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主要通过媒介昆虫在啮齿动物间传播，在一定条件下通过疫鼠、疫蚤或其他染疫动物感染人类，造成人间鼠疫的流行。不同动物对鼠疫耶尔森菌（鼠疫菌）的敏感性不同，啮齿类相对易感。一些动物对鼠疫菌具有低敏感、高抗性，染疫后大多均自然治愈，并在体内长时间保留鼠疫的特异性抗体。我国通常把家犬、家猫等非主要宿主动物称为鼠疫指示动物或高抗动物^[1]。它们虽非自然疫源地的主要宿主，但与人类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一旦染疫将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现就鼠疫指示动物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家犬与人类关系非常密切、接触频繁，关于犬类作为鼠疫指示动物的研究较多。犬主要在户外活动，且活动范围较广，在牧区有自行捕猎或叼食啮齿动物尸体及通过嗅觉搜猎动物洞穴的习惯。因此，在鼠疫自然疫源地犬感染鼠疫的概率较大。2009年青海省人间鼠疫的流行由当地牧民与牧羊犬近距离接触所导致^[2]。近年来，自家犬体内分离鼠疫菌的报道较少，多数来自于对犬的鼠疫血清学调查。张安宁等^[3]于1982－2000年对肃南县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a）鼠疫自然疫源地非宿主动物的血清进行调查，共收集犬血清394份，经间接血凝试验（IHA），阳性54份，阳性率为13.71%，几何平均滴度为103.42。2002年阳松等^[4]在新疆温泉县从牧犬血清中首次检出鼠疫F1抗体，滴度为1∶64。研究显示，在西部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由于牧羊犬参与放牧，犬类与鼠疫主要宿主动物旱獭接触频繁，自然感染鼠疫的概率增加。2010年杜国义等^[2]在河北省鼠疫自然疫源地内采集104份犬血清，采用IHA和鼠疫F1抗体胶体金检测，均未检出阳性，说明当地为半牧半农，犬类一般不用作放牧，故感染概率相对较低。张正飞等^[5]分别于2006年和2013年，两次采集云南省西北部犬血清共1 579份，阳性179份，阳性率为11.34%。以上结果显示，犬类对鼠疫菌具有低感受性、低敏感性和高抗性的特点，使其感染鼠疫后在短时间内不会迅速发病或死亡，一般在不发病的情况下分离不到鼠疫菌，而是产生较高滴度的抗体，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较为稳定的滴度。因此，犬类的鼠疫血清F1抗体检测有助于进行鼠疫追溯性调查，并可根据血清鼠疫F1抗体的滴度水平推断鼠疫疫情。

在我国南方家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家猫与染疫的啮齿类动物接触比较密切，将其作为指示动物意义较大。在当地，家猫主要为居民灭鼠，其在捕食啮齿动物时可能感染鼠疫并传播给人。梁江明等^[6]于2000年检测来自广西隆林鼠疫疫区的13份猫血清，F1抗体阳性血清2份。2003年杨智明等^[7]对云南省盈江县216份猫血清进行鼠疫F1抗体检测，结果4份被检出鼠疫F1抗体。2014年张正飞等^[5]检测猫血清182份，阳性42份，阳性率为23.08%。因此，家猫作为鼠疫指示动物也应引起重视。

1978年云南省在剑川野鼠鼠疫自然疫源地捕获1只野猪，其血清中检出F1抗体，IHA抗体滴度为1∶320，首次证实野猪可自然感染鼠疫^[1]。1994年张安宁等^[3]利用IHA检测来自云南省鼠疫疫区的猪血清39份，F1抗体阳性血清11份，阳性率为28.21%。在农村地区广泛养殖猪，尤其南方农村，通常猪以放养为主。猪是杂食动物，偶食病、死的啮齿动物。因此，其也可能感染鼠疫，应加以重视。

除牧犬、猫和猪以外，也有其他动物检出鼠疫菌或血清阳性的报道，如青海省在鼠疫动物病监测过程中，在玛沁县地区捕获1只胡兀鹫（Gypaetus barbatus）经鼠疫血清学检测，体内鼠疫菌F1抗体滴度达1∶10 240^[8]。李敬海等^[9]1984年于1只沙狐（Vulpes corsac）体内检出鼠疫F1抗体，IHA抗体滴度为1∶80。但上述鸟类和动物相对较少，且不易捕获，作为指示动物不易获得。

日常鼠疫监测工作中应重视鼠疫指示动物的检测和发现。监测侧重于各鼠疫自然疫源地的主要宿主和媒介，而忽视次要或偶然宿主动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得到重视，各疫源地的生态得以恢复，疫源地内动物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加。同时，人们积极寻求亲近自然，开始自驾游和生态游，人类感染鼠疫的概率不断增加。应意识到非主要宿主动物鼠疫监测的重要意义，同时积极发现鼠疫菌的指示动物。鼠疫指示动物对鼠疫菌有低敏感性，高抗性，感染鼠疫后，不发病或病情较轻，不易引起注意。同时，鼠疫指示动物与人们生产生活极为密切，人类感染鼠疫菌的可能性较大。因此，鼠疫常规监测的同时应加大对鼠疫指示动物的血清学调查和病原学研究，对及早发现疫情具有重要意义，从而为新的自然环境条件下鼠疫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