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是把双刃剑，它不仅可以保护作物，还能让居民在生活中免受媒介生物的干扰和伤害，但若使用不当也可能会给人畜和环境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应加强公共卫生用农药的登记和管理，提高使用率，让其在最低有效剂量下更好地保护人类健康和赖以生存的地球。该文介绍了我国公共卫生用农药的发展及其应用概况。

1 灭蚊防病

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展了“除四害、讲卫生”爱国卫生运动，对媒介生物防制及控制传染病有重要作用。随着气候变暖、城市化推进、害虫繁衍和变迁，使防治媒介生物及城市昆虫的任务更艰巨。为有效防控寨卡病毒病、登革热及黄热病等传染病，2016年4月开展了第28个全国爱国卫生月活动。

在国家高度重视，各项政策、制度和相关措施到位，各级政府和防控人员的共同努力以及药剂和配套器械充足的条件下，媒介生物防控取得显著成果，大大降低了蚊虫密度和媒介传染病发病率。自2010年实施“消除疟疾行动10年计划”，年发病人数由数万例降到1 000例；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的死亡人数由每年数百例降到数十例；2014年登革热大暴发，政府非常关注，各项防控措施到位，虽发病人数达46 000例，但死亡仅6例；2015年，台湾地区的登革热病例达43 300例，大陆地区控制在3 000余例，但血吸虫病却首次突破上万例，而死亡人数较多的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性出血热，HFRS）由数百例降至数十例，其次是乙脑和疟疾（图 1）。提示应进一步落实防治钉螺的管理措施，加快杀鼠剂的更新及加强防鼠措施，严防血吸虫、HFRS、疟疾和乙脑等传染病。

目前，应做好媒介生物防制工作，预防控制媒介传染病。媒介生物防控主要采用药物处理，防治靶标生物20余种，其中用于防治成蚊和蚊幼虫的占卫生用产品的45%，蜚蠊占23%，成蝇和蝇幼虫占21%；除这三大靶标生物外，蚂蚁占3%，跳蚤占1%，白蚁占2%，黑皮蠹/黑毛皮蠹和霉菌各占1%；另还有红火蚁、尘螨/螨、臭虫、衣蛾、麦蛾、印度谷螟、米象、谷蛾、蜱、蠓、腐朽菌、尾蚴、家鼠及钉螺等。现在卫生用农药已成为家庭和公共场所不可缺少的产品。

2 发展历史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农药工业刚起步，后逐渐开始生产有机氯、有机磷及氨基甲酸酯类产品，但品种、剂型相对单一。随着改革开放，菊酯类农药的引进改变了农药产品结构，农药工业崛起，各类农药迅速发展，一些品种已进入国际市场。

1982年实施农药登记管理制度，生产和进出口农药须进行登记^[1]。1997年《农药管理条例》（条例）出台，明确卫生用农药属于农药管理范畴，其登记数量和生产量快速增长，近期，较为平缓接近稳定水平。至今，已有700余家企业取得2 400余个产品登记。2014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卫生用农药折百量（产品中有效成分折100%原药量）约上万吨（不包括出口）。目前，卫生用农药有效成分86种，其中菊酯类占卫生用农药有效成分的43%，而其产品占卫生用药产品的74%。高效氯氰菊酯、胺菊酯、氯菊酯、氯氰菊酯、富右旋反式烯丙菊酯、炔丙菊酯、氯氟醚菊酯和Es-生物烯丙菊酯为卫生用药产品的主打品种。2013-2016年新登记的卫生用农药情况见表 1。

3 产品简介

《条例》中农药指预防、消灭或者控制蚊、蝇、蜚蠊、鼠及危害河流堤坝、铁路、机场、建筑物和其他场所的有害生物。卫生用农药指防治人和动物生活环境及自然环境中卫生害虫的农药^[2]。卫生用农药主要有5大剂型（气雾剂22%、蚊香17%、电热蚊香液9%、电热蚊香片和饵剂各8%），占卫生用农药产品的64%。环境友好剂型（悬浮剂6%和长效防蚊帐等）悄然兴起，防蛀、驱避和木材防腐类等产品、新有效成分及各种剂型产品不断面世。从使用范围可大致分为公共卫生、居民和个人防护使用3类，从使用方法可大致分为稀释和非稀释（直接）使用2类，从销售渠道可大致分为商品化和专业化2类。

