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鼠类引起的鼠疫、肾综合征出血热（HFRS）和钩端螺旋体病（钩体病）等鼠传疾病是影响人类健康的一类重要虫媒传染病。鼠传疾病多为自然疫源性疾病，由于存在动物宿主，它们在自然界流行，当人进入自然疫源地就会被感染、发病，这类疾病对在野外从事生产活动、经济开发和旅游等人群危害极大，流行暴发时有发生。鼠疫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传染源主要是啮齿类动物，是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烈性传染病。而汉坦病毒引起HFRS流行广泛、危害严重，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钩体病是一种临床上表现多样，能引起多脏器损伤的人畜共患病^{[1, 2, 3]}。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洪灾、虫媒监测系统的不完善和媒介生物控制不力的因素影响，全球虫媒传染病发病水平呈上升趋势，新病原体陆续被发现，原有虫媒传染病的流行区域不断扩展、疾病的流行频度在不断增强，作为重要媒介生物的鼠类引起的鼠疫、HFRS和钩体病等鼠传疾病在虫媒传染病中占有较大比例。据估计，中国实际发生的病例远高于报告病例数，大量的HFRS和钩体病等鼠传疾病病例被误诊和漏报，得不到及时诊断和治疗，成为鼠传疾病流行的危险因素^{[4, 5, 6, 7]}。

鼠疫可造成非常严重的人类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3年全世界报告鼠疫783例，其中死亡126例，流行最广的3个国家是马达加斯加、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秘鲁^[8]。2012年中国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的鼠疫、HFRS和钩体病的发病数分别为1、13 331、435例；2013年鼠疫、HFRS和钩体病的发病数分别为0、12 957、364例，两年来，上述3种鼠传疾病死亡224例，严重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中国近年人间和动物间鼠疫疫情持续存在，动物鼠疫疫情在大中城市和人群聚集地周边地区被不断监测到；中国鼠疫疫源地种类多、分布地域广，新的鼠疫疫源地不断增加；旅游人员、大型项目工程施工人员和地质勘探人员等深入鼠疫疫源地区开展活动日趋频繁，不断加大了鼠疫远距离传播的风险。另外，中国周边的印度、缅甸等国家鼠疫疫情持续活跃^[9]，使中国出现输入性鼠疫疫情的风险较大，鼠疫防治形势仍然严峻。汪立茂等^[10]报吿了一起2012年人间鼠疫疫情，同时证实四川省理塘县为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a）鼠疫自然疫源地。

HFRS在世界上31个国家和地区流行，主要流行于中国和韩国，其次为欧洲的俄罗斯、芬兰等国家^[11]。中国的HFRS疫情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华东地区，全年发病呈春季、秋冬季两个发病高峰，秋冬季峰要远高于春季，发病以男性青壮年居多，职业以农民为主。中国东北和西北区主要为姬鼠型HFRS疫源地，华北及其附近地区为家鼠型HFRS疫源地，其他地区为混合型HFRS疫源地^[12]。

据估计全球钩体病的每年发病数＞50万例，部分地区的钩体病发病率高达975/10万，近10年来尼加拉瓜、菲律宾和泰国均曾出现钩体病暴发，大都与洪水等极端恶劣天气之间存在联系^{[13, 14]}。目前中国钩体病疫情仍处在较低发病水平，但部分地区因气候变化和主要宿主动物种群变化等因素出现暴发疫情^[15]。恙虫病分布较广，主要分布在亚洲的太平洋地区，以东南亚为主要流行区，俄罗斯东南部也有病例报告。在亚洲，大约有10亿人受到恙虫病威胁，每年约有100万人发病。近年来，中国恙虫病病例报告数逐年增加，从2006年的1244例增加至2010年的4071例，恙虫病报告发病率也由2006年的0.09/10万升高至2010年的0.31/10万。2006年以来，新增报告恙虫病的省份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北地区。2008年安徽省阜阳市发生恙虫病暴发疫情，2010年北京市、陕西和河南省分别报告47、14和7例^{[16, 17, 18]}，表明我国恙虫病疫源地在长江以北地区不断扩大。近年来，温州市等长江以南地区也报告了多例恙虫病病例^[19]。

鼠疫菌可分为4种生物型，即古典型、中世纪型、东方型和田鼠型。前3种生物型与人类历史3次鼠疫大流行相对应，最后一种生物型对人不致病，但能造成田鼠鼠疫并在其自然疫源地内流行^{[20, 21]}。鼠疫菌在进化过程中对非生物环境领域扩张的同时，不仅适应鼠疫

