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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信息
- 张井巍, 姜进勇, 曾旭灿, 郑宇婷, 周红宁
- ZHANG Jing-wei, JIANG Jin-yong, ZENG Xu-can, ZHENG Yu-ting, ZHOU Hong-ning
- 云南省部分疟疾疫情不稳定地区重要媒介按蚊生态习性研究
- Study of ecological habits of important malaria vectors in epidemic-prone regions of malaria in Yunnan province, China
-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15, 26(1): 47-50,54
- Chin J Vector Biol & Control, 2015, 26(1): 47-50,54
- 10.11853/j.issn.1003.4692.2015.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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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14-09-01
- 网络出版时间:2014-12-17
2. 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 云南省虫媒传染病防控研究重点实验室(培育), 云南省疟疾研究中心, 云南普洱665000
2. Yunnan Institution of Parasitic Diseases, Yunn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Vector-borne Diseases Control and Research (in establishment), Yunnan Provincial Center of Malaria Research, Pu'er 665000, Yunnan Province, China
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有独特的立体气候及地形地貌复杂的特点,是我国疟疾的主要流行区域[1]。据资料显示,1953年全省年疟疾发病数为410 274例,发病率高达248.28/万,为云南省的主要防控疾病[2]。60余年来云南省疟疾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近几年发病数明显下降,从2008年的3640例降至2012年的636例。当前疟疾流行区主要集中在滇西北、滇东北、元江河谷流行区和边境一线(“三块一线”)[3]。同时,60余年来围绕疟疾媒介在云南省疟疾流行中的重要作用也开展大量研究,揭示出中华按蚊(Anopheles sinensis)、微小按蚊(An. minimus)、雷氏按蚊(An. lesteri)、昆明按蚊(An. kunmingensis)和大劣按蚊(An. dirus)属于云南省上述主要流行区的重要媒介[4,5]。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几十年来的媒介控制开展,当前疟疾媒介生态习性是否发生改变尚不清楚,亟待在疟疾不稳定地区开展相应的调查,为制定相应的媒介控制措施提供依据。为此,2012年在云南省部分疟疾传播不稳定地区景洪市、元江、龙陵和绥江县开展了疟疾媒介生态习性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点
2012年4-8月,选择疟疾不稳定地区的边境县景洪市勐罕镇曼辉寨(21°50′58.83″N,100°55′39.27″E,海拔526 m)、元江红河流域的元江县澧江镇那塘新村(23°35′30.23″N,101°59′55.79″E,海拔393 m),滇西的龙陵县平达乡段家坝村(24°20′01.84″N,98°55′55.03″E,海拔1607 m)和滇东北的昭通市绥江县回望村(28°36′13.33″N,103°57′21.61″E,海拔573 m)作为调查点。这些现场观察点均饲养有牛、猪、犬等动物,且周围植被较好,具有小溪、稻田等蚊种孳生环境。