3.1 公共卫生用产品

公共卫生用产品（或称公共环境用），一般多需稀释，用于公共环境室内外，主要由专业或有害生物防治公司（PCO）人员使用。近年来，为推进媒介生物防治工作，产品种类迅速增加，目前已登记300多个产品。其占市场份额暂不如居民用产品多，但使用量大，与改善环境和保障居民健康密切相关，影响较大，需关注其使用剂量及健康风险。其中悬浮剂、可湿性粉剂、乳油、水乳剂、微乳剂和微囊悬浮剂等13种剂型需稀释，颗粒剂、粉剂、饵剂和浓饵剂等剂型无需稀释。悬浮剂登记数量最多，占公共卫生用农药产品的32%，可湿性粉剂占17%，乳油占13%，水乳剂占12%，微乳剂占10%。需稀释剂型的施药方式主要有滞留喷洒和空间喷雾，近年来用于热雾和超低容量喷雾的产品发展较快。

公共卫生用产品防治的靶标主要有蚊（蚊幼虫）、蝇（蝇幼虫）、蜚蠊、蚁、鼠和钉螺等。其中大部分产品用于防治蚊、蝇和蜚蠊；吡虫啉、联苯菊酯、毒死蜱、氰戊菊酯、氯菊酯、氟虫腈、虫螨腈和依维菌素等用于防治白蚁；吡丙醚、倍硫磷、双硫磷、苏云金杆菌以色列亚种（Bacillus thuringiensis israelensis）、球形芽孢杆菌（B. sphaericus）和醚菊酯等用于防治幼虫；四聚乙醛和杀螺胺乙醇胺盐等用于防治钉螺。

公共环境用产品的有效成分有46种，其中高效氯氰菊酯登记数量最多，占32%，其他依次为氯菊酯、高效氯氟氰菊酯、顺式氯氰菊酯等，近年氟虫腈和吡虫啉发展迅速，见表 2。

3.1.1 杀鼠剂

现已取得15种杀鼠剂、100多个产品登记，其中7种列入WHO名单中，分别为溴敌隆、溴鼠灵、杀鼠醚、杀鼠灵、氟鼠灵、敌鼠钠和胆钙化醇^[3]。其中溴敌隆占40%，溴鼠灵占29%，杀鼠醚和敌鼠钠盐各占9%，是我国杀鼠剂市场的主打产品，饵剂占杀鼠剂产品的96%。α-氯代醇、莪术醇、雷公藤甲素、C型肉毒梭菌毒素、D型肉毒梭菌毒素、地芬诺酯·硫酸钡、硫酰氟等8种未列入WHO名单。

随着经济开发、生活水平和安全理念的提高，在使用合格产品的同时应确保使用安全。目前，主要依靠投饵法进行大面积防治害鼠，而家庭使用粘鼠板更安全方便。

3.1.2 白蚁防治

2015年首次尝试性评估在土壤中使用白蚁防治土壤处理产品对地下水的影响^[4]，按产品登记的最低和最高使用剂量进行处理，联苯菊酯、吡虫啉、毒死蜱、虫螨腈、氯菊酯、氰戊菊酯和依维菌素7种农药的风险均可接受；氟虫腈乳油存在不可接受的风险，建议不要直接用于土壤处理或采取降低使用量等措施。