宿主和媒介的外环境，而且增强了对宿主和媒介内环境的适应能力，并在机体内生存繁殖改变毒力和免疫效应。该菌既能在常温动物（家鼠、沙鼠和田鼠等）体内生存，又能在异温动物（旱獭和黄鼠）和变温昆虫（蚤）体内生存，鼠疫菌已成为对多态生存环境具有广泛适应性的生物种群。鼠疫菌不仅扩大了对生态地理环境的适应性，从高原高寒高旱环境扩大到高原高温高旱环境，进而扩大到平原高温高湿环境，从我国自然地势第一台阶地域扩大到第二、三台阶地域，且不断增强了对生物环境的适应性。

至目前为止，已知能使人类发生HFRS的汉坦病毒（HV）血清型有：汉滩型（Hantaan，HTN），又称野鼠型；汉城型（Seoul virus，SEO），又称家鼠型；普马拉型（Puumala，PUU），又称鼠平型；多布拉伐-贝尔格莱德型（Dobrava Belgrade，DOB）和Saare maa型（SAA）等^[11]。用病毒基因序列分析方法分型进行HV基因分型研究，已发现许多新的HV基因型和亚型，其中HTN HV可分为9个亚型，SEO HV则有4～6个亚型。

致病性钩体是钩体病的病原体，目前已明确的钩体属有17个基因种，其中致病性钩体有问号状钩体（Leptospira interrrogans）、 L. kirschneeri、 L. noguchii、 L. borgpetersenii、 L. santarosai、 L. weilii等，目前，中国已发现有18群75个血清型^[22]。恙虫病是由恙虫病东方体感染引起，1927年由日本学者发现并命名，中国于1943年用血清学方法证实了恙虫病，1948年从患者血液中分离到立克次体。根据抗原性的不同，恙虫病东方体可分为10个血清型，由于恙虫病东方体容易发生基因突变，存在陆续发现新的血清型的可能。中国大陆以Gilliam血清型为主，其次为Kato、Kawasaki和未定型；台湾地区以Karp血清型为主，其他为TA716、TA763和未定型等血清型^[16]。

最初古典生物型鼠疫菌只流行在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宿主、媒介只有几十种，如今古典生物型鼠疫菌已演变出中世纪生物型鼠疫菌和东方生物型鼠疫菌，从旱獭疫源地扩张到沙鼠疫源地、家鼠疫源地，其鼠疫宿主、媒介已扩大至200多种。研究认为生态系统、小兽动物及其体表寄生蚤、螨生物分布以及鼠疫菌株基因分型的遗传多样性主要体现了鼠疫自然疫源地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小型兽类生物多样性也决定了体外寄生蚤类生物多样性。中国发现感染鼠疫的宿主动物有80多种，其中自然染疫的节肢动物有62种，分别为蚤目有3总科6科22属52种、蜱螨亚纲有2科6属8种和吸虱目有1科1属2种^{[23, 24]}。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HV具有多宿主性，同时每一血清型HV均有其特有的单一主要或原始宿主动物，宿主动物的种群类型和密度及其感染情况决定了疫区的分布和人间HV感染的流行强度。在世界范围内，迄今已发现180多种自然感染HV的陆栖脊椎动物^{[25, 26]}。中国发现感染HV的脊椎动物有73种，包括哺乳类61种、鸟类8种、爬行类2种和两栖类2种。HFRS的主要宿主动物和传染源是小型啮齿动物，姬鼠属（Apodemus）有4种，分别为黑线姬鼠（Apodemus agrarius）、大林姬鼠 （Ap. peninsulae）、小林姬鼠（Ap. sylvaticus）和高山姬鼠（Ap. chevrieri）；家鼠属（Rattus）有3种，分别为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小家鼠（Mus musculus）和黄胸鼠（R. tanezumi）；田鼠亚科（Microtiniae）中也有4种，分别为棕背鼠平（Myodes rufocanus）、皇家鼠平（M. regulus）、莫氏田鼠（Microtus maximowiczii）和东方田鼠（M. fortis）；旅鼠属1种，为西伯利亚旅鼠（Lemmings sibiricus）。研究认为野栖的黑线姬鼠（占79.75% ）和以家栖为主的褐家鼠（占70.10%）是中国HFRS主要（原始）宿主鼠种^{[27, 28, 29]}。