据云南省疟疾疫情数据显示,该4个县(市)2001-2010年共发生疟疾病例8810例〔占全省疟疾病例总数的9.91%(8810/88 925)〕,其中间日疟7088例〔占全省间日疟总数的10.91%(7088/64 943)〕,恶性疟1456例〔占全省恶性疟总数的7.62%(1456/19 108)〕。景洪市、龙陵县、元江县和绥江县10年中发生疟疾病例分别为4020、3412、1361和17例。 1.2 调查方法及内容
参照2007年《疟疾防治手册》[6]和2008年潘嘉云等[7]对上述4个调查点进行的按蚊调查;参照1997年陆宝麟[8]中国动物志按蚊分种检索表及1991年姬淑红和陆宝麟[9]中国多斑按蚊(An. maculatus)类群小记进行蚊种分类。 1.2.1 蚊虫种群密度调查
在观察点东、西、南、北4个方位各选择1户人房或畜房(人房、畜房距离较近或人房在上层、畜房在下层),采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诱蚊灯(6 V,50 mA,Model 1012,John W.Hock Company,U.S.A)逐日连续6个晚上在观察点通宵捕捉成蚊,次日分类鉴定并计数〔密度单位:只/(晚·灯)〕。 1.2.2 嗜血习性调查
在观察点,用电动吸蚊器(Agricultural Backpack 2-Cycle Aspirator Model 1612,John W.Hock Company,U.S.A)每日清晨(05:00-07:00)于人房或周围栖息场所(如草丛、石穴等)抓捕吸饱血的按蚊,然后制成蚊胃血滤纸血膜,在实验室采用多重PCR方法检测人、畜血源。
多重PCR法鉴定蚊胃血源:采用血液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上海捷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进行蚊胃血标本基因组DNA的提取。分子鉴定参照文献[10] 的鉴别方法,根据冈比亚按蚊(An. gambiae)、人、牛、猪和犬的线粒体DNA细胞色素b序列设计,包括1对通用引物(正向引物、反向引物),人和3种哺乳动物(牛、猪和犬)的种特异引物(表 1),可扩增5种不同大小的片段,分别为正向引物(523 bp)、人(334 bp)、牛(560 bp)和犬(680 bp)。之后,PCR反应体系:2×Taq PCR MasterMix 12.5 μl、ddH2O 6.5 μl、DNA模板3 μl和6条引物(20 pmol/μl)各0.5 μl。PCR反应条件:95 ℃ 5 min;95 ℃ 1 min,58 ℃ 1 min、72 ℃ 1 min,共35个循环;72 ℃ 7 min。取6 μl扩增产物,于1.2%琼脂糖凝胶(含1.5 μl溴化乙锭)电泳后,在凝胶成像分析系统下观察、记录结果,并将条带清晰的PCR产物进行测序,测序结果在GenBank中进行Blast比对验证。
1.2.3蚊虫夜间活动规律观察在观察点选择1户人房和1个村外点(距离村庄500~1000 m),采用帐诱法(2人一组)通宵观察媒介按蚊夜间活动规律。叮人率单位:只/(人·h)。 1.2.4经产蚊调查
在观察点对捕获的部分按蚊在体视显微镜下采用经产蚊检测方法鉴定经产蚊,计算经产蚊比例和蚊虫日预期寿命[6]。 2 结果 2.1 按蚊种群构成
4个调查点共捕获按蚊18种44 635只。其中,中华按蚊26 468只,微小按蚊2428只,雷氏按蚊100只,昆明按蚊1620只,其他按蚊14 019只,分别占所获按蚊总数的59.30%、5.44%、0.22%、3.63%和31.41%(表 2)。
在景洪市、元江和绥江县调查中华按蚊密度分别为41.98、146.48、50.81只/(晚·灯);景洪市微小按蚊密度较高,为22.29只/(晚·灯);龙陵县昆明按蚊密度为8.03只/(晚·灯),绥江县雷氏按蚊密度为0.83只/(晚·灯)(表 3)。
2.3 蚊虫夜间活动节律采用夜间通宵观察方法,即由20:00至次日凌晨06:00,每小时定期抓捕蚊虫1次,结果显示,景洪市微小按蚊夜间活动高峰在23:00-00:00,叮人率平均为2.17只/(人· h);景洪市和元江县的中华按蚊夜间活动节律基本相似,主要在20:00-21:00,叮人率为2.42只/(人· h);绥江县的中华按蚊夜间活动高峰与其他地区差异较大,活动高峰主要在02:00-03:00,叮人率为4.75只/(人· h);昆明按蚊夜间活动高峰主要出现在22:00之前,叮人率为1.67只/(人· h)(图 1)。