在正确操作和使用白蚁防治土壤处理产品的前提下，按室外环境对施药者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估，联苯菊酯、吡虫啉、虫螨腈、氯菊酯及氰戊菊酯5种农药对施药者的风险均可被接受。由于氟虫腈和依维菌素的日摄取容许量（ADI）很低，正常使用下对施药者存在不可接受的风险；毒死蜱在最高使用剂量下，对施药者存在不可接受的风险。建议对白蚁防治土壤处理产品尽量不选用氟虫腈和依维菌素，也不建议在高剂量下使用毒死蜱，其低剂量使用虽风险可接受，但ADI值也偏高，建议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如降低使用量或减少施药面积，加强保护措施，从而降低对施药者的风险。

土壤处理药剂在室内实施可能属超登记范围使用，通过居民的健康风险评估，联苯菊酯、吡虫啉、虫螨腈、氯菊酯、氰戊菊酯和氟虫腈6种农药对居民的风险可接受，但毒死蜱对居住的成人和儿童存在不可接受的风险，建议不要在室内使用毒死蜱防治白蚁。由于依维菌素无蒸汽压值，暂不用于评估居民健康风险。

3.1.3 应用建议

根据公告需要稀释产品按文献^[5]执行，产品含量梯度设定和其间隔变化应≥有效成分含量的50%，产品含量要尽量取整数^[6]；建议根据靶标生物特性扬长避短，任何农药在配方上有较大提升的空间；相同产品毒理学数据差异较大，或滞留喷洒效果较差，或剂量及助剂对居民和环境存在风险等，但也有一些具有特色的新剂型，如微囊悬浮剂和浓饵剂等；在媒介生物防治领域，公共卫生用产品的需求量较大，要有计划地轮换使用不同类别农药，按规定剂量使用，以延缓抗性，同时注意施药者、居住者和环境的安全。

3.2 居民用产品

居民用产品主要是在室内使用，一般无需稀释，直接使用的登记数量和生产量在卫生用产品中均占主导地位。其中气雾剂发展平稳，蚊香使用减少，电热蚊香液使用量略有上升，饵剂产品发展较快，电热蚊香片、防蚊片、烟剂、长效防蚊帐和粉剂等用于防治蚊、蝇、蜚蠊、蚁、蚤、臭虫和尘螨等。防蛀剂增加了有效成分（对二氯苯、樟脑、d-樟脑和右旋烯炔菊酯等）、扩大防治范围（黑皮蠹、衣蛾和霉菌等），片剂、球剂和防虫罩等剂型可满足居民生活需求。

3.2.1 发展饵剂

现已取得饵剂27种有效成分，近200个产品登记，其中有12种列入WHO名单，分别为硼酸8%、毒死蜱8%、杀螟硫磷3%、氟蚁腙7%、氟虫睛8%、残杀威13%、氟虫胺、噻虫嗪、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吡虫啉16%、多杀菌素、呋虫胺，从登记数量和产量上均是主流产品，有饵剂和浓饵剂等剂型。氟铃脲、灭幼脲、丁虫腈、茚虫威2%、氟啶脲、诱虫烯、金龟子绿僵菌（Metarhizium anisopliae）、乙酰甲胺磷16%、蟑螂病毒〔黑胸大蠊浓核病毒（Periplaneta fuliginosa densovirus）〕、胺菊酯3%、右旋苯醚菊酯、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2%、顺式氯氰菊酯2%和啶虫脒未列入WHO名单。

近3年饵剂品种和数量发展迅速，登记数量增长＞50%。其中防治蜚蠊产品最多，占74%（毒死蜱、吡虫啉、硼酸、茚虫威、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丁虫腈、残杀威和呋虫胺等）；防治蚁类产品占13%（氟蚁腙、氟虫腈、噻虫嗪、吡虫啉和茚虫威等）；防治蝇类产品占9%（甲基吡恶磷、吡虫啉、噻虫嗪、诱虫烯和啶虫脒等）；防治红火蚁产品占3%（氟蚁腙、茚虫威、氟虫腈、氟虫胺和多杀菌素等）；防治白蚁产品占1%（氟铃脲和氟啶脲等）。金龟子绿僵菌及黑胸大蠊浓核病毒等生物农药的出现丰富了饵剂新品种。近期吡虫啉饵剂快速上升。