全世界钩体病动物宿主超过200种，中国能分离出钩体的动物有67种，包括啮齿目动物、家畜及实验动物，两栖类动物，食虫目动物，食肉目动物，兔形目、偶蹄目和鸟类，爬行动物、鱼类和节肢动物等，这些动物宿主除了鸟类和昆虫，其他均既是储存宿主又是传染源。中国钩体病的主要传染源是鼠类和家畜，稻田型钩体病的主要传染源是鼠类，而黑线姬鼠是中国钩体病的主要宿主动物^[22]。全球已发现恙虫病的传播媒介恙螨3000多种，中国南方恙虫病疫源地位于中国北纬31°以南地区，动物宿主20多种，其中黄毛鼠（Rattus losea）、黑线姬鼠和黄胸鼠是主要宿主动物，传播媒介有地里纤恙螨（Leptotrombidium deliense）、中华无前恙螨（Walchia chinensis）和小板纤恙螨（L. scutellare）；中国北方恙虫病疫源地位于北纬40°以北与朝鲜半岛和俄罗斯接壤的沿海地区和岛屿，主要宿主动物有黑线姬鼠、大仓鼠（Tscherskia triton）和大林姬鼠，传播媒介有东方纤恙螨（L. orientale）、小盾纤恙螨（L. deliense）和小板纤恙螨，是中国近年来新发现的疫源地；过渡型疫源地位于北纬 31°～40°之间，即南北2个疫源地中间地带，包括山东省、江苏省、天津市、山西省及河北省等地，该型疫源地以黑线姬鼠为主要宿主动物，小盾纤恙螨为传播媒介^[16]。

马红梅等^[30]结合病媒生物监测开展了南昌市鼠类种群分布与主要鼠传疾病调查研究用于鼠传疾病风险评估和预测。Mills^[31]通过研究认为人鼠共患病毒在宿主种群中的流行率和传播率随不同的时间、空间和宿主-病毒体系而改变，其中天气和食物等环境因素影响繁殖成功率和种群密度，从而影响传播率，生理因素会控制宿主对感染的反应和宿主保持被感染状态的时间。郭海强等^[32]开展了季节趋势模型在我国HFRS发病动态研究中的应用研究，发现季节趋势模型可用于拟合既具有长期趋势，又具有季节性特点的数据，可利用模型进行短期预测。马芬等^[33]开展钩体病预警体系指标研究，认为病原因素、宿主动物钩体带菌率、人群对钩体的免疫保护、气象条件变化、社会因素导致人群暴露钩体机会、周边地区发病情况和钩体病例在时空上出现暴发等属于1级评价指标。龚震宇等^[34]在浙江省丽水市开展病媒生物及相关疾病综合监测试点研究提出需要对各种单病种监测方案的监测时间、方法、地点进行调整，整合资源，真正建立鼠传疾病综合监测平台。侯娟等^[35]在龙游县开展鼠传疾病综合监测研究发现分别开展病媒生物鼠类监测、鼠疫监测、HFRS和钩体病等传染病监测全年需消耗人力404人次，开展综合监测后只需162人次，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资源。综合监测既可以掌握媒介生物种群分布及密度季节消长的全面情况，又可以了解宿主动物和媒介携带病毒（菌）情况，既满足了媒介监测的要求，又满足了鼠传疾病单病种监测的需求，可以更全面地判断和分析病媒生物对人类的危害程度。

鼠传疾病是一类重要的虫媒传染病，开展鼠传疾病流行病学研究对防控相关疾病危害意义重大，目前对鼠传疾病流行病学还主要围绕在鼠传疾病单病种监测以及相关因素对鼠传疾病单病种的影响研究方面^[36] ，有的地方报道发现了鼠传疾病新病原体，部分研究发现了新的动物宿主和传播媒介，以及有一些比较满意和成熟的分布模型和预警体系应用于HFRS和钩体病的预测预警研究。但是鼠传疾病种类多，分布广泛，需要探讨建立包括鼠疫、HFRS、钩体病、恙虫病和巴尔通体在内的鼠传疾病的综合监测模式^{[37, 38, 39, 40]}，整合现有鼠传疾病和病媒生物监测体系，应用多种定性和定量研究模型综合开展各类鼠传疾病防控研究科学防控鼠传疾病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