正人群感染率为0.96%，患者EPG（x）为0.930，人群EPG（x）为0.009；2011年同时开展血检和粪检，血检602人次，感染率为18.60%（112/602），粪检597人次，人群感染率为1.01%（6/597），患者EPG（x）为0.980，人群EPG（x）为0.010。

2010－2011年共检查调查点家畜1 508头（匹），血吸虫感染家畜19头（匹、只）（奶牛5头，马1匹，犬13只）。牛感染率为0.83%（5/599），牛EPG（x）为0.553，牛群EPG（x）为0.005；马感染率为0.58%（1/173），马EPG（x）为1.133，马群EPG（x）为0.007；犬感染率为5.91%（13/220），犬EPG（x）为1.356，犬群EPG（x）为0.080，在坝区和山区犬均被检出感染血吸虫，而牛仅在坝区检出，马仅在山区检出感染血吸虫，其他家畜未检出。

比较各宿主感染率，人群与牛（常规防治监测家畜）感染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095，P=0.758）；犬（非常规防治监测家畜）与牛（常规防治监测家畜）感染率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6.986，P=0.000）；小兽与犬感染率间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²＝15.339，P=0.000），小兽与其他宿主感染率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010年共调查钉螺13 154框，调查面积789 438 m²，检出钉螺面积192 677 m²，螺框出现率为4.17%，活螺密度为0.11只/0.1 m²；2011年共调查钉螺13 587框，调查面积787 437 m²，检出钉螺面积182 021 m²，螺框出现率为3.42%，活螺密度为0.07只/0.1 m²。总体上螺情呈平稳下降趋势，两年均未检出感染钉螺。

调查结果显示，洱源县血吸虫病流行区的农耕区小兽以斯氏家鼠和齐氏姬鼠为优势种，小兽感染率较人、畜低，但小兽与犬的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其他宿主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该地区与以往血吸虫病重度流行时期的调查结果比较^[4-6]，小兽种群结构组成有所差别，可能与调查年代、季节、环境及方法等不完全相同有关；小兽感染率（0.33%）低于以往调查感染率（1.73%），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2.530，P＞0.05）；人群感染率（1.01%）低于以往调查感染率（20.65%～21.14%），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31.836，P＜0.05）；牛感染率（0.83%）较以往调查感染率（20.13%）明显下降，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²＝118.806，P＜0.05）；犬较少被列为常规防治的宿主动物，目前其感染率达到5.91%，已成为该地区血吸虫主要感染宿主之一^[7-9]。人、畜感染率较血吸虫病重度流行时期明显下降，说明实施血吸虫病综合治理重点项目以来，云南省因地制宜的“传染源综合防治和钉螺控制并重”的防治策略效果显著。虽疫情稳定下降，未检出阳性钉螺，但钉螺面积较大，传染源未完全得到有效控制，仍处于低度流行状态，当地潜在的血吸虫病宿主多样性一定程度上影响血吸虫病的防治进程。

云南省血吸虫病的宿主及传染源的鼠种有黄胸鼠（R. tanezumi ）、褐家鼠（R. norvegicus）、大绒鼠（Eothenomys miletus）、斯氏家鼠和大足鼠（R. nitidus）5种^[6]。本次调查仅发现斯氏家鼠感染血吸虫，其他小兽未感染，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调查小兽种群结构组成及数量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不同小兽的地理分布、栖息环境、活动、食性及易感性等生物特性有关。大绒鼠生物学研究资料表明其生物学特性导致其在血吸虫病流行区与疫水接触机会多、时间长^[10]；以往调查发现大绒鼠集中分布且在捕获较多的高山峡谷局部地区感染较重，感染率达53.85%^[4]。斯氏家鼠为野栖鼠类，是山麓灌木草丛、耕作区等生境的固有种，多洞栖于箐溪两侧灌木草丛和农田埂，以农作物和绿色植物为主食，在黄昏及黎明前活动频繁，昼间活动较少，偶尔窜入居民区，常在沟渠旁和田间活动，理论上易造成感染，被感染鼠粪也易污染水源。

某一宿主动物在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大小不仅取决于其感染率的高低，还应考虑宿主动物的数量、粪便中虫卵数、感染粪便污染水源及有螺水体的概率等因素^[11]。鼠类在日本血吸虫病的传播作用及流行病学上的意义，地区不同，学者意见不一。多数调查研究认为鼠类在传播中的作用不大^{[5-6, 12-15]}，主要是大多数地区血吸虫自然感染率均很低（0.30％～2.94％），且感染率和感染度均非鼠类实际自然排便孵化所决定；鼠类排粪量明显低于人群及家畜，且排粪多在鼠洞内、洞口外松土堆及取食点旁或干燥环境，无法直接入水，鼠粪颗粒小，易干燥，虫卵易于死亡不易孵化；野鼠寿命较短，一般仅2～3年，活动范围小，远比人群及家畜保虫和传播作用小。然而，有研究报道鼠类血吸虫自然感染率较高，如在安徽省贵池市褐家鼠感染率达31.30％^[16]。吕大兵等^[17]在安徽省石台县调查野鼠感染率达22.22%～33.33％，鼠EPG为609.91；余晴等^[18]2007年在安徽省石台县调查发现野鼠血吸虫感染率达13.64％；甚至在无人居住的长江洲滩地区，沟鼠感染率可达59.78％^[19]，提示野鼠类可维系血吸虫病传播，形成自然疫源地。Lu等^[20-21]研究发现，山丘型地区感染性钉螺室内尾蚴逸出呈“晚逸蚴”特征，不同于湖沼型地区感染性钉螺的“早逸蚴”，不同逸蚴特征的日本血吸虫具有明显的基因结构差异，提示山丘型地区存在鼠源性血吸虫及鼠类可维系日本血吸虫病传播的可能。据以往该地调查感染鼠体内成虫发育良好，排卵量较高，粪便均能孵化出毛蚴，提示鼠类在该地区血吸虫病传播中具有成为保虫宿主或传染源的可能。且野鼠繁殖快，数量多，分布广泛，与人类的生活及生产等活动关系较为密切，因觅食、求偶、交配、迁移等活动频繁，接触疫水的机会多，被感染的鼠粪更易污染水源，并且鼠粪毛蚴孵出率是人粪的14.50倍^[16]，危害较大，应加以关注。

综合小兽感染及生态习性分析，认为小兽在洱源县达到传播控制标准后流行区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依然较小，但随着以传染源控制为主的综合防治策略的深入开展，人和牛作为传染源在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将日益下降，其他家畜及野生动物等保虫宿主由于难以实施治疗、粪便管理等措施，在血吸虫病传播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有可能成为未消灭钉螺地区疫情回升的潜在隐患^[22]。在云南省高原山区特别是高山峡谷型局部地区，小兽作为一种与人类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血吸虫保虫宿主仍需重点关注。各地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展传染源调查，加强疫情监测，特别是疫情反弹而常规人、畜监测难以查明疫情原因的局部地区，必要时应将小兽列为调查监测对象，血吸虫病流行区可考虑卫生与农业相结合的防制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