吡虫啉、茚虫威、氟虫腈和氟蚁腙等具有多米诺连锁效应，有一代或多代传递破坏害虫的繁衍能力，用菊酯作饵剂需进一步探讨。饵剂产品相对环保，毒性低、用量少、污染小，见效略慢，是防治虫害效果较好的产品。

3.2.2 注意事项

蚊香、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气雾剂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及PM2.5等影响居民健康和安全，值得探讨和考虑；2008年《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办法）第13条修改为“农药名称是指农药的通用名称或简化通用名称，直接使用的卫生用农药以功能描述词语和剂型作为产品名称。”

3.3 个人防护用产品

个人防护产品主要为涂抹在皮肤的驱避剂，防止蚊虫叮咬。现有3种有效成分已取得登记，分别为避蚊胺（66%）、驱蚊酯（28%）和羟哌酯（6%），其中驱蚊花露水占46%，驱蚊液占40%，驱蚊乳占9.5%，有近100个产品。鉴于驱蚊花露水销售量相对较大，应注意其对人体的安全性及舒适度。

4 展望 4.1 农药剂型标准的修订

《农药剂型名称及代码》GB/T 19378-2003是基础标准，重新修订此标准，将统一、精炼我国农药产品的剂型名称及代码，有助于规范管理，提高我国农药剂型加工、科研和产品标准水平；有助于开拓国际市场，推动我国农药制剂走出国门；提高农药利用率，推动环保剂型的生产并推广应用，推进高效低风险产品的生产。此次参考国际剂型标准进行修订，对优化剂型、整合，淘汰落后及无商品流通剂型，取消功能性、包装类和使用方式剂型，增加空间驱避和挥散制剂类别，对国际上已调整和修订的剂型进行修改，并根据市场需求制定我国卫生和生物农药的剂型名称及代码，为农药使用“零”增长目标提供基础。

近年来超低容量喷雾发展很快，在生产实践中有油剂、油悬浮剂和可分散油悬浮剂等剂型均可在超低容量设备上使用。我国已登记数十个产品的水乳剂、油悬浮剂和微乳剂等剂型。超低容量喷雾或热雾机喷雾，主要用于公共卫生及林防、蝗防。从产品质量标准看，应规定剂型技术指标及为配套设备和使用特需设定技术指标，如粘度、挥发性（雾滴失重率）、雾滴粒径和闪点等。此次修订将整合超低容量液剂等使用方式剂型，按产品形态确定剂型，在登记证和标签上标注使用方法为超低容量喷雾或热喷雾，有利于规范剂型，适应各领域需求，体现科学性、严谨性，避免相同产品存在不同剂型的技术漏洞，加强超低容量喷雾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4.2 加强助剂管理

新《条例》将农药助剂管理纳入行政许可管理范围，为清洁农药生产，推进安全环保型助剂，已在网上征求禁限用农药助剂意见。

目前，我国在助剂上已采取一些管理措施，主要有：①限制氯氟化碳物质作杀虫气雾剂推进助剂登记使用；②禁用八氯二丙醚（S2/S421）；③实施《农药乳油中有害溶剂限量》（HG/T 4576-2013）标准，推进水基产品发展，卫生用悬浮剂和水乳剂等登记数量增长了50%。将逐渐降低气雾剂等产品的VOCs，减少燃烧类产品，降低空气污染，促进空气清洁。建议采用高质量助剂，避免为遮盖劣质煤油（或助剂）气味而添加香精，确保居民健康和空气清洁；④根据农业部1132号公告，同一产品限定3种香型，且香精总含量≤1%产品组成，实行行政备案管理，与美国对香料的管理规定相符^[7]。2012年美国对香料进行告知试点项目，要求公布香精各组分^[8]，添加或变更香精总含量≤产品总量的1%，且单组分含量≤0.1%。目前卫生产品主要在室内使用，非香水或空气清新剂，不宜采用过浓或奇异香气进行宣传，不能回避缺陷，要考虑其对过敏人群和老幼孕妇等免疫力较低人群的影响；且香型描述要规范，不得过分叠加香型。