2.4 媒介经产蚊比率景洪市共解剖微小按蚊189只,月平均经产蚊比例为85.20%;景洪市、元江和绥江县解剖中华按蚊1516只,月平均经产蚊比例分别为89.10%、92.50%和72.40%;昆明按蚊183只,月平均经产蚊比例为60.40%(表 4);雷氏按蚊所获标本较少,未进行观察。
2.5 蚊胃血源4个观察点共采集蚊虫胃血标本89份,其中中华按蚊45份,人血指数为0.30,微小按蚊23份,人血指数为0.50,昆明按蚊21份,人血指数为0.30,雷氏按蚊未采集到标本(表 5)。
3 讨论3.1 按蚊种群密度情况
云南省按蚊种类繁多,此次调查共捕获18种44 635只按蚊,其中中华按蚊为优势种群(59.30%),与以往调查结果基本相似[4,5]。对于微小按蚊,此次调查发现该蚊在景洪市仍然具有较高的种群数量(2243只),且其种群密度也较高〔22.29只/(晚·灯)〕,与董学书等[11]、王学忠等[12]和周红宁等[13]调查结果基本相似,属于边境地区主要优势按蚊种类之一;但在元江红河流域的元江县该蚊捕获比例与范波等[14] 调查结果比较,种群数量较低(仅占当地捕获按蚊总数的0.63%),可能与2005年以前该地区开展大量的热区作物开发,微小按蚊孳生环境减少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在龙陵县昆明按蚊种群数量和密度均较高〔共捕获1620只,密度为8.03只/(晚·灯)〕,与董学书等[15]及张国才和张志勇[16]以往在滇西北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属当地优势按蚊种类。在绥江县雷氏按蚊种群数量较低,仅捕获100只,其密度也较低,仅为0.83只/h,但与李华宪等[17]和陈国伟等[18]在滇东北的调查数据相似,可能与长期以来室内滞留喷洒杀虫剂有密切关系,同时可能与云南省雷氏按蚊发生群体遗传结构变异有一定关系[19]。 3.2夜间活动规律
景洪市和元江县中华按蚊的活动高峰均出现在22:00之前,与周红宁等[13]在景洪市及与范波等[14]在元江县观察结果吻合。绥江县中华按蚊与景洪市和元江县中华按蚊夜间活动规律明显不同,前者活动高峰主要出现在02:00-03:00,也与1978年绥江县中华按蚊夜间活动观察结果(21:00-22:00)存在差异[20],就其差异有待于进一步调查。景洪市和元江县微小按蚊子夜为活动高峰,与以往观察结果相似[12,13,14]。昆明按蚊的夜间活动规律与以往研究相似,均出现在21:00-22:00[15,16]。由于此次雷氏按蚊夜间捕获的数量较少,较难比较分析出该蚊与以往夜间活动规律的变化情况。 3.3经产蚊情况
表 3中4-8月经产蚊分析发现,景洪市微小按蚊、中华按蚊和元江县的中华按蚊每月经产蚊较高,可能与这2个地区3月以来气温较高,适合蚊虫孳生繁衍有关[4];绥江和龙陵县5月之前气温较低,不利于蚊虫孳生繁衍,仅在6-8月气温较高时适合蚊虫大量孳生繁衍[20]。
采用多重PCR方法检测样本显示微小按蚊、中华按蚊和昆明按蚊仅观察到单一血餐来源,未发现同一样本内存在多种血源的现象。而在其他的类似研究中却发现同一样本内存在2种血源,如应用多重PCR方法鉴定分析云南省4个县按蚊胃血源,出现一只蚊虫吸食2种血液的占0.14%[21]。 3.4蚊虫嗜血习性
微小按蚊、中华按蚊和昆明按蚊人、畜血兼吸,但微小按蚊嗜人血指数较高(0.50)[4,13](表 5),与2014年张井巍等[21]调查微小按蚊人血指数(0.045)相比高出很多;中华按蚊在景洪市的人血指数(0.80)远高于元江和绥江县,同时与2014年张井巍等[21]的调查相比人血指数仍较高,景洪市耕牛逐渐被现代机器替代,牛群数量大量降低,从而增加了该地区人-蚊接触机会,导致人血指数增高,结果提示该蚊作为当地疟疾媒介引起的疟疾流行或暴发风险将会升高,应引起当地防疫部门的重视[6,13]。
上述结果显示按蚊的种群密度、人血指数、活动节律等生态习性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会对当地疟疾流行特征发生改变,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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