4.3 转变理念，加强风险评估

我国农药管理起步较晚，安全评估管理相对薄弱。应转变思路，加快风险评估技术研究，引导企业开发安全环保产品。目前，已发布《蚊香类产品健康风险评估指南》NY/T 2875-2015标准，还有关于室内杀虫气雾剂初级暴露评估方法的评述^[9]、防蛀剂最低有效剂量和健康风险评估^[10]以及白蚁防治土壤处理产品的风险评估探讨等报道^[4]。

卫生用农药将从注重防效到安全与防效并重，树立“安全第一”理念，建议修订药效测定方法和评价标准，逐渐将杀灭防控转为以预防为主。“最低有效剂量”是国际推行提高农药安全使用的一种管理模式，以最低使用量达到可接受的范围并与安全风险评估目标相符，延缓农药抗性。鼓励开发生物农药，优化品种结构，改进施药技术，科学用药，提高农药利用率。

4.4 提高产品质量

2015年农业部发布农药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的产品名单，其中卫生用农药有2.5%高效氯氰菊酯微囊悬浮剂、杀白蚁粉剂（高效氯氰菊酯）、0.37%杀虫气雾剂（胺菊酯·氯菊酯）未检出标签标注的有效成分含量，却检测出氯虫苯甲酰胺、毒死蜱及已不在登记状态的氯烯炔菊酯等隐形成分；在杀蟑和杀蚁饵剂中检出禁用的灭蚁灵^[11]。1999年环境保护部等10部委联合发布“关于禁止生产、流通、使用和进出口滴滴涕、氯丹、灭蚁灵及六氯苯”的公告。2009年5月17日，我国全面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淘汰和停止生产使用氯丹和灭蚁灵及含量不合格的产品。

在卫生防疫领域要使用合格产品，若使用假劣农药，尤其是添加隐形成分产品会影响防治效果并危害施药者和居民的健康，从而引发无法预测的危害。企业应按质量保证程序，生产符合标准的产品，同时针对假冒产品要共同打假。2016年农业部重点抽查生物农药和烟剂产品^[12]及全国农资打假首查网络经营^[13]。杜绝非法产品，确保产品质量。

2015年，FAO/WHO联合发布了《国际农药管理行为守则》^[14]，是参与或涉及对农药从生产到销毁整个生命周期管理的所有实体提出自愿行为的标准，是具法律约束力的化学品管理文书的补充。我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要承担履约的责任和义务，遵守国际管理行为守则，提高农药质量。

5 结语

从全球农药领域看，美国分食用/非食用管理，欧盟分农用/非农用管理，我国目前分卫生用/大田用农药管理，基本均以残留为分界岭。欧盟非农用的杀生剂涵盖范围较广，分4组22类（消毒剂、防腐剂、害虫防治剂和其他杀生剂），我国卫生用农药与欧盟管理相似的主要有5类（防腐剂、杀鼠剂、杀虫/杀螨及节制剂、驱避剂和引诱剂、控制脊椎动物）^[15]。

近10年，全球农用产品市场有升有降，约为257.10亿～566.55亿美元，2010-2014年非农用产品呈稳步增长（41.3亿～65.57亿美元），平均增长率为3.5%^[16]。2015年首次降低了3.6%（63.22亿美元）^[17]。各国对非农法规和管理范围有所差异，但非农市场前景广阔，有潜在上升空间。

现在我国市场防治蜱、蚋（黑蝇）、虻、白蛉和蜘蛛等产品较缺乏，应发展特色产品，满足市场需求；推进水基产品，加强生物农药登记。卫生用农药领域的品种和剂型较多，涉及范围广，发展空间大，同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较大。通过加强认识，转变思路和理念，逐渐将杀灭转为驱避、引诱和预防为主，确保人畜健康和环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